我的愿望并不是想与文字结下太深的缘，以文为业。我想做的是一名军人，我崇尚军人的阳刚和热烈，那是从小就播种下的志向。可是相反，无意涉及文字的工作，我竟为之付出了很多辛勤和心血。
   
    往事勾起对在北京过去的记忆。也许，会给我一点微笑、沉浸和影响，或一些想象。

    某一天冬天的晚上，我在学院的图书馆阅读室里，见后来我就职的《杂志社》（因众提周知的原因，且这么称谓吧）刊登的该刊招聘记者、编辑启事。吸引我的是对做记者的想象，按照要求，给杂志社寄去了稿件。春节之后，我从家中回到学院，认为这事不会有消息了，但试着打了一个电话到编辑部。编辑部通知我开会，几天之后我接到了会议书面通知。于是，我就去了编辑部，当时编辑部在新街口外大街。接待我的是以后在这个杂志社一直对我有影响的王总，她那时至今是主持杂志社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和我当天一起应聘的还有两个其他院校的大学生。王总认为我比较文气。这不是一个好的印象，因为在这句话里代表了天真和酸秀、甚至无能。但后来的事让我有些意外。我为杂志采写了几篇稿，也是我第一次进出国家各部委。学校要放暑假，编辑部的人也要放假。编辑部找了四个人做责任编辑编报，我是其中的一个，惟一的男生。在这个假期，我没有回家。我记得为了一篇稿，背着包和自己的照相机，顶着我第一次接受北方的酷暑，奔波于京城的大街小巷。有一次，天下起了很大的雨，我正在112路公共汽车上。在朝阳门外下车，到地铁口内，我已湿透了。想点一支烟，突然觉得冷，全身都抖了起来，哆哆嗦嗦掏出注意保存好可还是被淋得半湿半干的火柴，却怎么也点不燃烟。之后，编出来的这期杂志，得到了编辑部的高度赞扬，获得了记者证，为以后在杂志社工作埋下了伏笔，以至以后一直和王总保持了联系。

    大学毕业在即，我想留在北京继续一段生活，王总也有这个意思。可是正值杂志社主管机构改革和系统调整，一时间我可能进不了杂志社，即使进去了，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本来我对杂志社工作还有些犹豫，不想以文为业。犹豫不决中，最后我还是没有去杂志社，去的是一家公司。我想让自己的生活多彩一些，不想只有一种颜色。

    以后的事有点出乎意料。两年后的一天，王总给我打电话，让我下周来杂志社编杂志。我如约而来，踏进久违的编辑部，开始了在《杂志社》的第二次编辑生活。

    这一年里，王总不愿《杂志社》一直这样小打小闹，我也希望她对杂志社进行改革和调整。因为她的权限，我们决定先从办刊质量和部分调整版面上来做。我们希望《杂志社》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发挥杂志应有的作用，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这个时候，我的愿望和努力与王总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杂志社从5月开始尝试改版和版面调整，先是确定了“就业与培训”、“资格与证书”、“学习与考试”和“人才与交流”四个专题版面，轮流在每期出现。这四个专题版的推出，王总和我都在承受一定的压力，因为从上到下，对这些变动并不是持乐观和支持的。王总的压力我是能体会到的，正是因此，我感到压力一是在《杂志社》拓展新内容的成败，二是想减轻王总的压力，为杂志为她也为自己努把力，三是来自兼职带来的种种冲突。但是毕竟杂志社的体制和实力，王总想借助兼职人员做主力以此推动杂志社发展的现实主观与客观问题，四个版不可能象设想得那么好。而且从管理、编辑队伍素质、新旧办刊思想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弊端，越发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兼职人员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四个版的日子日渐困苦，我很想拿出一些具体设想，后来想想也就算了。后来，王总决定把四个版合一，定期集中出一期。这样，称之为“为你成功为你喝彩”的专刊，就诞生了。

    接着，就是发行。我是没有想到的，这张具有全国发行刊号的杂志，一年一期发行量竟然没有一万份。王总和我都想使招提高发行量，哪怕前期亏本也是应该的。发行上去了，影响力就大得多，广告就会容易上，盈利是可行的。在策划“为你成功为你喝彩”时，王总决定让这期杂志做先锋，扩大发行量，其余版面暂不变。开始，王总联系了小红帽公司展开北京地区的零售市场，提出先打开北京市场，再冲击全国的思想方针。在这期间，我为我所在的公司去邮局办事，看了邮电方面的的一些宣传材料。心里又有了主意。我先请示王总，我们是不是把北京某信息台拉过来作为合作伙伴之一，以增加广告收益。王总说她认识信息台的人，由她去联系。这之后，信息台一直成为专版占有者，但是据王总说除了每期以半价拿走2000份杂志外，就没有一分钱收入，广告是免费的。虽然这样提高了2000份的发行量，但我觉得这种代价太大了，反而说不定就被别人当了枪使了。

    一个周末，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一次人才交流会上，大门口我看见有人抱着一摞杂志分发给行人，一些人象是看了以同样方式得到的某种医疗广告纸一样在手中揉来揉去。然后扔进垃圾箱。我要了一份，上面印着《杂志社》和我的名字，我心紧缩了一下，心中升起各种滋味。后来我们发现杂志并没有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在京城各个报摊零售点上出现。两期以后，我和王总去小红帽结帐，只收回了400多块钱和一摞摞打包未拆开的杂志。这摞杂志后来被我买了，得到了20块钱。我和王总只好又找各区“报头”。几个“报头”答应零售《杂志社》。

    随着时间的变化，杂志社始终无法摆脱其固有的体制，没有呈现出灵活魅力和勇士风格。“报头”们是以利益为前提的，《杂志社》由于新打出来等各种原因，销量有限，“报头”们没有耐心认真去做，杂志社头们对此的态度有无亦可。对我来说，无论如何努力和辛勤，杂志社难有大的所动，我不会有任何所得，仍然是我的兼职，而且还有丧失自尊的感觉，仿佛是我在瞎捣乱，除了王总，没有一句慰问和肯定。于是我不想在为此做什么事了。但在我心中尚存的一点感情和责任，想着弄些编辑费，成了我最大的两个出发点了。只是，我对读者的来信，我是尽我所知所能去答复、帮助，我理解和关心他们，我能做的最好的也就是这些事了。

    当完成了我这一年最后一期的编辑任务，我觉得自己是不是该走了。又一个春节快来临了，我对这张杂志有着很多感情，还有一种未完尽的责任。但这一切，不是以我的意志、愿望决定的了……

    这是我一年前的记者生活。我曾想过做一个好的记者，但是我没有做到。

摘自《计算机世界》（R－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