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网版专稿）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没有回家，我写了一封信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不用再为我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了发愁了。我把回家的路费充了假期的“军饷”，可这并没有改变我一日三餐咸菜馒头的境遇。为了使自己不挨饿，也为了使这个漫长的暑假不虚度，我从布告栏上五彩缤纷的招聘广告中撕下一张，并按照上面的乘车路线找到了那家自称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假期打工机会的公司。

　　我在那幢豪华的写字楼前徘徊了许久，直到一个从“面的”上下来的中年人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怎么不进去看看？”我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并从他那里了解到这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我一直以为这个中年人只是这里的一个职员，甚至把他当成一个清洁工。因为他一路上捡起了至少三根扔在走廊地上的烟头以及一块废弃的木头。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这次招聘面试的主考官，而且是这个合资企业的日方董事。作为一个日本企业家，他那种亲躬践行、勤俭持家的敬业精神使我深深地震动，以至到了面试会议室时我发觉自己手里也有了几根烟头。

　　来求职的有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当大家得知公司只招收5名业余推销员时，应试的人从40多人减少到20几个人。后来又有近一半人因为这项工作太辛苦又没有底薪保障而退出了竞争，剩下的十多人将通过与主考官，也就是那个日本人，面对面的交谈决定是否被录用。主考官给我们介绍了公司的业务情况，原来公司要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一次名为“恐龙大博览”的大型科普展览，需要招聘部分兼职票务推销员，没有底薪，但有丰厚提成。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要求推销员大胆自信、能言善辩，更重要的事要有一定的推销经验和敬业精神。可是我只是一个刚从遥远的农村到北京不久的大一学生，要把这样一个腼腆的自己推销出去，谈何容易。当我看见师哥师姐们笑容满面地从主试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时，心里直打退堂鼓。终于办公室的秘书念到了我的名字，我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日本人一眼就认出了我。

　　“哈哈，你就是那个跟在我后面一起捡烟头的学生！”

　　我点了点头，心里很是不安。

　　“你捡了几个？”

　　“四个。”

　　“哈哈……比我还多一个，你可以出去了！”

　　“怎么？不面试了？”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甚至有些沮丧。难道这么快我就败下阵来了。

　　“哈哈，非常高兴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不过年轻人，我还是要提醒你，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你必须像捡烟头一样认真地去做，注意每一个细节，不轻易放过每一次机会，明白吗？否则你可能会白白跑两个月，却一分钱也拿不到！”

　　尽管他的汉语并不那么悦耳，他的警告令我不安，我还是满面喜悦地走出了办公室。我为自己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而欣慰，更为得到了一份信任和接受了一种挑战而荣耀。

　　此后的两个月里，我一直在体验这种挑战。每天我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可是人们似乎对干我们这一行的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十分老道地应付着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游击推销员”。每当我感觉时机成熟，拿出订单要与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总能编织出天衣无缝的理由婉言谢绝我。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一张票也没有卖出去；两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卖出去一张票。我的工作记录上添满了一个个推销对象，也记录了一次次的失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退出这场毫无结果的游戏，可每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便想起自己立下的誓言，想起日本人的警告，想起我们一起捡烟头的情景。于是，第二天，我又信心十足地踏上自行车向下一个目的地奔去。

　　在近一个月毫无结果的奔波后，我终于说服了自己的第一个订户。虽然他只订了十几张票，但这无疑是我这次打工体验中最重要、最辉煌的一次成功。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但我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近乎疯狂地踩着自行车，超过了所有想要超过的人。

　　两个月的打工体验结束了，原以为十分漫长的暑假并不漫长。当我拿着自己的工作成果再次走进公司豪华的写字楼，出现在那个日本人的办公室门口时，他感到无比的惊讶，这种惊讶一直保持到他看完我的工作日志以后。他是这样评价我的工作的：“你两个月的工作成果还不及我们的专职推销员一周的业绩，但你是这批兼职推销员中业绩最好并惟一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我代表全体公司职员对你为公司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并对你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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