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全国各地纷纷来北京挖人才，上海一次就挖走博士生导师、博士后200多名；而不少在京科研院所基于科研成本居高不下，萌生了外迁的念头；最新的调查数据也表明，今年1至7月，北京新批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并无增加，而合同外资下降，相比之下上海、江苏、深圳上述指标均增势强劲——面对日益严峻的人才竞争，企业在关注企业之间“战术”层面的人才竞争之时，也开始强调整体软环境的作用，其中投资环境与政府服务水平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希望以下三位外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士的真知灼见能为北京创造更好的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环境有所裨益。

　　受访人：李建波，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副总裁，北京外企人力资源协会副会长。汪大正，NCR金融系统（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经理，北京外企人力资源协会理事。张国维，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北京外企人力资源协会理事。

　　北京对人才的吸引力还有多大？

　　如果单单从数字上看，北京的情况似乎还是令人乐观的：北京拥有的人才总量达到180万人，是全国乃至世界上人才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这也是北京最有竞争力的资源。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发展，北京每年新进大学毕业生1万人，其中研究生3000人；专家预测，到2005年，北京人才总量将会超过200万人。

　　而人才竞争的现实又让北京不得不感到担忧：从去年年初开始，上海、深圳、广州、浙江、江苏、重庆、辽宁、陕西都曾组团到北京“挖”人才，仅上海一次就挖走博士生导师、博士后等200多名；深圳则从北京挖走4名院士担纲信息产业开发；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地专才赴港计划”也将首选目标锁定在北京人才身上。

　　看来，要想打好这场人才“攻防战”就必须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有胜人之处，然而某些情况表明，北京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据有关媒体报道，一些与部委脱钩后正处于暂时经济困境中的在京科研院所，大多萌生外迁念头，原因是北京的房价太高，使得科研成本居高不下，另外青年科技工作者感到安家困难，因此他们考虑将部分人员分流到能提供优厚条件的外地开发区。同时，这一问题也令一些大学毕业生对留京感到望而却步。

　　有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北京市合同外资下降，虽然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39.6%，但新批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并无增加，而合同外资的下降，更显后劲不足。而看看国内其他地区的情况，同期全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增长18.2%，合同外资增长45.8%，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1.7%，而上海、江苏、深圳上述指标均增势强劲。比较之下，北京明显落后了。

　　北京市外经贸委今年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对全市外商投资环境所作的专题调查似乎给出了一些答案。调查结果显示，在已开业投产的7000家三资企业中，70%的外商认为政府部门的服务存在较多问题，问题集中在政法部门的服务和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上。具体表现就是在“服务态度、办事效率、依法办事”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执法部门在测评中得分较低。

　　在涉及对北京与上海、深圳等主要城市的评价对比时，外商认为，上海的国际化特点明显，投资运作环境更加宽松，而深圳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自主发展及伸缩余地较大。

　　身为北京人、但已随公司总部从北京迁到上海去工作的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张国维先生在比较北京与上海两地环境时也承认，上海要做得好一点。

　　他说原来在北京总部有不少人并不是北京人，比较而言他们更愿去上海工作，因为在那里他们更有解决户口问题的期望。而且公司在上海还可资助员工买房，毕竟上海的房价比北京便宜，同样档次的房子在上海的售价只相当于北京的六成到七成，而且买同样的房子北京的税收也要比上海高，比如50万元的房子，上海的税收可能是两万元，而北京则要高达8万至10万元。亚信公司的李建波先生也指出，上海施行买房退税的做法也很高明，它鼓励人们把钱放到房市上，这对将流动人才稳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比较北京与上海两地的整体环境时张国维先生还指出，在服务层次方面，上海的透明度和监督机制可能更好些，如政府审批会有个流程图，找不找人都是7天完成；再如劳动合同到期续签问题，让很多企业感到困惑的是，劳动法规定了劳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双方进行讨论，没达成协议还履行合同就按原来的履行，如果这时企业辞退了员工，到底要不要赔偿？上海在这方面就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只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员工就不需作其他赔偿。张国维说，有了这个规定就让员工个体对于合同要认真对待了，这对合同双方认真执行合同有利，至少是有章可循了，但北京目前还没有这么明细的规定。

　　由此可见，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改善自身软环境已成为北京的当务之急。

　　北京的软环境“软”在了哪儿？

　　在零点调查公司对北京投资环境所作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句概括：硬环境硬，软环境“软”。这里所指的软环境主要包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政策措施等。对此，几位受访人也都有同感。

　　李建波先生说，现在大力提倡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的观念要从深层上进行转变，应该看到，随着市场的开放，社会经济的主体构成已有变化，像外资企业和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在市场营业额和纳税方面都表现突出，那么法规政策应有利于这些企业的发展。

　　他拿出一张自己制作的表格向记者做了个对比：他们原来采用的一家商业医疗保险的费用是每人每年840元，而可以得到的门、急诊费用的赔付比例是95%，最高可达到每年20000元的赔付，超出20000元后可动用公司的50万元公共保额；而住院费用的赔付比例是100%，最高可达到每年20000元，超出20000元后可动用公司50万元公共保额；另外这笔费用中还含6000元的女性生育保额，一月报销一次，还可为子女及配偶做连带保险（另付费）。而加入社保之后，按规定他们公司每人应交的保费增加到5616元，其中公司掏4680元，个人掏936元，比商业医疗保险费用增加了很多，而门、急诊费用赔付比例则每年低于2000元的由个人账户支付，每年2000元至20000元之间的由大额医疗互助门诊支付50%，高于20000元的赔付比例为0；而住院费用赔付比例每年小于1300元的由个人账户支付，每年费用在1300元至50000元之间的，由统筹基金按分档累计方式支付80%至97%，每年高于50000元的，由大额互助住院基金按70%支付，最高赔付10万元；此外这笔费用还不含女性生育保额，不含连带子女及配偶保险，门诊费用可能是一年报销一次。

　　李建波说，这个规定将使我们企业的成本增加6倍以上，而员工享受的回报却比以前少了。这里可能有其他社会原因，但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去解决，企业是要考虑劳动力成本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看短一点企业可能会搬到上海去，看长点人家还有周边国家可以去呢，今后我们可能就要输给越南或是印度。

　　李建波同时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要多从企业角度去考虑，有些在政策传播方面也还没有摆脱老的模式，比如政策规定还依赖于司局往下发，可现在还有多少企业有真正的隶属关系，企业作为独立法人，这种关系今后会越来越淡薄。而他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政策出台好久之后自己才见到，而且很多新旧文件内容还不统一。于是有一些单位专门去做这方面的收集工作，但问题是他们的收集也不一定全面而权威，而企业为此又要付出成本，其实政府应通过媒体或网站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企业。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政府人员观念的转变意味着知识、方法和原则的重新审视。

　　张国维先生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企业福利的提取是财政部门管的，缴纳是劳动部门管的，二者之间有差距。虽然企业被鼓励去买商业保险，但缴纳之后用余下的钱去买商业保险是否要纳税，永远会遇到不同的解释。而且这方面还没有文字性的内容，企业说我照你说的写成书面性的你在上面盖个章，对方也不答应。用张国维先生的话说，虽然法治了，但人为因素太多，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时不如要么“红灯”，要么“绿灯”，多是“黄灯”就会给企业带来困惑，这里就存在个政府职能透明度的质量问题。

　　汪大正先生告诉记者，现行的一些政策规定已不适应国际惯例，但还没有得到修改或废止。比如1995年针对合资企业中原中方单位职工连续工龄计算的问题他就给有关部门写了信，之后不久有关部门就此专门作了答复，要求将中方单位职工工龄合并计算，当时这样做有保护员工权益的考虑。但合资企业作为新的法人是不应该承担以前责任的，这显然与国际惯例不符。

　　改善“软”问题的进言献策

　　汪大正先生向记者表示，上述这些问题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就是由于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企业不好操作，而且也没有被服务的感觉。当问及这对吸引和留住人才又有什么影响时，他说，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一个地方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便捷、高效，别人就愿来看看，有人也会为之所动，就像办理护照方便之后就带来了境外旅游的收益一样。

　　为此，他提出政府有关部门要转变“官”念，需做到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要淡化管理意识，强化服务意识；二是要淡化市长意识，强化市场意识；三是要淡化首都特殊性的意识，强化现代化国际都市普遍化的意识，不能只看到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更应符合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都市的软硬件环境。他还建议首先应尽快修订、废止已不适应目前环境的文件，如有关煤火费和探亲假的规定等；其次建立多渠道的信息沟通形式，也应为外企中方雇员提供应有的社会地位，像人大、政协中已有很多个体户或民营经济的代表，同时也应有外企中方雇员的代表；第三，培训政府公务员，让他们在技能与服务意识上尽快适应形势；第四，政府应提供双语的法规文件，现在很多企业都让自己的秘书翻译这些文件，这很不严肃，而市场对此确有需求；第五，在制定法规时要从市场、全局的观点出发，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

　　就在记者结束这次采访之际又从有关方面获悉，北京市领导已对软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刘淇市长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外资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突出改进政府服务，争创一流服务环境，“入世”后政府的管理观念、体制、政策和手段都将受到重大挑战，亟须调整和转变。相信北京在今后的人才竞争中也将不断战胜困难、迎接挑战，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为之作出努力，就像李建波先生所说的：“我们今天讲的有的是建议，有的只是把问题提出来，或许还有些偏颇，但我们的观点是建设性的、探讨性的，出发点从个人、企业或是外企人力资源协会的角度都是想给政府有关人员有所启发，促进他们在管理观念上的转变，改善北京的投资环境，使北京在改革大潮中处在前沿。”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