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可思议的中国女孩以出色的翻译才干被美国国务院破格录用，更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为祖国赢得尊严。

    三年前5月的一天，一向以阳光明媚著称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突然下起大雨，来自中国的姑娘王蕤乘车赶往美国国务院设在加州的招聘翻译的考试点。

    考官十分严肃，考题非常广泛，包括美国历史、人文、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胸有成竹的王蕤不慌不忙地用流利而标准的美式英语从容作答。

    三个月后，王蕤接到美国国务院的录用通知书。事后她得知，她应考的录音、录像带被带回华盛顿审核，负责招聘的官员被她的出色表现征服了，破例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录用了她。

    正义与自信令美国人敬重三分

    1991年，王蕤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三那年，她作出了一个决定———到美国读书。于是，她报考TOEFL，拿到了很高的分数。1993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同时录取她。一心想成为国际性记者和喜欢美国60年代反越战文化的王蕤选择了著名的伯克利加州大学，选择了她所喜爱的文学专业。

    在与美国社会的接触中，王蕤清楚地认识到，要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先决条件是会说一口流利的美国化英语。于是她开始近乎残酷地恶补英语，一有时间就对着镜子练习发音和口形，吃饭时也拿着英文字典背单词，晚上做梦时说话都是用英语。

    很快，王蕤对英语的驾驭能力有了惊人的进步，许多和她交谈的美国人都以为她是出生于美国的华人。

    翻译工作非常辛苦，但既能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又可在世界各地奔走，所以王蕤很喜爱这份工作。当然，她也会遇到一些很无奈的事情。

    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小气、爱钱、爱占小便宜，王蕤十分希望能转变他们的这种印象。有一次，她为一个中国非官方代表团做翻译。按照美国的习惯，饭店等地是要给服务生小费的。当时美方给了这个代表团每个成员一些费用，包括小费，可是某些成员因为心疼钱而屡屡不肯付小费，于是那些得不到小费的服务生态度变得非常不友好，甚至嘲笑不愿掏小费的中国人。王蕤看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找到代表团的负责人，请他向每个成员讲明道理，让他们该给小费的时候主动给，别让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

    对自己的同胞，王蕤非常坦诚，对不妥当的行为会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而当中美双方发生矛盾时，她会坚定地维护正义。

    1999年，中国宗教事务局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一天，在华盛顿一个非政府机构，谈论到西藏和宗教自由的问题时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气氛非常紧张。担任翻译的王蕤力求一字不漏地为双方翻译，突然，美方的一名律师非常严厉地对她说：“你只要把我们美国人说的话翻译成汉语就行了，不要把他们说的话翻译给我们听。我不想听他们胡说八道。如果你做不到，可以马上找人替换你。”王蕤感到很震惊——没有想到这名有身份的律师竟然会说出这样蛮不讲理的话来。她深知，翻译的职责就是要把双方所说的话都翻译出来，绝不能只翻译其中一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美方律师说：“我是翻译，必须完成任务。”仍然坚持翻译中方代表团成员的发言。这名律师非常气愤，打报告要求把她撤换下来，另派白人接替她的工作。后来美方重新考虑这件事，认为王蕤是对的，认为作为翻译，王蕤是称职的、公正的，也是出色的。美国国务院决定继续聘用她，并且更加器重她了。

    印第安部落的衰败坚定她实现文学梦

    一次新墨西哥之行，使王蕤坚定了写作的信念。

    那年秋天，王蕤陪同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游览美国。一天，她们一起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部落，考察印第安文化是如何衰败的。面对印第安部落遗址的一片废墟，王蕤的心感到莫名的疼痛。她亲眼看到那些印第安人在穿着上与一般美国人没有太大区别，但非常贫穷和落后。随行的一位美国人说：“这是因为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毕淑敏也感慨地说：“不管印第安文化如何灿烂，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后人看到的也就是这样的废墟了。没有文字是他们民族的悲哀啊。”眼前衰败的印第安部落及毕淑敏的话，都使王蕤受到强烈的震撼。王蕤想：“一个民族也许会非常繁荣而富有，但如果没有人去写作，印第安部落的历史就可能会重演。这也许就是文字意义的所在吧。”王蕤顿悟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印第安部落之行回来后，王蕤开始坐在电脑前创作小说。

    不久，王蕤终于完成了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接着，她又完成了两部中文小说——《哈佛情人》与《俗不可耐》。《哈佛情人》一书在国内发行时，她的英文小说被美国最大的出版公司——著名的兰登书屋高价买下版权。

    在美国生活了八年，已经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的王蕤决定搬回亚洲。她现在往返于加州、香港和北京的家，并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她说：“国内充满激情。我喜欢国内。”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