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除恶的前提是社会治安不好，社会治安不好意味着人们容易无故成为治安事件中的受害者。同是伤害事件，发生在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人身上，社会反响大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同是伤害事件，造成社会影响与没造成社会影响，警方的积极性常会有差别。

　　《重庆商报》女记者罗侠工作采访中无端被地痞无赖打伤，事件之恶劣实是令人发指。事发十多天以来，社会反响很强烈，连《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刊发了报道和评论，实在是颇为罕见的。

　　警方的作为是，事发时，接到报案十多分钟赶到现场，居然只带受害人走，不带歹徒走，有主凶“朱二哥”的喽啰尾随去，还被“喝退”。后来直弄到舆论四起，公安局长才郑重其事签字做批示。作为一起明摆着的治安事件，现场警察这么处理，是很让人寒心的。要是警察能当场将坏人拿下，事情可能要简单得多。后来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警方花了很大功夫，事情还未见得妥善。如果说执法部门也讲个信誉和形象的话，不知这次他们如何估计自己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信誉”和“形象”。当罗侠躺在病床上还接到歹徒要求“私了”否则要“把你弄死”的恐吓电话时，谁能不寒心呢，尤其是对一个写过不少为民请命的文章、被一方市民记在心里的女记者。

　　罗侠被打后，有人向媒体举报说，“朱二哥”此前不久曾将一名前去讨债的人腿打断，打了也就打了。无论这是不是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那股高昂的邪劲儿须得有过一段历练，否则若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行凶，应该不至于那么嚣张。如果他以前在“练邪劲儿”时能受到一点约束，或许就没有罗侠被打事件了。

　　这个事件在网上有许多讨论，网民们最直接的感慨就是，要是被打的不是记者，不是女记者，而是一个“普通”职业者，例如，民工、保姆、三陪女，情况会怎么样？会不会像那名“讨债者”那样的遭遇？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朱二哥”先调戏的就是“普通”职业者，至于后来知道罗侠是记者了，更加邪气高涨，则可能是他们心中另有一端情结，偏偏要一个与“普通”职业者多少有点儿不同的女记者来陪酒，如果不从就教训她一顿，以此显示一种邪门的“成就感”。

　　但无论如何，“朱二哥”首先伤害的是一个无辜的公民，然后才是一个女记者。罗侠被打事件的前前后后折射的东西很多，但至少应该让我们看到在当前治安状况下，邪气是多么猖狂，人们多么容易受伤害，受了伤害之后，讨公道又是多么的不易！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朱二哥”作为一个私营电器厂业主， 有恒产无恒心，如果社会上像他这种“流氓有产者”越来越多，也是我们大家的罪过！

　　话说得太远了，此处我们只能无奈地希望，如果能因此使打黑除恶更有成效，使坏人不敢公然作恶，使公共安全更有保障，那就算罗侠以个人的牺牲为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吧！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