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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分校,不重理轻文,不搞“SCI崇拜”,南开土了?不——

南开永远年青

本报记者 张国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0-15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南开大学今年90岁了。

    按照当下的通例,这个值得书写的年纪可以更长一些。她脱胎于1898年的天津严氏家馆。这所清末家庭学校的书房,与今天草木葱茏的天津八里台之间,文脉未曾有一日的断裂。

    寻根觅祖,追溯前身,她就能更加“历史悠久”。可是,南开大学还是老老实实地,从1919年落成开始,为自己计算岁数。

    年长的学校如同年长的女士,年纪是个难解之谜。教育学者潘懋元教授说,一些大学为了标榜校史悠久,不惜牵强附会,拉长校史。而南开大学“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谓信史。

    长期观察这所学校的人相信,这是一种“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的矜持,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固执。

    端详这座长寿的学府,你会发现,她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主动或者被动;你也会发现,总有一些地方是她从没变过的,有意或者无意。

    真诚不改

    101岁的经济学家杨敬年说:“南开大学的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真实’。我说的‘真实’,就是老实、实在、朴实。”

    杨敬年说,当今有股风气,好比较、好包装,做学问漂在表面,相形而言,南开沉潜踏实,不讲包装。

    “南开”,中国最为驰名的学校品牌之一,天津一个区也因该校得名,在全国绝无仅有。但她的来历与风雅无关,反倒带着乡土气息——“城西南的开洼地”!即便南开造就了曹禺这样的文人,却没有谁去为她寻找一个更动人的来头。这就是南开。

    杨敬年在抗日战争前夕考取南开经济研究所,后以英国牛津大学博士身份回到南开教书。他早年因将“发展经济学”带入中国而闻名,90岁后又以重译《国富论》而引人注意。

    今天,这位白眉老人须先将文章复印扩大,再手持放大镜,才能看清字迹。“我到老了,101岁,还在读书,还在‘日新月异’。”他是照着校训做的。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听到著名学府的箴言,人们难免会去回忆一个久远的典故。但解读南开校训无需引经据典。它意味深长,同时平易近人。

    杨敬年说,南开的“公”,就是要爱祖国,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能”,就是讲究真才实学,踏踏实实做学问,踏踏实实做工作,踏踏实实做人。

    如果言辞透露性格,那么在天津八里台的话语体系里,有一些大白话传了下来。南开早年因接受军阀资助而引发质疑,创始校长张伯苓解释:“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灌出来的。”

    1919年,南开大学有了第一张开学合影,96名开山弟子中,第62号学生日后尤为杰出,他叫周恩来。入校不足半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入狱。“南开校父”严范孙以本校“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即便周恩来拒绝做他的女婿。周恩来加入共产党,有人劝严范孙停止资助,这位清朝进士答曰——“人各有志”。

    周恩来被视为“南开最好的学生”。他的雕像立于该校南门,校方认为,周恩来是南开气质的示范。

    这种风格,渗入到历届学生之中。30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韩飞,发现南开学生在外被公认为做人平和,学问很好,不事声张。今日中国发展很快,“人们似乎都很急”,他不愿母校因此变得急躁。

    南开校庆征文,主办者发现,来稿多以“朴实”、“爱国”作为母校的两面,投稿人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成就不同,这点却不约而同。

    “土气”未脱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说,南开的上空有一种“空气”。这是一所名校的“气场”。

    22岁那年,中科院研究生张伟平参加南开的学术活动,留下一声“南开真土”。但两年以后,他便考到这里,师从“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1993年留法归来,张伟平甘愿回到“土气”的大学,从助教做起。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强调量化的评价体系开始在学术界大行其道,标准之一是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数量,相应地,高校亦以发表论文多寡考核教师。但张伟平从未遇到过这一“高压”指标。一位到访的名牌大学校长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称之为“象牙之塔”。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内,常见的景象是,学生们换上拖鞋,自在闲谈。每条走廊里都有一面黑板,便于随时演算。

    若以论文多寡来衡量,这个研究所连一些普通大学的数学系也不如。而陈省身数学所是一处国家级研究机构,世界级科学家陈省身及杨振宁都对它用力甚多。今天,它的12位教师中,3位是院士。

    在全国名校中,南开规模最小,又是文理均分,在一些以理工科研究经费、学术成果数量为主导的排名中,难占上风。但在南开,找不出一份官方文件,证明曾向这些指标妥协过。

    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2006年调任南开大学校长,对学校生出两点惊讶:一是南开对本科教育的重视,二是南开对文科的倚重。他说,倘若南开屈从于重理轻文、重研究轻教学的风气,也可换来数字上的好看,但南开就是不为所动。

    历史学家常建华认为,这是南开性格使然,而性格是难分优劣的,一面是内敛、沉潜、功底扎实,另一面也可说为木讷、保守、灵活不足。

    1981年,新中国首次审核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来自南开的史学泰斗郑天挺是历史学科评议组负责人之一,成员多是他昔日的同事、弟子,但他“毫不以尊长自居、自专”。后来,南开设置多年的世界史专业未获学位授予权,出人意料。本校有人表示惋惜,但郑天挺说,理应尊重同行的评定。

    而今,未经郑先生“灵活”照顾的世界史专业,已是南开的招牌之一。

    曾经,南开大学周身洋气。严范孙和张伯苓目睹中国任人欺辱,生出“教育救国”的理想。二人遍游海外,借鉴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经验办起南开。创校元老凌冰、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等均出自世界名校,海归占到师资力量的七成以上。除国文外,授课全用英文。

    但81年前,南开大学提出“土货化”的根本方针,抱定“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志愿,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由“洋”变“土”。

    南开经济研究所,是中国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的诞生之地。杨敬年说,彼时国内高校的经济系,研究的都是外国问题。但哈佛大学博士何廉,在南开首倡“本国化经济学”,讲义以中国为样本,学生做论文须与中国有关。这很快赢得中外学术界的尊重,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

    陈省身1985年创办南开数学所,经邓小平特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任命的第一位外籍所长。他的初衷,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让年轻人不必都负笈海外。

    “保守”不怕

    在创新的年代,南开关注的是“耶鲁大学的保守性”——这所以“日新月异”为校训的学校,反倒表现出对传统的固守。

    经过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南开引以为豪的工学被调出,成为以文理见长的综合性大学。最近一次“开枝散叶”,距今已20多年。

    高校的社会学专业在1952年被撤销,1980年由社会学家费孝通主持,在南开率先恢复。一个43人的班级走出30多位教授,10多位院系主任和院长。金融系与之类似,长期独领风骚,领军人物钱荣堃,牵头设计了中国的工商管理硕士教育。

    但总体而言,南开学科演化缓慢。半个世纪以来,她始终以四大支柱学科闻名,化学、数学、历史、经济,均有傲视同侪的实力。她很少跟风开辟新的领域,被时间证明成功的,多是“复建”,而非“新建”。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说:“作为一个学术重镇,有时不要怕别人说保守。”他认为,“保守性”是确保大学精神轨迹不中断的重要因素,一所好大学应有持重的一面,不能人云亦云。

    几年前,有地区和企业提出,愿以数十亿元为南开建分校。这对于“数着铜板过日子”的南开,诱惑颇大。但顾及办学质量,校方放弃了“铺摊子”。

    “那是真正的考验,思想斗争很痛苦。”薛进文说,“对饥肠辘辘的南开大学来说,抵制这种诱惑是很难的。从我们创办的那一天开始,就缺钱。”

    初到南开时,校长饶子和试图带入一些外校的风格。但他很快意识到,作为南开校长,先谈继承,才能出新。但凡有点底气的学校,不可能朝秦暮楚。

    “南开这个风格不能改,也改不了。”饶子和说,“一个名校有她的传统和风格,走自己的路,不能2000多所学校都办成一个样子,大学的自主办学要体现在办特色大学。”

    对于普通学生而言,南开的“不知变通”在于细枝末节之处。譬如南开素以严格著称,一旦作弊事发,或是课业未过,多以退学告终。2009年该校有2474人拿到学士学位,而入学时则有3000人。2006年,南开对多年未能毕业的28名博士予以结业处理,打破了中国博士生教育零淘汰率的惯例。

    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上,每位毕业生的名字都会被念到,他们轮番上台,接受学位,这在很多学校闻所未闻。

    南开有则“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

    九秩校庆之年,南开没有大兴土木。相反,修了一幢老楼。学生第七宿舍早年被判为危房,曾有人提议拆除,兴建新楼,缓解校舍之紧张。但校方再三考虑,对它“修旧如旧”。

    校方解释,它历史不长,但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手笔,且留下了历届学生的青春记忆,不能毁于造大楼的冲动。

    情怀不灭

    但是,90年来,南开又的确发生了太多变化。

    在这里,见不到一幢完整的古老建筑,硕果仅存的是建于1923年的思源堂。

    被诗人柳亚子赞为“桃源仙境界”的校园,1937年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这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所遭到轰炸的学府。日军暴行被作家林语堂写入小说《京华烟云》。

    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解释了原因,在他的笔下,日本军官叫嚣:“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

    1934年,华北运动会,当东北选手入场时,南开拉拉队员突然列队排出“毋忘国耻”字样,随后又排出“收复失土”、“还我河山”。3万多观众鼓掌流泪,日本驻津总领事愤而离席,南京政府饬令约束学生的“轨外行动”。校长先生的训话是:“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那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侵略者毁掉了南开的物质,反在南开的精神中固化了一句“越难越开”。

    从那个岁月走来的93岁化学家申泮文院士说,抗日战争,南开没有出过汉奸。他认为,南开之魅力,在于“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也在“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认为,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我之谈论大学,不太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而是注重其有无独立的精神、鲜明的个性。”陈平原说。

    南开,是中国人举民间力量兴学救国的范本。曾有外国教会提出收编请求,得到答复:“谢谢你,南开是中国人的学校。”

    “南开”,有时是个形容词,意味着老土、刻板、保守,也意味着不折腾、乐天派、“越难越开”,一种对国家不知疲倦的、属于年轻人的热情与责任。

    当它回归名词,作家老舍、曹禺形容:“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在南开大学90岁这年,到此视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师生发表讲话,强调“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

    他说:“南开人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

    南开的精神,温家宝归结为“青春的精神”。他说“南开永远年青”。

    关于南开,还有一点是没有变过的——校庆日。每年10月17日,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四川自贡蜀光中学,遵循同一个传统,唱起校歌,鸣响校钟。政权更迭与世界大战,都不曾消灭这个始于1912年的习惯。

    在这一天,各地校友集会,面向南开的方向深鞠一躬,礼赞她的长寿,也礼赞她的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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