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凑数论文”自娱自乐

　 “目前，我国‘凑数论文’泛滥，科技界竟然出现了很多‘SCI大户’，亟需我们警惕。”3月6日，记者找到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连续三届的“老”政协委员张鉴祖时，他刚刚写完了《基础研究成果统计应与国际接轨》的提案草稿。

　 身为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资深特邀研究员的张鉴祖委员说，基础研究是世界性的，贵在原始创新。一项基础研究成果是否重要，取决于两个要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国际科学界的反映。基础研究成果的价值，短期内无法用经济效益衡量，因此，按国际惯例，对基础研究论文的评估，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一篇论文被引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论文对科学界的影响和重要性。国际上对SCI期刊有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指标，就是“影响因子”，粗略说就是一份刊物“当年度发表文章总量被引用次数”除以“这份刊物当年度文章总量”的所得，就是“影响因子”。如影响因子0.1,说明10篇文章有一篇被引用。影响因子越高，说明该刊物论文被国际学术界引用得越多。而目前，大部分SCI刊物的影响因子都很低，影响因子仅有零点几的低档SCI刊物在全球就有好几千种，我国的学术刊物很多就在其中，就算影响因子较高的国内刊物《中国科学》，其影响因子也仅有0.4。

　 张委员说，目前评价各大院所基础研究的综合水平，主要就是根据中国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统计的SCI科技文章数目，对各大院校研究所进行排队，排名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对该单位的直接拨款额、学校院所的档次；对个人，则直接与其待遇、职称、当年拿到的科研经费、能否获得各种“优秀人才”称号密切相关。但是，目前我国对科技人员的SCI论文数的统计，未考虑所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这是致命的缺陷。影响因子低的刊物，投稿较容易，只要文章不太出格，一般会刊用。而影响因子高于3的，被国际上称为“SCI国际核心刊物”，其审稿非常严格，必须是“创新性的工作、高水平的论文”才能被其刊用。因此，“如果在对SCI文章做统计时，不考虑影响因子，低水平论文和高水平论文一视同仁，难免助长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治学风气。”

　 “一些科技人员急于凑论文数，常常把一篇论文拆成几篇，然后投往影响因子低的刊物。照咱们目前的统计方法，其文章数目确实很多，但事实上，大量类似的‘凑数论文’无异于科学垃圾，在国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影响，与发表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论文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张委员说，现在甚至出现了很多“SCI大户”，一年发表十几二十几篇论文，这种现象完全是违反科学研究规律的，是不可能的事。一项科学研究，从选题到采用文献等系列准备工作就需要很长时间，而能否出成果还是未知数，即便出了成果，从整理成文到发表，也有一个很长的艰苦的周期和过程。

　 张委员说，这些天很多来自科技界的委员，在讨论交流时都有一个共识：我国目前高水平的、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太少了！一个主要例子是，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连续数年都是空缺。基础科学这部分获奖的科学家，也大多岁数很大，有的已80多岁。这说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年轻科技队伍存在很多不足。

　 张委员说，基础研究是国际性的，不分国界，不是中国一个标准、世界一个标准。基础研究的特点是：“只承认冠军，没有亚军。谁第一个做出来，成果就是谁的”。因此，对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不能“自娱自乐”。张委员说，如果不尽快对论文发表的档次进行区别统计和对待，成果统计鱼目混珠，势必导致一些科技人员用低影响因子的SCI刊物文章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凑数”，“走捷径”，搞假科研，长此以往，不利于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生，对提高我国基础研究创新水平、使我国科研水平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百害而无一利。

　 竞聘教授应设十年“考核期”

　 “大学教授太多太滥，已导致一种新的人才断层正在形成。”全国政协委员张鉴祖对目前国内的教授制度发出质疑。

　 他提出，教授评定，应经过博士、数届博士后工作、过渡性副教授岗位，再聘任为教授，并且教授职位不宜流动，应为终身制。

　 张委员所谓“新的人才断层”，是指国内一些类似教授的重要学术岗位，被未经实际考核的人占去，导致经过考核筛选后的优秀人才，反而找不到合适岗位。

　 张委员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他说，目前的教授评定标准比较含糊，很多人根本未经任何考核，滥竽充数。他说，英国的一所大学，教授不到200人，而同样规模的中国大学，教授达到1000多人。数目相差这么多，只能说明我们的一些教授是不称职的，工作量是不够的。这种过滥的教授头衔，在国际上不被承认。

　 张委员说，现在有一个现象，某人刚一拿到博士，两三年后，就拿到教授头衔，马上就提升为博士生导师，再随后就是某某院长、所长、学科带头人等等。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并未经过竞争、筛选、淘汰。人才的成长应该是滚动式的，在滚动中进行适度的淘汰。张委员说，有些人一开始很有才干，但在发展中，慢慢江郎才尽。但我们的一些做法是，不经过多轮的严格考核、磨砺，就把很多头衔和光环套给了他。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拔苗助长，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

　 针对教授队伍的人浮于事，不久前上海大学等几所大学提出，教授也要聘任。

　 对此，张委员认为，这项措施在我国教授太多太滥的情形下，作为一种过渡手段是可行的。但对我国高校科研教学的长远发展而言，不可取。从长远看，一个学校的教学岗位应当稳定。他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搞教授流动的。

　 张委员说，国外聘一个教授很严格。一个年轻人博士毕业后，一定要做几届博士后，每届两年。国外博士后的竞争十分激烈，往往一个博士后位置有上百人竞争。如果能竞争到博士后位置，说明此人的研究工作已很不错。第一届博士后出站后，必须有相当不错的成果，才能在竞争中取得第二个博士后，随后就是申请做第三届博士后。两三届博士后做完后，说明他的研究成果基本进入轨道，部分成就已被国际同行认可。这样，他才可能申请到一个过渡性的位置，将教学、研究都做得很好，才取得副教授的职位，然后才能竞争教授。在国外，从取得博士学位到竞争为教授，一般约需10年。而教授岗位，应当是终身制的，这将帮助其静下心来考虑更高层次的课题研究。

　 张委员建议中国教授评审制度与国际接轨———博士竞聘教授，应经过约10年的“考核锻炼期”，使其在竞争中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