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一座四合院，大门在我身后刚关上，感觉四周一下子就静了”

　 在我们报社周围，有一片老房子，上班下班我们得穿胡同。走在这老北京的胡同里，能看到光膀子下棋聊天的老爷们儿，淘米摘菜的女人；能看到从院墙里伸出来的枣树，油漆脱落的木门上过年时贴的对子……

　 就好像一夜之间，这些老房子全给平了。光秃秃的地上，残留着一些老树，支楞着几栋高楼。

　 初冬的一天下午，我从报社大楼出来，穿过遍地瓦砾的空地，到平安大街的另一边。在那片还没拆迁的老房子里，找一个美国人在北京的家。

　 进了一座四合院，大门在我身后刚关上，感觉四周一下子就静了。

　 阳光洒满院子，使得枣红色的门廊，杏黄色的窗帘，点缀在窗台、地上的绿色植物，都更加鲜亮。

　 真没想到，我印象里的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多数中国人眼里的破房子，竟让个美国人收拾得这么精致典雅、古色古香。

　 围着院子的四间房子都没吊顶，高高的屋顶上露出粗大的圆木，木头上涂过清漆，泛出黑褐色的光泽。墙壁四白到地，简朴干净。地上铺的小块瓷砖，一看就有年头了。家具一律是旧的。屏风、书橱、老式沙发、小圆桌、木头凳子，正房里搁张清代雕花大木床。房里的小摆设也挺讲究，茶几的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旧图片；一只绿色琉璃烟灰缸被粘牢在小桌子上；除了老式电话、打字机、旧台灯外，客厅里还挂着一幅醒目的油画，占了大半面墙，画的是长征途中的毛泽东。

　 院里有座假山，想不到这底下还有名堂，说原先是个防空洞，现在让这个美国人拾掇成了个酒巴。我很好奇，马上就下去了。

　 洞顶挂着伪装网，洞里安了射灯、吊灯甚至煤油灯，但还是暗。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看清里边共分三个空间。冲梯口的这间最大，放着木桌木椅；左手这间有个小小的调酒吧台，贴墙放俩木架子，上头搁满了红酒，像个小酒窖；右手那间放了几只小板凳，墙上挂了块幕布，可以放投影。在这个地洞酒吧里，能喝到法国的葡萄酒，抽到古巴的雪茄，看到中国的故事片……住这四合院的美国人，过得挺有滋有味的。

　 等我从地洞里爬上时，见到了四合院的主人龙安志，他的英文名叫Laurence Brahm。职业是律师，此外还写作，出了20本书，在中国待了将近20年。

　 “我喜欢到胡同里跟老百姓接触，我说得出，他们听得懂，我就很高兴”

　 龙安志瘦高个儿，高鼻蓝眼，讲一口流利的美式汉语，偶尔会蹦出咬不准的字眼。“我背个录包（绿包），里边装着玩魔术的工具，我在美国时学过魔术。到了街上，我突然玩儿起魔术，‘唿啦’很多人来了，围着我。我表演完了，他们还想重复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天津的老百姓很有意思。玩魔术是我的一个借口，我想跟人说话。”

　 他说当年作为美国留学生来中国，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中文时，不好好上课，天天骑辆旧自行车钻胡同。“一出南开校门，很快就能进到小胡同里。我特别喜欢转胡同，天津的胡同跟北京不一样，建筑也不一样，里边净是北方的老房子。有时从一个小胡同窜出来，突然到了一个小广场，却是欧式的，很有意思。”

　 他那会儿的中文不是在教室里学的，而是在胡同。“我把课本上和词典上有关的词儿挑出来，编到话里背下，第二天转胡同时用。我喜欢到胡同里跟老百姓接触，我说得出，他们听得懂，我就很高兴。我经常说错，弄得大家大笑。这就是沟通，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像中美现在很多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沟通，如果有沟通就好多了。不沟通永远没法儿了解。”他说当年来中国，原因有两个：一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二是对中国的改革更有兴趣。“在美国时，我对中国了解得非常少。美国的新闻给人的印象中国好像还是文化大革命，天天有红卫兵跑到街上去……”

　 龙安志是1981年夏天到的北京。天气很热，从机场往市区走，大客车在路上抛锚好几次。像当时很多外国人一样，第一站他被拉到了“友谊商店”，那里能买到舶来品，他花了一美元买了一听“可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天津看到一个很小范围的自由市场，和当时还很严格的计划体制反差很大。那时候还使用粮票儿，买馒头、买面包都要凭粮票儿，没有粮票儿，你有钱也买不到。可是同时，有些胆大的农民把他们多种的东西，像花生和毛豆，拿到城市，蹲在路边卖，开了自由市场的先河。虽说刚开始，却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镜头，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要走哪一条路。”

　 在南开他有一帮中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很欢迎我到中国来，到现在我们还保持来往。我当时就体会出中国文化里边人情味非常浓，这个也影响我要留下来。”

　 龙安志留在中国，当起律师，做律师业务、咨询业务，包括帮助一些大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论证。“美国柯达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第二个合资企业，我就做了法律顾问，参加了谈判，起草了协议书。爱立信公司最开始进入中国，和南京熊猫电子集团谈合作意向，我参加了谈判，起草合资的合同。全球最大的维他命医药公司也想进入中国市场，我鼓励他们把主要投资中心移到浦东，最后他们把亚太研究中心从香港挪到了上海。”

　 1990年的一天，龙安志到一个住北京东四史家胡同的中国人家里串门，这人住四合院，家旁边有个外国专家宿舍，也是四合院。知道专家宿舍可以租，龙安志马上就搬了过来。

　 那时，住这儿的外商不多，东四也不热闹。“整个一条街像睡觉了一样，非常安静。”他在史家胡同住，在国贸大厦上班。

　 “写写我亲眼看到的中国。我在书里预计的一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

　 这座四合院保护得非常好，里边很空，没什么豪华的东西，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样子，装修得也不厉害，只在木头上刷了一层白漆。

　 “据说1976年，就在这个院子里作出了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随后而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以此为起点，使中国走到了今天，这也是我选择住这儿的原因之一。”龙志安很迷恋这个传说，“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特别感兴趣。等我了解到那些事情，了解到那些人曾经住过这儿，就觉得挺有意思。我还听说中南海里的一些领导人，就住四合院，住在像西花厅、丰泽园里，四合院就更加吸引我了。

　 “再后来，我对四合院建筑本身有兴趣了。四合院为什么是这样的？建筑是人的思维在空间上的表现，四合院是这个样子的，肯定是有原因的。”他找了些书看，还认识了一些古建专家，听他们讲一些东西，再就是窜胡同。

　 “四合院很能代表中国的文化。你走到一个胡同里，从外边看都是灰墙，灰墙是非常严肃的，你不知道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要是走在西方的洋房外头，你可以看到花园，可以看到房子，房子多大多少，人有没有钱，豪不豪华，站在路上就可以看个明白了。

　 “可在北京的胡同里，人走在路上，看不到院子里头是什么样儿的，墙都是一样的，就那个门，能让人感觉里边住的是什么人。不同的四合院有不同的门，像广亮门、如意门。在清朝，门是有级别的，你不能随便用广亮门，你得有部级以上的官位才行。如意门就是一些学士家的门。看四合院的门，可以了解主人的身份。

　 “然后你进了大门，对面有影壁，你必须拐弯儿，不能直走。西方的洋楼，一进大门，马上有梯子，上了楼就可以到主人的卧室。你进洋房，没有拐弯儿的，都是直走的。进四合院，你得拐弯儿进，想进主人的卧室，可能还要拐几个弯儿，有前院后院，可能还有多重院。

　 “这就像进中国的市场一样，你不能直走，得拐弯儿进。”

　 “进了四合院，里头会很静、很密切、很透明。不过这种感觉只有你进了院儿才会有。一旦你进了这个门儿，你就成了自家人，大家一起享用这个空间，什么话都可以说，亲密无间。

　 “四合院，能让人了解一些中国文化，比如说，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社会，那么讲‘圈子’。你一旦成了圈子里的人，得，什么事儿都好办了。”

　 美国人龙安志，慢慢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住出了滋味：

　 “住四合院，给我的感觉是精致、文雅，这种感受很深刻。特别是在晚上，感受更深。四合院儿的晚上最有意思，比白天还有意思，特别静。在这种安静里，你会比较放松。在放松的状态里，可以把问题想得比较清楚。我经常晚上不睡觉，写东西。”

　 1996年，龙安志在四合院里写出《中国第一》这本书，书的第一段这样写道：

　 “枯叶伴随着子夜的微风落在门外台阶上的声音清晰可闻，这是北京中秋之夜。过去5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座清代的院落度过的。冬天，来自蒙古的寒风干燥而多沙，在庭院外的胡同里呼啸，北京城区就是由这些胡同构成的迷宫……”

　 好几年前，我就买过、读过中文版的《中国第一》，记得书的封面是一双中国筷子夹起一张旧美钞。我对龙安志说：“你在书里说了不少乐观的话，你对中国的发展，好像比一些中国人还乐观。”

　 他听了“哈哈”地乐：“我不是在说乐观的话，我是在帮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变化。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当时我很生气。一些西方的记者和政治家老挑中国的毛病，说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中国的变化已经挺大的了。我觉得我该写，写写我亲眼看到的中国。我在书里预计的一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

　 “当时一些外国人说我‘左’，但一些长住或长来中国的商人很同意我的观点。我刚刚从新加坡回来，那里的人说我写的是实情。事实证明，现在的中国，是商业投资和金融管理最安全、最不出事儿的地方。我当时的观点，现在成了主流。”

　 我问他：“这20年，有那么多中国人，‘忽忽’跑美国去了，你就没想着回美国？”

　 “回美国？没多大意思。我回去过，感觉美国就那样儿，变化不大。但中国一天一天地变，我在中国过得挺有意思的。”他又摸着肚子，喜眉乐眼地道：“我现在回美国，吃不饱饭了。我天天中午、晚上都得吃米饭，不吃米饭，我就吃不饱肚子。”

　 他送我一本不久前出版的新书《中国的世纪》，书的序是朱镕基总理写的。

　 “梅兰芳唱过戏的台子有几个？要拆梅兰芳的戏台，是神经病！”

　 搬出史家胡同后，龙安志自己买了座四合院。“现在，从东堂子胡同到史家胡同都拆了。有时我经过那儿，心里挺难过，可惜了，那里的四合院特别棒。”

　 他曾爬到自家房顶观察周围的民居建筑：房子后边是一个一个院子，他家的四合院，是原来大院儿的第一进。而这种保存比较完整的三进四合院，在北京已经不多了。

　 “我住那个街道西口儿，是梅兰芳在北京的故居之一，院里还有个戏台。现在那个房子已经拆平了，戏台也要拆。

　 “当时政府的人也想了解这儿到底是个什么建筑，我一看就知道是个戏台。我说，你不知道戏台是什么样的？那你到颐和园看去吧。除了颐和园、故宫外，现在北京还有几个老戏台？最多也就四五个。我了解过，这个戏台是梅兰芳唱过戏的，非常值得保留。北京的大楼、商场多得是，可梅兰芳唱过戏的台子有几个？要拆梅兰芳的戏台，是神经病！”

　 他跑到街道办事处跟人家嚷嚷，街道上的人说这事儿他们管不了。

　 “北京的老房拆得太多、太快了，不考虑它的文化价值，乱拆。”

　 媒体报道说曹雪芹的一处旧居给拆掉了，我问他知不知道这事儿。他说那个地方他去过，连开发商也承认那儿就是曹雪芹的家。“世界不管哪个国家，都认《红楼梦》的。但还是给拆了，太可惜了！”

　 我问：“在国外，有没有可能把这样一个作家的房子给拆了？”

　 “不可能！”他把每个字，都咬得很用劲儿。“俄国人把托尔斯泰的房子给拆了？不可能！美国人把海明威的房子拆了？不可能！英国人把狄更斯的房子拆了？不可能！”他不停地摇晃着头。

　 随后他又摊开两只大手说：“可是在中国，在北京，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无法理解。”

　 名人故居对一个城市到底有什么影响？我想起不久前采访作家冯骥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去巴黎，待在巴尔扎克故居时的感受：“一走进这树木掩翳中低矮、安静而简朴的屋子，一阵莫名的亲切气息扑面而来，心里禁不住响起一句话：我把我心中敬抑的人，带回他的家里来了。

　 “我感觉巴尔扎克真的从我心里走下来。我看见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见他躲在屋里逃债时的神情。这个当年叫文森的地方的几间路边小屋，屋顶比路面还底。他选择这个地方居住，是为了不易被追债人发现。但他一定还是常常心惊肉跳地躲在窗帘后朝外张望。如果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密友来访，他会隔着薄薄的门板，侧着耳朵去听敲门声：是不是事先约好的暗号？

　 “更深夜半，决不会再有债主出现，他就用这个深红色的瓷壶来煮咖啡，传说他一天至少喝一公斤的咖啡。这把大椅子，正适合他壮硕的身躯，但他的桌子为什么这样小？他那宽厚的前胸，俯下去几乎要把书桌压扁。然而，就在这普普通通的小桌子上，他写出一生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创造出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奇迹来。

　 “我拉开他的抽屉，里边空无一物。”

　 “以前我对巴尔扎克很熟悉，但总觉得隔着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到了这儿，完全没了距离感，他普通、真实、活生生，面对面地站着，甚至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那又大又重的身躯。”

　 “故居是有灵性的。无怪乎世界上一切名城，都保留着世人皆知的名人故居，它对一座城市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也不仅仅是为了旅游，它的终极意义是显示一个城市人文的高度和精神的深度。”

　 “真悬，如果那夜不赶过去，第二天，这些门梁就会被人当破木头给扔掉了”

　 现在，龙安志把自己的家、办公室，接客待友的地儿都安在四合院。他说四合院给人小花园似的感觉，非常安静、舒服，是很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他连续收购了几座四合院。每买一座院子，都自己装修，一点儿一点儿恢复原有的样子。我去的这院子，龙安志接手时只剩四分之一的回廊，现在让他给补全了。

　 “这上头画什么样的彩绘，涂什么色儿都很有讲究，不能乱来。我请的工人，整修过故宫、颐和园、雍和宫。”

　 临街的大门太旧太破，是重新做的。门口的俩门墩儿是从河北找来的，新门上方的小门楼，装有四根刻着精致木雕的老木头。

　 住史家胡同时，他就发现一座明代四合院，有个广亮门，门上有四根精雕细刻的门梁，非常喜欢。等他整修四合院时，也想修这么一座漂亮的门。工人去了那座明代的院子，依样把木雕画下来，但做不了，那种手艺已经失传，没人会做。见他失望，工人说：刻不成，我们给您画门儿上吧。

　 不料，门儿还没做好，那座明代的四合院却给拆了。当夜，他喊上几个人，把拆下来的四根木头抢回来，直接安到自家的门上。

　 “真悬，如果那夜不赶过去，第二天，这些门梁就会被人当破木头给扔掉了。”

　 我想起报社周围那片快速消失的老房子，就问他：“你把房子倒腾得这么漂亮，就不怕哪天来了拆迁令，把它给拆了？”

　 他说：“如果按照北京的法令，我住的这片地儿，算是北京25片保留区之一。按法律说应该是保护的，但问题是法令够不够硬？在我们附近，有一座高层建筑正在建，就是违法的，是突破规划的。”

　 他觉得要想保留四合院儿，其实不难。把拆迁的钱花到郊区盖新房子就行了。

　 “建筑专家也认为，如果北京在三环以外建新城，比改建老城还便宜，拆老房子再盖新楼反而更贵。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为什么还要拆迁？因为有人从拆迁中可以赚大钱。”

　 他说北京的拆迁业里流传这么个笑话：政府要做个项目，让三家公司投标，这三个公司分别是香港的公司、美国的公司和中国的公司。

　 香港公司投标300万。问他为什么是300万，他说：100万是原材料，100万是劳工费，100万是利润；美国公司投标600万。问他为什么是600万，他说美国的原材料贵，劳工也贵，所以200万原材料，200万劳工，200万利润；最后是中国公司投标，要投900万。问他怎么可能是900万，他说这很容易理解，我给你个预算：300万给你，300万给我，300万包给香港公司让他们干。

　 “说是个笑话，可实际上许多公司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不考虑自己城市的文化，不考虑城市的历史，也不考虑下一代。腐败分子是不爱自己文化的，他们只爱钱。”他直截了当道。

　 这个美国人又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腐败。我觉得共产党如果不解决好腐败问题，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还会有很大的难度。”

　 我说拆四合院，叫“危房改造”。有人说了，北京的四合院儿不好保护，因为房子都是木头和灰砖建的，跟西方的不一样。

　 “胡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去法国、英国看看，那些老房子，也是老木头的，只不过砖不是灰色的而已。技术并不复杂，就看你想不想做。我自己已经修过几座四合院了，有什么难保护的。”他依旧认为，北京的四合院儿拆得这么厉害，其中有腐败的原因，有太多的人想借拆迁捞钱。另外还有一些人，太崇洋媚外了。

　 “我曾跟一个大学教授到电视台做节目，他说故宫以外全拆，全用水泥、钢筋、玻璃盖高楼，跟伦敦一样。我问他你去过伦敦没有？他说我从来没去过。我说对不起，你最好还是先去看看，伦敦的老城区基本是保留的，新城市是在郊区建的。”

　 “毁了那么多四合院，建了那么多高楼，我不明白，这能代表中国文化？用水泥、钢铁做玻璃楼，中国永远也超不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即使你能超过也要考虑要不要超过？”

　 “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建大楼？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我跟你说，他们能建高楼大厦，但永远做不了中国建筑，尤其是中国的古建。”

　 龙安志说巴黎、伦敦这些名城，都拚命在保留自己的文化。“法国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意大利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可是为什么在北京，这也要拆，那也要拆，哪里都要拆。

　 “有一点儿过分，有一点儿像疯子。”他不客气地说。

　 “北京不光有故宫、天坛、颐和园，还应该有四合院、有胡同”

　 我问龙安志：“你难道没看见，好多老百姓挤在一个四合院里，而且房子很破旧了？”

　 他马上道：“这个我知道，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就看你愿不愿意解决。”

　 他认为房管局的人，本来应该修这些房子。可是，老百姓房子漏雨了，他们却不管修，就是修了，也用最便宜的材料。“那些人想的是怎样倒卖房子，捞钱，做‘房虫’。”

　 让住得拥挤的人，搬到别的地方去；让那些想住四合院的人，掏钱投资修缮这些老房子。他说我现在看到的这所老房子，以前住的是一对老夫妻。房子老漏雨，冬天又挺冷，老得维修，他们养不起这房子，就卖了，自己搬到楼房里住了。他用脚顿了顿地上的褐色瓷砖说：“瞧瞧这地砖，是民国时代的，现在哪里都没有，就老房子里有。”

　 他端起盖碗茶说：“你看，这老房子是古代的，但里边的东西可以是现代的。有电视电话，有抽水马桶，有冷暖空调。我可以用电脑上网，世界上的事儿都能了解得到。我享受了古代文明，但也不影响我过现代的、有效率的生活。”

　 不少国外来的朋友到了龙家，都夸赞说：你的房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也想住到这样的房子里。“我想好吧，我就把这座院子，留给朋友住。夏天来这儿的人特别多，他们觉得很新鲜。住五星级饭店吧，说白了，住法国的、洛杉矶的没什么区别，全世界的都一样，来一趟中国，跟没来一样。可住在四合院里，感觉就不一样了。”

　 “北京，不光是皇家住的地儿，也是老百姓住的地儿。北京不光有故宫、天坛、颐和园，还应该有四合院、有胡同。如果北京把四合院、胡同都灭了，净是高楼大厦的话，那北京跟任何城市都一样，跟你去纽约、东京一个样。旅游者来北京，看看天坛，再看看故宫，待个一两天就得。”

　 “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断送长期旅游的资源。”

　 龙安志家有时也来些年轻的中国人，说想看看四合院儿什么样儿。他们在北京长大，却没见过标准的四合院儿。

　 英国一家杂志《经济学家》，去年刊载了一篇有关北京四合院和胡同拆迁的文章，说下一代要想了解北京的城市文化，得到台湾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去了。

　 “他们说北京，你别去，没什么可看了，城市的历史呵、文化呵不存在了，北京人把它给灭了。”

　 他又挺大声地说：“北京应该证明，这话是错的！市政府应该发个命令，拆老四合院儿，禁止！拓宽胡同，禁止！城市向二环以外发展，二环以内暂时什么都不能动。应该有这么个命令。然后我们对全世界说：办奥运会，我们要把进来的资金用于建设新的城市，而不是去毁掉老城市。我相信全世界都会尊重北京这样的做法。”

　 申办奥运成功的很多城市，都是把历史留下来的东西保留得非常完整。他说慕尼黑做得就非常棒，把那些老房子保留了。它们的老房子没有北京四合院的历史长，可保留得非常好。

　 他反复说：北京申奥成功是非常好的机会，希望那些有远见的领导，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不要为了建新城而毁掉老城，要保护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丢掉自己的文化，不要为了挣点儿短期的小钱，而丢掉自己城市的文化和历史。

　 我又回到了那片拆迁后的空地，踩着砖头瓦块儿回报社。一股冷风，吹起一片沙土，迷得人睁不开眼，我身上的热乎气儿很快被风吹尽。但让我挺透心凉的，还是那个美国人说的一些话：“北京现在这么大量地拆四合院儿，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切腕儿！”

　 “那是你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要为下一代人考虑。他们要想对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离不开这些文化的载体。

　 “中国从过去一个非物质社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突然进到了一个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有的地方甚至有些过份了。

　 “精神文明不是外国的东西能代替的。你喝可口可乐，不算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得有自己的根儿。你毁了自己的建筑，毁了自己的文化，不是把自己的根儿给毁了么？外国的技术有用，你把它学过来就是了，干嘛要毁了自己文化的根儿？”

　 “北京应该好好保护四合院儿，向全世界表达自己在文化上的自信。”“希望北京不要太迟了，不要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