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儿子在日本呆了两年，去年回国了，于是给儿子找所合适的学校成了她的一大难题。

　 几个月后的一天，她跑来告诉我说，给儿子找了一所不错的学校，女校长是个拄双拐的老太太，挺有想法。你可以去看看。

　 没多久，我真给这位校长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大声说：“中国青年报的？你们的报纸我订了，每天看。我们学校的事儿比你们报上报的还好。”

　 嗬，口气不小！

　 第一次踏入校门，就让我吃惊不小。

　 去年9月，我来到位于亚运村的这所北京朝阳外国语学校的那天下午，恰逢奥运会开幕式将要直播，而我全然忘记了。

　 一进校门，就见三三两两的孩子背着书包往外走，我一看表：才两点就放学？

　 推开校长室的门，校长撑着双拐站起来，握手、自我介绍：“郝又明。”学生涌向校门的脚步声此时已轰隆隆响成一片，见我不解，她露出一脸灿烂的得意：“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郝校长急着提醒：“今天是悉尼奥运会开幕大典！这会儿让学生们赶回家看，正合适。”她提高嗓门，“奥运会这样全世界的大事，孩子们怎么能不看？！”

　 “这儿上课像‘超市’，学生可自选”

　 再次来到朝阳外国语学校这天，正赶上第二节课间时分。学生们背包的背包、拿书的拿书，楼上楼下，正在找教室。一个学生正上大学的表哥听说这里小小初中生，也像大学生似的拎包找教室，直说新鲜。

　 刚上完数学A级的初三5班武文聪，回教室换了外语书，又“蹬蹬蹬”跑到三楼上英语A级。女老师一上来就用英语和同学们聊奥运会，哪个项目好看、谁得的奖牌多，你一言我一语，热火朝天。

　 A级班学的是一本国外读物，国家规定的初三英语已学完，学生桌上放着高一下半学期英语书，我翻开一看，其中的习题已做了大半。

　 接着，我又来到英语C级课上。不知何时，郝又明拄着双拐费力地爬上三楼，陪我一起听课。

　 学生正和老师一起做习题。一个男生问，浇花时天下雨了，为什么用过去进行时？可能是没听清老师的解释，他一直皱着眉头。郝又明立刻在一张纸条上写起来：浇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动作，浇着浇着下雨了，所以……我把纸条传过去，又指了指校长，那个小男孩看过纸条，向我们使劲点头，笑了。

　 我看到，每个分层上课的班里只有三十来人，老师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

　 “跑课法”即分层教学，是朝阳外国语学校一道独有的风景，也是郝又明的得意之作：“这儿上课像‘超市’，可自选。”这“超市”可不是随便开的，郝又明有四大原则———第一，分层不分班。在英语、数学、物理科目中分成A、B、C三个层级，语文、政治等公共课再回原班。我不喜欢把学生分成快慢班和好坏班，但要承认不同学生间有差异。第二，学生自由选层。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选层，再由老师出习题，做着不吃力就行。第三，上下层可流动。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下来，觉着自己进步了，向老师提出申请，再到上一层试听两周，感觉不错就可跳层。第四，保底不封顶。这是家长们最担心的，怕被当实验品，给耽误了。我向家长们打保票，保证C层高于国家教学的基本要求。家长们明白了这个理儿，就没有顾虑了。

　 “授课时，A层老师对课本知识点到为止，这些学生觉得课本浅，老师最好拓展得更深更远。你吃得多，长得高，那我就挖个天窗让你伸出脑袋去。能长多高长多高，能飞多远飞多远。和老师一起备课、上讲台讲课、给答案挑错，他们能耐大着呢。这些孩子都是成为杨振宁的料，别从小就给掐死了。”

　 “B层乖女乖仔，希望老师讲得清清楚楚。C层基础差，也有一些‘调皮捣乱鬼’。他们水平相当，上课没压力，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行，放开了举手，特积极。”谈着分层经，郝又明兴致勃勃。

　 “你问效果？”郝又明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学生父母近亲结婚，觉得孩子打小就笨。这孩子见我面的第一句话是：“您听说过我笨吗？”我答：“没听说过。”孩子又问：“哪一层最坏？我妈说了哪层最坏就上哪层，免得‘打狼’。”我说：“这儿没有最坏层，要不你别来了。”孩子急了。

　 我话题一转，“你是不是希望老师讲得仔细点、慢点？你看哪层适合你就选哪层呗。如果你觉着ABC层不中听，那咱叫BCA，或A1、A2、A3，成不？”

　 孩子回家告诉妈妈，老师说了没有好坏，我想上哪层就上哪层。结果他数学外语都选了C层。慢慢地成绩有所提高。

　 一次他找到我问，能不能在B层上几节课？我说可以，但有个要求，你每天必须举手提问、发言。结果这孩子上课特积极，抢着举手，要是哪天没举手，还做记录。

　 后来他妈妈跟我说，孩子为了每天能举手回答问题，放学回家就放录音，不是背就是听，都练疯了。后来他的英语一直在B，基础打得牢，学起来轻松扎实。做父母的对我说，“原来我孩子挺聪明的。”

　 “每个学期下来，热闹极了，每个老师身后都有孩子追着粘着要求跳级。老师说你还欠我‘账’，不能跳。学生再去学，再要求跳。”郝又明说，分层教学的核心不是为了淘汰谁，从小训练孩子找到自己的位置，告诉他们高、低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最大限度发挥潜力。

　 学校一位老师的孩子曾经是郝又明的学生。她说，女儿英语基础差，考试不及格，连我都不报希望了。可郝又明带着她像爬楼梯似的，从C到B再到A，不仅英语学得呱呱叫，后来又自学日语留学去了。前一阵，从日本来电话告诉我，她用日语通过了论文答辩。

　 “郝又明对孩子从来不说放弃，她总能激发他们的自信心，我体会分层教学的好处就在于激励学生把学习变成自觉行为，教孩子学会学习，把你要他做，变成他要做、会做，把负担化解为动力。这是真正的减负。教了这么多年的书，对我来说，这也是个新发现啊。”这位老师感叹着。

　 “整个教育思想变得越来越功利主义了”

　 郝又明脸色微黑，未见白发，看不出是年逾60岁的人，说话时嘴角会牵出笑意，而她的眼神充满睿智。因腿做过手术，恢复得不好，她不得不架起了双拐。一说起教育和孩子们，郝又明的喜怒哀乐立刻无比生动。

　 “我父亲是西北联大校长，父母把教育看成比天还大的事。所以在我脑子里教育是件非常厉害的事。我读的是贝满女中，和谢冰心一个学校。那时的学校真美啊！钢琴房里一排20多架钢琴，校园外满街飞的都是鸽子。”

　 “让人叫绝的是老师们水平太高了，语文老师满口文采，旁征博引；数学老师不用圆规，在黑板上一笔成圆，那叫帅！美术老师是画家、体育老师是国际裁判，一招一式、一音一画，真让学生们着迷。我酷爱音乐、体育，后来还差点被选入国家女篮呢。”

　 郝又明1952年从清华大学水电专业毕业后，来到北京一所中学教英语。可是自打站到讲台上，她发觉很多事都不那么对劲儿了。

　 “整个教育思想变得越来越功利主义了。学音体美不是被感染了、被激动了，老师教、家长逼的，都是为了分，分数成了惟一的指挥棒。德育呢，也弄歪了。”

　 “你说学生为什么学雷锋？因为曾有规定初中升高中加6分，雷锋就卖6分？这是把雷锋糟蹋了！雷锋就是雷锋，雷锋做好事从来没有分的概念。很多学生其实并不明白学雷锋什么，只是为了这6分。太功利了！我历来不赞成把品德修养和升学的分挂钩。”

　 郝又明最痛恨的莫过于从1978年起分重点校和普通校。“我太吃惊了！好像小孩一生下来就被刺上了红字、黑字！”更让郝又明心生不平的是，学习待遇不一样：要求重点校初中英文读6本书，普通校只读4本书。

　 “我气得简直快疯了！重点校和普通校差别是存在的，但不能因此剥夺孩子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她决定不理那茬儿，开始进行与传统教学方法分道扬镳的尝试：给普通校的学生英语同样教六本书。不仅书没少念，郝又明又来了个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一年教完三年的课！

　 “怎么可能？这不是加重学生负担吗？”我惊讶地问。

　 “不是我快了，是他们太浪费时间了。”她自信地说，“快在寻找规则，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我的学生单位时间内书念得多，效率高，一年念完三年的书，是大大减负，怎么是加负？别的老师总说教不完，我们是不够教。有的初二孩子，高一的课都读完了。”

　 那一年北京市统一升学考试，郝又明教的班英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成堆撮”的普通校令人刮目相看。郝又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有人表扬郝又明的学生，说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没想到惹火了她：“鸡就是鸡，怎么能变成凤凰？一听就是假的。他们不是鸡，是凤凰，只不过受了伤、沾了泥，你没认出来。”

　 1994年，已退休的郝又明来到北京十一学校，着手实施教育整体改革方案，提出分层教学法。为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她和学校立下君子协定：三年内放手进行教改试验，有问题责任在我，不能扣老师工资。

　 几年下来，北京十一学校有十几个学生考上清华大学，破了纪录。

　 “因为郝校长经常说‘要让每个孩子都抬起头来’”

　 1998年4月，年逾60的郝又明终于有机会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国有民办性质的北京朝阳外国语学校，她感到可以把自己四十多年教学生涯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放手应用了。其时，素质教育正成为新的流行包装。郝又明却有自己的看法：“提素质教育、减负挺好的，可媒体上报的整天就是检查学生书包轻了没有，还扫荡似地查老师补课，下午四点多就把学生放羊了，急得家长没下班就往学校跑，要不学生就去打游戏机。到头来，书包轻了，可孩子的学习成绩却上不来，全错了，这是对素质教育的曲解！”

　 郝又明急于为素质教育正名，“有人说现在大学好考了，大家可以放手开展素质教育了。这句话我特反感，言外之意素质教育带来的是学习成绩的降低。做人不能降低水平，不念书怎么行？可不能这么说。高素质不可能有低水平，低能力也不可能带来高素质。我们说的素质不仅仅是会唱歌跳舞，素质教育也不是课堂教学加课外活动的简单公式。绝不能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去求所谓的‘高’素质。”

　 “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找自己的幸福。”郝又明信奉这一点，她所追求的素质教育就是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帮助他们掌握学习的方法，她巴不得孩子们都能上清华，上北大，上世界最好的学校。

　 郝又明的另一个观点是，高质量教育必须有高素质的人去推动，只有这样才能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因此，“别一提素质教育就去翻学生书包轻没轻，书本少没少，素质教育的板子要重重打在校长、老师身上。”

　 因为想看看这里的老师是怎么“挨板子”，怎么教学生的，我认识了圆圆脸、大眼睛的小老师张媛。

　 张媛芳龄21，去年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现教初二语文，还担着初二1班的班主任。在这里，年轻老师被当成宝。除了寝食无忧外，在业务上还给每个人配备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作指导老师。

　 张媛一开口就说，你信吗，我教语文，是学生们讲，我在底下听。见我感兴趣，她更起劲儿了：每周我会特意挑几篇课文交给学生讲，谁感兴趣谁报名。然后我们一起备课，设计提问、板书、归纳、总结，一堂课都交给他来完成。没想到，学生们争先恐后，比着谁讲得好，还常有意想不到的创举。

　 “一个男生，讲向沙漠进军一文时，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沙漠局域分布图，他个子低，还是我举着他挂上去的。对着图，他把沙漠的演变、分布讲得有鼻子有眼，连我都觉得获益匪浅。”

　 在张媛老师的课上，还有一个小节目特受学生喜欢。在每节语文课前的三五分钟内，张媛都会让学生上来念一篇他们自己最感兴趣的小文章，“我有一个梦”、冰心的“谈生命”、“收获昨天”……一篇篇富于哲理的美文，学生们诵读得声情并茂。一次一个学生读完小文“爱之愿”，被打动了的张媛即兴作点睛之评：用渴望他人待你的态度对待每个所遇之人。张媛说，每篇小文都讲述一个做人的道理，短短几分钟，对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种净化，我感觉自己在和学生们共同成长。

　 渐渐地，课前小节目的形式不断翻新，一个平时极内向的女孩把“创造宣言”倒背如流；有的表达能力不强，就把文章的内容一幅幅画出来。每一个创意和小小的努力，都得到小张老师的鼓励，“因为郝校长经常说‘要让每个孩子都抬起头来。’”

　 “郝校长经常跟我们说：‘要当教育家，不要当教书匠’。郝校长太敬业了，面对她，你只有做得更好，没有逃避的理由。”

　 “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我保持微笑，但绝不让步”

　 无人监考是朝阳外国语学校的铁规矩。开始实行时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刚入校不久的一个班里发生了一场大面积考试作弊事件，在全校引起震动。

　 郝又明建议班里召开一个主题辩论会，几派观点争论激烈，等大家的目光都转向郝校长时，她问了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考试为了什么？对你们来说，最为关键的两次考试一是升高中，再就是考大学。平时的日常考试无非是让自己知道哪些不足，让老师知道什么地方教得不够。靠作弊考了好成绩，是糊弄自己还是糊弄老师？

　 考试和分数，第一次在学生们脑子里产生碰撞。每次考试都不排名次，也从没有台上老师发卷子，台下你抢我夺、互相比成绩的情况。学生们学会了和自己比。无人监考带给学生们的内心冲击甚至是郝又明所未曾预料到的。

　 郝又明给我讲了这样件事。一次初一语文的作文题目是“记一件发生在课堂上的事。”老师们在阅卷中发现了一个学生这样写道：我被一道判断是非题难住了，此时只要我稍微斜一眼，就能从旁边同学的卷子上看到对错。我在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优秀，我多么想再考一个好分啊！可是我们的考场是无人监考，学校和老师这么信任我们，越是无人监考越应该自觉，我怎么能看别人的呢？虽然这道题答不上来可能影响我的分数，但我最后还是决定放弃这道题。我可以说，在无人监考中，我战胜了自己！这就是刚刚发生的我难忘的一件事。”

　 太真实了！长久以来“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而今天孩子在分数和品德面前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郝又明被自己的学生深深感动了。

　 后来朝阳区教委主任何凤王光来学校考察工作，说起无人监考时，郝又明给何主任看了这篇作文，何主任十分感兴趣地问：真有这事？你们核对了吗？老师们找出这个学生的卷子，果然在那道判断题上，这个学生的答案是空白。何主任感慨地说：这是学生自我教育、内化自省的事例，是很好的素质教育的体现。

　 现在已升至初三的学生对无人监考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一个学生这样写道：没有了以前晃动在眼前的老师盯视的目光，我自由了、解放了，找回了做人的自尊。

　 斯斯文文的女生赵佳奕说：“以后踏入社会要靠能力，作弊能考好成绩，考不出真本事。”

　 武文聪一字一顿：“在我们学校已形成了这样的风气，考试作弊是没有能力、人格低下的表现，特被人瞧不起。”

　 孟晓亚善于分析：“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逆反心理强，要是老师专跟我们较劲，一考试就像盯贼似的看得严严的，我们为赌气，本来不想看，可能也千方百计想办法偷看两眼。郝校长理解我们，她很聪明。”

　 对无人监考犯规的，是郝又明最不能原谅的。她说：“犯其他的错我都可以原谅，但踩黄线犯规，就得亮牌受罚，没有下不为例。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我保持微笑，但绝不让步。”

　 严厉归严厉，但只要融入学生们中间郝又明就像换了一个人，60多岁的人了，有时还会冲学生做个鬼脸什么的，或者拿着拐杖亲昵地“拐”学生两下，根本不像一校之长的做派。在家长面前，她则经常把学生们唤做“我们这些宝贝”。

　 每个星期一，在朝阳外语学校都会出现一幅动人的场景。这天，郝又明早早来到学校，拄着双拐站在门前迎候师生，微笑着叫着孩子们的名字打招呼。全校800多名学生，她90％能叫上名字。

　 “剩下的还得一个个记。”郝又明声称，“问声同学好，太普通了，你要是看着他的眼睛说‘某某同学你好’，那感觉可不一样，孩子觉得你知道他、重视他，心里特美。”更绝的是，随便叫住一个学生，这孩子的性格特点、特长爱好、学习情况、家庭状况，郝又明都说得头头是道。

　 一个做教材出版工作的家长说，我打过交道的不下百来名校长，就没见过她这样用心的校长。

　 郝又明要是觉得对哪位同学说的话不太妥当，过后准拄着拐杖爬上楼去向学生说对不起。一位学生的父亲得病去世了，家里生活困难，郝又明得知后，一个劲儿给学生的母亲道歉，埋怨自己知道得晚了，安慰她不要为孩子的学费着急，由学校想办法。

　 不过，大多数时候郝又明是固执己见的。比如她不认可在学校搞心理咨询，“弄个小屋、挂个牌子，神神秘秘的，孩子都给吓回去了。再说，小孩子哪有什么心理疾病，他主要是心里有话，就看愿不愿意跟你说。”

　 郝又明经常在学校呆到晚上八九点钟，这段时间学生随时可以来敲她的办公室，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和校长聊，也可以约时间单谈。她认为，创造一种平等、开放、自如的氛围，是和学生们最好的交流方式，她自诩：“我是最好的听众。”

　 女生龚田说：“以前校长在我们心目中都是高高在上的，校长第一次找我说话还以为犯了什么错。后来我知道，我也能找校长说话，我和校长是平等的。”

　 “不让孩子过早生活在成人世界”

　 有人说朝阳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怎么看着“个个那么顺溜儿”？答案是这里“规矩”多：不穿名牌，一律校服；男生都剃平头，女生清一色齐耳短发；不许带零食。

　 郝又明最下功夫的还是“扫黄”。

　 “扫黄？”我吓了一跳。

　 “就是‘早恋’。”她抬眼看我：“你去学校了解了解，远比你想像得厉害。”

　 我去找同学们聊天，提起了这个话题。一位初二女生说，“我以前的小学同学说她们班的女生最想做一件不用学习的事，然后找个大款早点结婚，又有钱又在家呆着，多快乐！”

　 “早恋成了我们的一块疮疤和死穴。别看大家表面上不说什么，可心里想什么彼此一清二楚。”如果不是亲耳听两位初二女生说出这样的话，许久不进校园的我真不敢认同郝又明的观点。

　 学生刚入校时，穿着形形色色，饰物更五花八门。有的戴着小铜人、小玉人，不是父母从国外买的，就是从庙里请的；有的手上拴着五颜六色的丝线。书里、作业本里经常夹着各种纸条，谁对谁有好感，谁想约谁谈谈，不一而足。

　 一个初三男生长得很帅。有一段时间，追女孩子着了迷，女生也以被他追为荣。他今天约这个，明天堵那个，学习成绩像坐滑梯。一个女生沉浸在琼瑶小说中不能自拔，捧着日记发了一年呆。

　 家长对孩子早恋头疼，束手无策。郝又明也知道这是个敏感话题，却并不避讳和学生谈“情”说“爱”。

　 一次，初三学生丁青和班里另一个同学为班里新年音乐会出节目，找到郝校长表示要合唱一首英文歌，叫“ONLY YOU（只有你）”，校长痛快地点头。丁青反而满脸不解：“校长，这可是首爱情歌曲啊！”

　 郝又明笑了，“爱是美好的啊，值得全世界人歌唱。”接着不失时机，“但不是你们这个年龄的事，真正的爱值得花时间去等待。”她对学生们许愿：“十年后，如果我不死，一定挨个儿去参加你们的婚礼。”一阵欢呼。

　 丁青这首高难度的英文歌赢得满堂彩，郝校长激动得硬拄着双拐爬上楼到宿舍向丁青祝贺。

　 她说，这些事不能遮掩，你越遮，孩子们越觉得神秘，越想去试。孩子们其实很单纯，在他们迷失的时候，你只要理解他，给他指明一个方向，他们会接受的。学生间有很强的感染，只要形成一种好的氛围，就能相互带动。

　 “在我们校，感觉特净，多数人觉得谈这事特无聊。真的！”女生安小可一脸认真地向我强调。

　 “我们学校门口一个商贩没有，不是因为偏，谁敢摆摊我就报警，端了它。学校的空房子，有公司要租，每年一二百万，可我穷死也不出租。学校怎么能让那些叨着烟卷、拿着大哥大晃来晃去的人出入呢？让我的孩子哪来安全感？能不受影响？”郝又明越说越激动。

　 让学校成为学校，让孩子回归孩子的本色，不过早生活在成人世界里。其实，郝又明想做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不是都说国际接轨吗，教育最应该跟国际接轨”

　 如果你觉得朝阳外国语学校规矩多，把学生们都管呆了，那可就错了。若论玩，郝又明的点子比谁都多、胆子比谁都大。每到放假时，学校的课提前20天就讲完了，别人忙着复习考试的时候，朝阳外校已倾巢出游了。这两年先后去了西安、大连，还组织几批学生分赴澳大利亚、加拿大。

　 “那年去西安，浩浩荡荡十几辆大客车。别的学校老师叫我疯老太太，说全校出游太危险，出了事谁担责任，现在学校当被告的还少吗？”郝又明说，我相信孩子们，而且这样的活动太必要了，每次出游都让我看到我们所欠缺的东西。

　 两次出国，给郝又明刺激最大的是前年到加拿大。一天，郝又明带学生们去一家餐馆吃中餐。看到多日不见的中国饭菜，学生们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跳脚叫，拍巴掌，拥抱，餐馆里嚷嚷成一片。

　 买单时，老板说：“我从广州过来这里好多年了，已经淡忘了那里的嘈杂，是你们的学生，又让我回到了中国。”老板虽然笑着，但郝又明的脸却红了。

　 郝又明没把这看成一件小事。回国后，她告诉学生们在公共场所要懂得不干扰别人。她说：“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它代表着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修养和素质。”

　 每年的圣诞节、新年，更是朝阳外语学校的一顿大餐。学生们全体上阵，什么灰姑娘、白雪公主、音乐之声，从剧本、台词到演出布景，全部自己动手，声情并茂的表演加上流利纯熟的英文，连老外看了都啧啧不已。

　 酷爱音乐的郝又明想把这个习惯也传染给孩子们。附近的北京剧院一有好的音乐会，朝阳外语学校就拉去四五百人。虽然有的学生免不了打瞌睡说闲话，郝又明还是按着他们听，“肖邦、贝多芬这样的国际音乐大师，不去接触怎么谈得上懂。现在不熏陶，以后精彩曲目欣赏不了，不该鼓掌的地方瞎鼓掌，多露怯！”

　 郝又明说，看奥运会也好，过圣诞节、听音乐会也罢，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们的国际人意识，“现在不是都说国际接轨吗，教育最应该跟国际接轨。我们培养的应该是面向世界的国际性人才。”

　 让人意想不到，这个外语学校的学生早自习不读英语，而是读“大学”、“诗经”一类的古文。毛笔书法、古典名著等国粹更是一样不能少，她告诉学生们，“这是你们的根，以后走得再远，你也是中国人。”

　 第一批入校的初三学生马上要参加升高中考试了，这对朝阳外国语学校是道槛。我看得出来郝又明很在意这次升学考试。

　 “到了高中，我要拿出一笔钱设立奖学金。高中就设奖学金，这样的学校不多吧。从初中到高中六年，我希望完成一个教学循环，亲手把他们一个个送入大学。”郝又明一脸的踌躇满志。

　 今年春节前夕，我突然想起应该给郝校长拜个年。

　 拨通了电话，她果然在学校。只是声音显得黯然、嘶哑。

　 “学校附近刚建成一个校舍，学校老师去量了，只有一千步。”

　 “要能给我们作高中部多好啊！离得这么近，两边都好照顾，我就可以聘请外教、招收外国留学生，那我的学校真变成国际学校了！”

　 “我们有高中部，远。我不是占便宜，我去找钱、贷款，再还那学校一所房子，不行吗？民办的，就不能支持一下吗？”

　 “我很久没哭了，现在一说这事就哭得一塌糊涂，真哭糊涂了，我差点给他们跪下了！我正在写报告呢，一天送三份特快专递。”

　 “您还是保重身体，过完年再说。”我劝道。

　 “哎，这个年是没心思过了。”电话里一阵抽泣。

　 这是那个自信、睿智、达观的郝校长吗？

　 前不久，又一次见郝校长。问起此事，她顿顿拐杖说：校舍是拿下来了，以后可干的事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