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教育部作出大幅度削减高考保送生数量的决定。个中原因固然多多，但迫于某些“保送”者的舞弊行为，恐怕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保送”在我国并不新鲜。关于它的命运，史书上就有详明的记载。例子是汉朝的“察举制”，即通过“乡举里选”以“察其贤能，举以授官”的人才选拔制度。古之所谓“察举”者，盖今之所谓“保送”也。从字面上看，这制度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不好，然而待到这制度一实行，“舞弊”也就跟着展开：“察举”者们的子孙忽而都成了“贤能”的化身和“授官”的上好材料。这就曾逼得宽仁如汉景帝者也不得不下严诏匡正。然而风声过后，一切恢复旧观，最后竟闹出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笑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就只好“取消”，改行所谓“九品中正制”。形式是变了，但骨子里却是更极端的“保送”，所以到底还是未能逃出“上品无寒门，正品无世族”的窠臼。于是隋唐之际，又只好“取消”，不过这一次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真正通向“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竞争制度，这就是一直通行到现在的“考试”制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凡“保送”就一定是一团漆黑，凡“考试”就一定是一片光明。无论古今中外，在特殊条件下，“保送”之造就人才，“考试”之扼杀人才，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虽然“考试”是“保送”进化的产物，但后者并不能完全代替前者。所以我国恢复“考试”尤其是“高考”制度后，对特殊人才实行“保送”以补“高考”之陋，不但完全必要，而且完全正确———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和成功经验；何况比起古代完全由当事者们任凭自己的主观需要而“信口雌黄”的做法来，现代“保送”制度毕竟规定了各种硬性的客观标准。孰料这口子一开，不但被越捅越大，而且不多久人们也就很快地发明了相应的对付之法：没有“特殊条件”者，给他变成“特殊条件”；不是“特殊人才”者，把他变成“特殊人才”；而所谓“硬性”的“客观标准”，就完全被变成了一个具有弹性的橡皮圈；于是历史上的闹剧，就又一幕幕重新上演了。例如去年湖南隆回一中的“保送”舞弊事件，就堪称经典：总共14个“高考保送生”，就有13名是清一色的县、校领导干部子女！媒体一“曝光”，才云开雾散，原来也是“选举不实”。

    以上种种，虽然并不能据以否定一切“保送”，不过至少可以得出如下教训：纵观古今，有些人的根性里，可谓“舞弊成性”，大凡“保送”或类似的其他“优惠”政策，尤其容易诱发“舞弊”，导致“选举不实”。“取消”者已矣，未“取消”者如目前正在通行的硕士、博士“保送”之类，眼下未有“曝光”，尚难质证；至于高考中正在通行的“优秀学生干部加分提档”奖励制度，则去年某女大学生状告锦州市教委偷梁换柱，篡改档案，侵害其荣誉权一案，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就是说，对于这类实在不能“取消”或一时不便“取消”的制度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应谨须做到：一要心中有数；二要严防死守。(贾作林)

                        (人民日报 20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