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4年，文革末期，也是“大门”乐队刚刚解散的后一年。当我有意识判断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的色彩已经改变，我只能通过文字、语言、图像和声音去感觉。我出生的那个年代以及以前十几年里的激情与混乱，毫无疑问对于我们充满诱惑力，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那个时代”——越南战争、文化大革命、五月风暴、美国学生反战运动、意大利工人暴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席卷了全球。

　　在那个时代感觉最强烈的是“声音”。一群人在呐喊；机器轰响；火焰的噼啪；跑动的撞击等等。写到这儿，你回避不了那时两个重大的事件：全世界规模最大，对于中国有绝对影响的“文化大革命”；紧接着是在欧美的“法国五月风暴”。应该记住这两件在人类历史永恒的事件的时间和地点：前者，1966年夏天，中国；后者1968年3月22日，法国巴黎。一个留给中国当代一个永久的伤痕；另一个则彻底颠覆了整个西方社会二战后的资本主义体制和标准——它们都是用青春和激情写就的。

　　去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油画百年展”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文革时期的艺术作品,其中有一幅油画叫做《打夯歌》。仔细看着它就能听到当时的声音，闻到当时阳光的味道。这幅画表现一群青年女子在欢乐的歌声中进行艰苦的夯土劳动。画家将视点放得很低，阳光弥漫在每个角落。

这种意象在西方是完全没有过的经验，他们的历史决定着他们是永远矛盾和分裂的——单纯的理想和极度意识形态，竟然能够融合生活的糜烂与享乐。那时西方年轻人的心灵伴随“大门”乐队灵魂人物Jim Morrison的歌声一起跳动。莫里森的音乐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看待周围世界和生活的方法, 是当时西方社会所有热血生命的声音。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个丑恶的世界，游荡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和“橡皮鸭子”一样开着车，吸着大麻,披着染布，穿着牛仔和缀满铁钉的皮衣，反叛着他们所经过的地方的一切规则。

　　而我们的吉姆·莫里森在1971年7月3日写完遗嘱之后，自溺于家里的浴缸之中。一个单纯的灵魂不堪忍受诱惑，在矛盾中完结了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六七十年代留给我的就是声音。即使是在看一幅画时也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的耳朵能够听到那里面的声音。我在写这篇文字时所听的CD就是“大门”的专辑。不用去找文字资料，听到莫里森的歌声，你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呼吸：“我混身的热血沸腾，我需要不停地在路上游荡，无论自己将要做什么，或者自己做过什么。”

　　有人说六七十年代是西方新的文艺复兴时代，这种说法不为过，特别是对文化艺术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因为要解放一切思想，想象力和创造力变得空前重要，不再拘泥于一种形式，只要能燃烧激情就好，那是西方摆脱工业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假象和桎梏的一次成功的经验。

　　就我个人而言六七十年代或多或少的含有“波西米亚式”的浪漫，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和情绪呢？

　　记得上大一时，有一天中午在食堂打饭，同宿舍的同学跑过来，对着排队人群大声喊“三毛自杀了！”刹那间整个食堂的人群如遭电击，直到卖饭的大嫂刮着锅大声催促，我整个人才回到现实中来。随后，抽身走出食堂，高昂着头，瞪着一双茫然的大眼睛走到教室，就那样坐了一下午。读高中的日日夜夜，除了课本、作业还有“三毛”，她的生活和她的一切一直在我的梦中。直到后来有了男朋友，听他告诉我“三毛”的生活方式叫做“波西米亚”。尽管归纳这种方式很傻，但还是很清晰地让我感觉到“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的纯粹。

　　“波西米亚人”在十八、十九世纪和吉卜赛人、鞑靼人一样居无定所地流浪在城市、乡村和草原。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人歧视，常常是城市不安的起因。不过现在“波西米亚”这个词非常的时髦。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一个时髦的词语和阶层的诞生是这样的：首要条件必须在国外，有过或者听说过类似的话语，然后找出文学上的姻缘，再往后就用时装来诠释。我现在也在遵循这种方式，但是我心中知道：真正的波西米亚是需要很大代价和境界的。

　　我爱的三毛曾经说过：在台湾，只有三个女人适合穿波西米亚风格的大花裙，分别是三毛、潘越云和齐豫。我想三毛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三个人的气质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吧。超凡脱俗，我行我素，为了梦想不顾一切。

　　除了三毛她们，还有一个被无数另类英雄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履风之人”——兰波。正是这个精灵把波西米亚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上升到文学的高度。这个横空出世的“流星”，16岁时在其诗歌《感觉》中写道“……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与自然相伴——快乐得如同身边有位女郎。”

　　我相信只要在上大学时读过兰波诗歌的人都会激动得彻夜不眠。那个时候见不得“流浪、漂泊、出走、远方”这类的词语，否则就像中了魔一样不能自拔——我曾经就希望只身去内蒙古看草原，看漫天黄沙。“生活在远方”是兰波和三毛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基因，也是后来迅速使这种生活概念化的标记——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有一句非常兰波，非常波西米亚式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土地上，到劳动人民中去锻炼一下。”这句话充满了阳光和土地的味道，单从文字表面看它使我们忘掉了当时的政治高压氛围。而在19世纪70年代兰波同样激昂地写到“看透了。形形色色的嘴脸一览无余。受够了。城市的喧嚣，黄昏与白昼，日复一日。见多了。人生的驿站。——噢，喧嚣与幻象！出发，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中去！”兰波为此过早地耗尽了年轻的生命。

　　西方除了在精神上秉承波西米亚精髓外，一定要在物质上生活中有所表达，服装便是这种精神外在的表达形式。波西米亚风格似乎给人更多的是流浪的感觉，它的特点是鲜艳的手工装饰和粗犷厚重的面料。也许这些带有手工色彩的服装，能让久居都市的你体味到浪迹草原的无拘无束。

　　音乐同样是其精神载体，除了“大门乐队”还有“滚石”，他们身穿紧身皮裤，留长发，生活放荡，嗓音独特，是青年人追逐的偶像。村上春树（他经常被布尔乔亚和BOBO族用来为自己贴金）60年代的《挪威的森林》是波西米亚式生命的探索。在中国我们的英雄是海子，他是上个世纪中国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波西米亚人，他的死使“波西米亚”这个词在中国成为了标本。

　　“波西米亚”是色彩和音乐的组合，它是不容于世俗的，然而今天变成了拿消费品标新立异人的漂亮外衣，仅此而已。因为不论怎样，离了别人创造出来的消费品，他们其实什么也玩不转。

　　我现在最怕的是听到某某人是BOBO族，现在这个词已经跟唐装臭街一样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所有BOBO族和非BOBO族的杂志上。据这个词的发明人戴维·布鲁克丝的描述，BOBO喜欢在厨房里弄个不锈钢冰箱摆摆，以显示“厨房男性气概之质地”；或是决不开俗气的奔驰，而只开SUV；并且，喜欢吃“热带雨林嘎嘣脆”，只买星巴克“公平交易”，一定要时刻显示出自己的“平民意识”。他们不过是布尔乔亚矫情出来的波西米亚，骨子里面还是小资。波西米亚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玩票”。在这个讲究融合，拼贴的时代，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理论粉饰一番。他们可以为“藏羚羊”而去一趟可可西里，回来后开着SUV去吃内蒙古新鲜涮羊肉，大讲自然环境和人生哲理。“做作”现在经常和“文化”在一起被我们接纳了。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还喜欢“一窝蜂式”地发起一场时尚运动，然后轻而易举地划分出阶级和层次来，并且是用消费的方式来确定三六九等。“时尚”应该有另类的一面，当它跟“全民健身”、“全民学英语”一样时，这就跟时尚没关系了——现在都把流行叫时尚，真是有点倒胃口。

　　布鲁克丝称自己玩的是“喜剧社会学”，只有那些头脑简单，刻意粉饰自己吃穿和消费方式的BOBO们才会自封一族。如果某种生活方式可以用时尚来经典一番，“波西米亚”是永远的时尚，它不是所谓一族们能够标签出来的。你不可能既布尔乔亚又波西米亚，这正如北京长安街边上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一样叫人难以忍受。我爱的三毛走了，海子走了，兰波走了，我宁可留下空虚和无聊也不愿让BOBO们把这一切变得一文不值。 

摘自《时尚》（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