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雪冰
女 20岁
从小,我就是个倔强的女孩,自尊心特别强。可不知为什么,总有人把我的自尊击得粉碎。最初伤害我的,是我的父母和老师。
班主任要送我进“工读”
爸妈对我,一直严格得近乎苛求。小时候,我的成绩总排在年级前10名,可他们永远不满意,总是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责骂我,所以,我从小就不爱和他们说话。
初二那年暑假,我们家搬了新房子。正是这次搬家,莫名其妙地改变了我的人生。那年开学的第一天,新来的班主任把我叫进办公室,劈头盖脸一通骂。听着听着我明白了,因为搬家,暑假里我没收到学校寄出的补课通知。可班主任根本不听我解释,只是逼我写检查。那天僵持到天黑,我只在纸上写了4个字:“我没有错。”并亲手交给了教导主任。从此,我跟班主任彻底闹僵。
班主任撤了我的班干部、不让我入团,在每次班会上都找机会羞辱我……我从没流过一滴眼泪。终于有一天,我忍受不了了,连续一星期没去上学。抓住“连续旷课”这个把柄,班主任硬要把我送进工读学校。虽然最后没去,但我被取消了考高中的资格。我只好以相当优秀的成绩,考进了一所中专。那以后,我更变得活像一只刺猬,不轻易让人接近。
原来我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比起爸妈,班主任对我的伤害只能算“微不足道”。2001年7月,我以中专生的身份参加高考,考取了自己的第一志愿。在我满心欢喜之时,爸妈突然当头浇下一大盆凉水———他们坚决反对我上大学,要我先工作、挣钱。
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我哭着跟爸妈大吵大闹,可他们就是不肯拿出近1万元的学费。我拗不过他们,跑到楼下外婆家“讨救兵”。慌乱中,最疼爱我的外婆说漏了嘴:“怎么能这样!当初抱你来,也是他们同意的!”我惊呆了,以前爸妈对我的种种苛刻,终于有了解释———我并非他们的亲生女儿!
那天,我费了好大劲才平静下来。我再次哀求爸妈:“你们毕竟养了我20年,就再帮我4年吧。学费是贵了点,可我以后一定还给你们。”他们还是不答应。被激怒了的我完全丧失了理智,不顾一切地说:“你们这么恶毒,难怪一辈子生不出孩子!”这句话一出口,我们之间便恩尽义绝。虽然还同住在一起,可我再没在家里吃过一顿饭,也没跟他们说过一句话。
(雪冰有些零乱地叙述着。我忍不住打断她,因为觉得她把话题扯得太远。但她很坚决地要把学生时代的事情说完:“那些事,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我在网上找到了“能帮我”的人
所有亲戚朋友,谁都没能力帮我的忙———对此我很清楚。眼看已是8月中旬,学费却还没着落。一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地上网聊天,在聊天室里,我突然打上了一行字:“谁要找情人?”
很快就有人回复我,是个叫“阿德”的男人。开了个私人窗口,我告诉他:“我需要钱,不管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你,但我希望只是一次。”那个男人没多说什么,只是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说他正在广州出差,让我过两天给他打电话。一个星期后,我下定决心打电话过去。电话里,我追问阿德的职业,他没回答,只是简单地说:我能帮你。
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新天地”。阿德是北方人,看起来已经人到中年。阿德告诉我,他在上海工作,独自在浦东租房住。那天晚餐后,他把我带回了家,并真的给了我整整1万元。可他完全没想到的是,我的的确确还是个女孩。阿德非常惊讶,说想与我保持联系。拿到了学费,我终于如愿以偿跨进校门。可开学后,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上课根本就听不进去———我知道,这完全是心理因素在作怪,我总觉得别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这让我整天无所适从。
阿德常常请我吃饭,听我讲学校里的事,然后直截了当地劝我跟他“在一起”:“如果你能听我的,以后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想想也是,业余打工,我根本赚不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我默认了。
阿德看上去很斯文,他偶尔才带我回去,更多的时候,只是跟我吃饭、聊天。我暗自庆幸,能够碰到这样的男人,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后来他问我为什么需要钱,我说了家里的情况,而他也告诉我,他已经40岁,在广州有妻子、孩子,而且不可能离婚。
听说我怀孕,他突然消失
去年11月,我与阿德认识3个多月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来例假了。有一天寝室熄灯后,我偷偷从包里摸出验孕试纸化验,当化验结果明白无误呈现“阳性”时,我简直要急疯了。
(记者追问雪冰,除了那1万元,在她与阿德交往期间,是否还拿过他的钱?雪冰很坚决地否认:“他每次给我钱,我都拒绝了。他交给我一张银行副卡,我连刷都没刷过。我反反覆覆告诫自己,如果这时候被金钱欲望冲昏的话,我会很快堕落得一塌糊涂。更何况,那也是我仅存的自尊了。”)怀孕的事,我起初并不打算告诉阿德。可老天爷偏爱捉弄我,那天,我偷偷去一家区级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宫外孕,需要住院。我吓坏了,只能找阿德商量。他二话不说掏出8000元,还贴心地叮嘱我:“找家好医院,其他事情以后再说。”我听他的话,转到了一家市级医院,医生说根本不是什么宫外孕,只是我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做药流,只能等胎儿满两个月时做人流。一场虚惊后,我很感激阿德,在8000元中留下1000元做手术费,其余统统还给了他。
可那家市级医院有规定,做手术必须有人签字。正是这个“签字”,让我看清了阿德的本性。那天从医院回来,还没听我把事情说完,阿德就翻脸了。他断然拒绝为我签字:“我尽义务尽到现在已经不错了,你凭什么确定那个孩子一定是我的?”我气得浑身发抖,我明白,阿德是怕一旦落笔,我会借此向他勒索。几天后,我发现,阿德已经“神速”地搬离了浦东的房子,并且终日关着手机。
阿德的这一举动激怒了我。我知道阿德所在公司的名字,打通广州114后,我顺利地查到了他们总公司的电话号码,然后从总公司那里,我又轻易地“套”出了阿德新的电话号码。可惜阿德比我想象的更精明,去年圣诞节前,当我找到他们公司时,阿德已先走一步,离开了上海。
律师要我用“其他方式”付费
没有任何朋友或家人可以商量。今年1月,我独自南下广州。那时正值学校期末考试,可考试,对当初哭着闹着要读书的我,根本不重要了。当我在广州阴湿的寒风中,将阿德堵在公司里时,他仿佛早有准备。他索性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出其不意地对我说:“你准备见我的律师吧,我正打算告你‘卖淫’。”见我愣在原地,他又嘲弄地瞥了我一眼,说,“你也请律师吧,可你知道现在的律师费是多少吗?”
我真的请了律师———我与律师约定,他暂时先不收费,等赢了官司后我再支付。在律师帮助下,我告阿德,要求他给我和孩子5万元。听我说要把孩子生下来做亲子鉴定,阿德终于害怕了,他提出用8000元私了。我坚决不同意。打官司是个漫长的马拉松过程。这么一来二去,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4个多月了。我去医院复诊时,医生告诉我说,这时已经不能做人流,想拿掉孩子,要再等两个月做引产手术。
这时,阿德再次使出了他的绝招:人间蒸发。这是阿德的律师主动打电话来通报的。刚过完年,阿德的律师就通知我,阿德突然失踪了,连公司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打官司的事,突然变得渺茫起来。由于被告失踪,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孩子的取舍,我没有勇气做“单身妈妈”。两星期前,我再次打电话咨询我的律师,想听听他关于孩子的建议。可聊着聊着,那个“好心”的律师突然冒出一句:“你,其实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律师费的。我还从来没跟孕妇……”我愣得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咬牙切齿地回答他:“就算是去偷,我也要把钱给你!”
现在,我腹中的胎儿已经5个多月大了,可医生说,这孩子才像3个月那么大。我不想依靠任何人,但现在的我只能卧床静养,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借了房子后,我的积蓄所剩无几,只能四处筹措手术费,对身边所有的朋友,我一个不拉地开口借钱。
(自始至终,雪冰都没有哭过,说起将来,似乎还挺有信心,“做完手术后,我会去学校办退学。然后找一份工作,慢慢还钱。对了,我还报名参加了6月的英语4级考试,有了这张证书,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末了,雪冰再三重复道:“别戴着‘那样’的眼镜看我,行吗?”)
摘自《申江服务导报》(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