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嘱我为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所撰写的学术论文集写几句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好的研究需要境界”。因为我历来认为好的作品不是笔写出来的，而是心写出来的。做一个好的学者也好、做一个好的记者也好，最终其实是做人的问题。于是，关于新闻学术研究的话题，我想到了以下这样几句话：
一、关于“话语权”的自觉
“话语权”是传播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其含义大致是说，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说话的权利，但是就其社会声音的表达而言，其“社会音量”是有着很大差异的：有些人的“社会音量”很大，有些人的“社会音量”却很小，人们一般把那些掌握着某种政治、经济或文化资源，因而其社会表达具有较大“社会音量”的人，称作为拥有较多的“社会话语权”的人。年轻的新闻学子们今后大多会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由于职业的关系操作着作为话语的社会表达的主渠道--大众传播媒介，尽管社会实践中这种操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和不如意，但我们毕竟比社会上的一般公众拥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权。因此，如何用好话语权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一般说来，读书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指通过读一本书了解了一个事件、熟悉了一个人物、知道了一个故事、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是绝大多数读书人都能达到的层次；第二个境界就是把握了叙述的结构与手法，知道一个故事是如何编织的，一个理论是如何论证的，达到这一境界就显得比较专业了，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个境界就是摸到了写作者写作的“价值底牌”，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到底想说什么。比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写了这么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调动了很多文学手法，结构回环曲折，故事编得丝丝入扣，但是他的价值底牌无非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呼唤“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一般地说，一本厚书如果被读“薄”了，甚至能够用几句话就可以点出此书的要义，便是你已经摸到了它的价值底牌。
作为一个话语权的自觉使用者，其工作的逻辑次序正好和读书的三种境界逆序进行：无论是做一则新闻报道，还是写一篇学术论文，首先要先想一想自己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关怀，为谁说话，为谁立言，其次才是结构问题、逻辑问题和文字表达问题。这一点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要“讲政治”吧。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在太多的诱惑面前需要有自己的坚守和自觉。不要到老的时候回顾我们写下的文字，遇到羞愧处，仅仅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解释是不行的。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社会话语权的自觉使用者，而不应该是一个没有社会价值诉求的文字匠。因此，有必要时时审视自己在社会话语表达时的价值底牌究竟是什么。
二、关于学问的“形而上”与“形而下”
学术历来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分。“形而上”的学问是以学术逻辑为本位的，关注的是学术本身的范式和进展；“形而下”的学问则是以社会操作为本位的，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操作问题，是一种描述、解释与控制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学问。一个优秀的“形而上”的研究成果足以使人学史留名；但一个好的“形而下”的研究成果却往往如同空气、雨露和阳光，尽管可以滋润社会于一时，但却是极易在时间的隧道中丧失其价值的“易碎品”。
这是一个选择：是追求“永生”，还是甘愿“速朽”？说实话，任何真心做学问的人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追求“形而上”的原始冲动。但是，处在一个社会巨变的大时代，我们无法置身于世外。实践的巨大渴求足以让任何一个对社会深怀责任感的学人无法安坐于象牙塔内，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仅仅贯注于“形而上”的伊甸园中。
于是，我们别无选择。这便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寓言中那位捧出自己的心去照亮前进之路的丹柯一样，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
三、关于学问与境界
我一向认为，一项学术成果所能够达到的高度首先是由研究者的境界的高下造就的。那么，什么是我所理解的优秀学术成果呢？我认为，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学术荣誉在于深刻地描述和解构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正是基于这种描述和解构，社会人文学科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潮流中去。显然，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永远是和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汤因比曾经说过：“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因此，敏锐地关注这种“挑战-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深刻地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果，便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所向。
我想说的是，造就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的，绝不仅仅是严谨的文字、广博的视野和机巧的论证，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澈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问题单子时，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社会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也就应运而生了。
四、关于战略问题的研究与战术问题的研究
所谓研究有两个基本面：一是研究什么和在哪里研究，二是如何研究。前者是战略问题的研究，后者是战术问题的研究。在现实中，人们更多地注意的是研究战术问题，但是，事实上战略问题的解决远比战术问题的解决重要得多。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任何一种重大的社会进展（无论是政策面的还是技术面的）都意味着相当大程度上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结构的重构和再造。现实地说，目前我国的传媒产业正处在这一重大的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中。众所周知，我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而以网络崛起为代表的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的国际化竞争，无疑从内外两个方面“加速度”地推动着我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和变化。显然，战术问题的解决仅仅有助于局部操作的精细化，而战略问题的解决则意味着能否敏感地、有效地抓住现实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以及能否未雨绸缪地规避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可能的重大风险。因此，把握导致我国媒介产业发展变化的内外因素，了解其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预测它们可能带来的变化及其趋势，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解决战略问题需要的是境界和眼光；解决战术问题需要的是经验和积累。时间可以增加经验，用心可以增加积累；但是，境界的提升和眼光的修炼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它既与时间经验和知识有关，又要超越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与一种永恒的创新冲动、批判审视意识相伴随，更重要的是与人的终极追求相关联。
五、关于跟进式的研究与建构式的研究
改革开放20余年我国传媒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我国传媒领域，实践始终是最活跃、最前卫和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因素。“实践探索-理论跟进-政策规范”成了我们基本的前进方式。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是必然的选择的话，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传媒业已经成长为高强度竞争、规模化发展的阶段的时候，再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的基本前进方式的话，则可能使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付出重大代价。于是，建构式的发展模式便“浮出水面”了。
所谓“建构式研究”是指理论走在实践的前面进行目标、途径、手段等问题的结构性探讨，为实践的发展编制出理性发展的“蓝图”。我认为，展开“建构式的研究”的几个关键性前提是：
①“买方市场”的发展使竞争趋于白热化。“买方市场”的出现是进行市场调研的基本前提，因为在“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进行任何市场调研的。而竞争趋于白热化则使这种调研成为必要的条件：当传媒的决策者不再可以依靠自己的勇气、经验、直觉和纯粹的主观判断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市场决策的时候，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市场调研以及基于这种调研的“建构式研究”就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了。
②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率。当市场变化相当缓慢时，人们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阅历和经验便可以很好地把握市场的需求及其特点。只有当市场的发展变化出现高速化的时候，人们的经验积累已经赶不上市场变化的时候，依托现代科学手段的传媒市场调研这一有效的认识市场工具才会派上用场。
③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现代市场调研以及基于这种调研的“建构式研究”是需要有相当的资金投入的，如果传媒本身的资金运作规模不足够大，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调研成本超出收益的情况。从理论上说，用于市场调研的费用投入一般占媒介经营额的1.5%～3%。按照目前调研项目的支出成本计算，只有当媒体的年经营在1500万的水平以上的情况下，媒介才有可能“惠顾”市场调研。也就是说，只有到了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不产出”的发展阶段上，传媒的市场调研以及基于这种调研的“建构式研究”才会真正兴旺发达起来。
摘自《中国大学生毕业论文精选精评 新闻学卷》2002-10-17
（J-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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