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我以性命担保你行”》我读了，很感动；随后的《挨骂的小学生》也读了，颇有感触。我是个高中教师，做班主任，批评学生也没少过，回想起来，怕也有意无意地“精神虐待”过学生，因此，心里有些惶惶然，之后，又有些茫然……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学生的错误，如何开展批评？
在现实中，确实有的教师做得很不对，教学工作也好，对学生的批评教育也好，都没有用心；但这是少数的。如《挨骂的小学生》写的那样，用“精神虐待”的比起某些教师的做法，还算好的，毕竟没到骂娘、罚跪讲台、抡耳光——这些做法，我见过，甚至亲自领教过。
现在，我成了教师，但并非就“熟练地彼此虐待或自虐”了。那些严厉的批评，那些精神战术，在我成长的路上一次又一次地修正了前进的方向，现在想起来，老师当初那让我也曾咬牙切齿的做法，还有它合理的成分。
学生的表现有好与差的分别，好的要表扬，差的要批评，同时要帮助。我不知道美国人如何进行批评的，或者他们如何对表现差的学生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价的，他们用激励的语言鼓励学生发扬长处，但他们又是如何督促学生改正缺点的呢？《“我以性命担保你行”》中的那个女儿斯蒂芬，肯定是优秀的，她的美国老师们都称赞她“非常聪明”、有“语言天赋”、“在班里成绩最好”、“有毅力”，等等；但我在想，美国难道都是象斯蒂芬一样的学生？真想看看他们是如何指出学生的缺点与错误的。其实，面对那么优秀的学生，我敢保证，中国的老师的评价也应该毫不逊色；《挨骂的小学生》则讲的是中国老师的批评，其中方法是是否正确很值得商榷。把旷课的学生叫到办公室“提问式”批评，在我看来，是十分客气的，至少没有当众批评，应该说是考虑了照顾孩子的自尊心；如果提问都不可以，那么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学生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呢？如果有错，那就只能是把旷课视为错误是一种错误。“责以大义”又有什么不对的呢？面对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贪玩的学生，让他联想一下父辈创业的艰辛，让他比比处在困境而自强不息的同学，教育他知甘苦，不要做忘了本的纨绔子弟，我想，就算是在美国，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就曾听说过，大富豪洛克菲勒就让自己的儿子过简朴的生活，他们也是不愿意培养乐而忘本的公子哥儿的。至于“东拉西扯”，我只提醒他那些他尚未改正的缺点应该改正；就算是列数罪状，目的也是打垮“信心”，这里的“信心”是什么？是向往正义的还是顽固地继续错误的信心？如何我们攻克的是支撑着学生继续错误，拒绝改正的堡垒，那又有什么错呢？
在中国，象斯蒂芬那样的天才学生是否都被埋没，那些与斯蒂芬同学而又没有机会去美国的学生是否都被黑白颠倒了，而这种颠倒是不是全国普遍现象？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
在美国，学生是否都能得到如斯蒂芬一样的评价和担保，那里有没有品行不良的学生或行为有差错的学生，美国的老师对他们又是如何对待？这是我的第二个疑问。
疑问没有得以很好的解答之前，我还是决定如同往常一样对待我的学生。
我象朋友、父兄一样对待他们，关注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成长，他们有进步，我夸奖、赞扬，由衷地高兴；他们犯了错误，我也用“提问式”“责以大义”，甚至不惜“东拉西扯”，但目的不是拿他来取乐，欣赏他的窘态，而是要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缺点。对于极其少数的顽固的一时糊涂得是非不辨的学生，我还要会同家长搞联合审查，万不得已时，也并不反对家长来一点强制管束，给他一点“皮肉之苦”，只要能帮助他回头靠岸就行。
我敢肯定，美国的老师对于学生的错误一定不会视在不见，要不然，就成了“好好先生”。据说三国时的司马徽，对什么人和事的评价都是“好，好”，自然不会得罪人，人家也没办法抓他的辫子。“好好先生”的做法，用来苟且保身是很好的，但如果用来教育培养祖国的未来，却未必适合。所以，在美国老师对学生的批评的真经尚未取得之际，我们该唱白脸唱白脸，该唱红脸还唱红脸，来不得半点含糊。
身负重任，岂能做“好好先生”取悦于人？！（金照宇）
（中青在线专稿 200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