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媒体对学校事件制造的舆论倾向，有时很不利于学校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学生评议教师制度有利亦有弊，一旦积弊成俗，就会消溶师道———师道不宜削弱。韩愈在《师说》中慨叹：“嗟夫，师道之不存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可见中国历史上有过失去师道的教训。“文革”中不也有教师变成“臭老九”的现象吗？学生评议教师制，一经媒体宣传鼓动，从小学到大学就会一哄而起，都要实行学生评议老师的大民主了。有的地方已从舆论转化成制度，教师的优劣、升降、任免，都要看学生及家长的满意率高低了。当年是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老师的命根儿；如今是评议，评议，学生的负担，老师的负担。

　　教育实践是依时间、地点、条件而千变万化的，教学活动就更加灵活多样。一地一校的经验，往往会变成异地异校的教训。把舆论转化成规章制度，以不变应万变，必然扼杀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的多样性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某些论者不是喜欢以美国学校为例吗？其实，美国学校里并没有实行学生评议老师的“大民主”。OU大学一教授对博士生毕业的语文成绩把关特严，学生贬称其为“老巫婆”。就是这位“老巫婆”逼得学生苦学，才能通过她的学科考试。咱们拿出学生评议老师的绝招，各级学校被学生评议成的“老巫婆”大概都得“下课”吧？道怎能尊，师哪敢严？

　　请看两则消息。今年4月15日《大河报》报道，信阳市浉河二中8名初二学生集体离校出走，原因是“前一天没按时交作业，当天又没按要求把家长叫到学校。老师让他们回去叫家长。他们离校后就没了踪影”。之前媒体的舆论导向：学生出走，就追究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这很像孩子一哭，家长就怨保姆，哭就成了孩子的战术武器，保姆只能“哄”或“惯”，怎敢“管”与“教”呢？某老师说，她的班上很有几个被家长“宠”顽皮的学生，有一个还说：“她管我，我就跑，吓死她！”她呢，很担心这些学生评议，往往是这些学生最喜欢议论老师。

　　4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南昌市豫章中学17岁的高三学生余斌沉迷网络，猝死于辉荣网吧。同日的新华社电讯说，余斌的父母悲愤地向社会发出“三问”，第一问就是：“学校对学生的监管为什么如此粗放？”这一问，学校可能会推给教师回答，他们怎么说呢？

　　一个是“管”出了事，一个是“不管”出了事，如追究法律责任，都得教师兜着走。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吗？这两件事暗含着发展评议制和放弃监管互相转化的因素吗？

　　美国的小学里，有校规、班规，学生犯一条，表册上就画一杠。画4杠，取消其当天课间的室外游戏；画5杠，取消其当日课余时间的文体游戏。某访问学者的儿子，吃杠多了，被逐出学校两天。回校后打架，被送到校长室，请双方家长谈判解决，被咬伤的一方要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咬人一方就要花钱检查。美国教师对中国孩子要求特低，但成绩不好，不许参加学校考试，更不能进入“天才儿童”行列。把这些“特殊照顾”当成美国教育全貌，实在是浮光掠影。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2－5－13（J－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