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对我来说，像人生当中的一个传奇。当时我的身份是病退回城一年多的社会青年，暂被街道干部找去在街办事处做“内勤”，月薪20元。这一年从夏天起，社会上就风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是今年要恢复高考，但是直到国庆节过完，消息才被证实。赶紧报名之后，方知距离考试时间仅一个月了。却不敢为此请假，终日在街办事处里一面埋头干活一面悄悄复习。那时我常被派做一些“伏案”的活计，比如抄表格、誊材料、记大事，甚至还被派做过户籍核准、结婚登记之类的要紧事。我的劳动态度一直算是踏实认真的，经常被大娘主任们夸奖。但是在报名高考之后，我不得不暗地里有所改变：每当屋里没人的时候，我拉开身前一只抽屉，迅速地背上一节；一会有人进门来，我立刻闪电般关上抽屉。因此那真是十分辛苦又十分诡秘的战斗式的一个月。

　　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7年拨乱反正，全国各地蹉跎了11年的考生，迟至当日忽然一下子涌集一起，会有几百万？上千万？录取比例又是几十分之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幸运女神第一次向每一个渺小的草民垂青，被权力的滥施者和出身论者们长期遮蔽的灰黯天空终于放晴，绽露出一片公平竞争的曙光——何等宝贵的曙光！从消息散布时的暗暗窃喜到报名之后的夜不成寐，我发觉自己倏然之间变得果敢强大，居然一举伸手捉住了那棵垂吊于悬崖上的绳索。

　　那是惟一一次在冬天里（12月）举行的高考，我参加的考点设在民园后面的天津61中学里，那条街道很窄，进考场前也像今天一样先要你觉得人潮攒动。那一天刮着很冷的风，我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宽条绒上衣，里面套着厚毛衣。大概上来就考的语文吧，基础知识答得比较顺，到作作文时精神忽然激动起来，因为题目是《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记得我生动地描写了笔尖的沙沙声对心情的影响，以及考场的庄严气氛，还有对祖国未来的憧憬等等，没拟草稿，一直写至打铃，写得出汗了。

　　考试过后，心中没底，生活该怎样还怎样，没过多久街道分配我进入一家大集体制的建筑公司。之前先分配我去全民制的一商局，说由于我表现好，街里给我做了专门推荐，让我见见一商局的一个经理，人家要跟我谈话。可是我一听那经理说准备要我去一个批发部门算账，顿时就有点见傻，反复摆手说自己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找街里主任说，不会算账，宁肯就做一个工人。于是名额转眼间就换掉了，换到建筑公司。几天后我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站到高高的跳板上，工作服里面又套上当年在北大荒穿的厚棉裤，我的头上扣着一顶硬帽子，手里握紧一把大铁勺，听得那边砌砖的师傅高喊，“小李啊，勺！”我立刻舀一满勺湿灰给师傅递将过去。这副样子在高高跳板上干了一个来月，有一天，地面上一个工友仰着头使劲向我挥手套，他招呼我下去，大声喊叫着，“李姐，让你去体检！”他沙哑的喊声在忽忽的寒风中听不太真，但是我的心立时就摇晃起来，兴奋得满面通红。

　　体检地点是在南京路上的和平保育院里面，人依然多。这时知道参加体检并不意味着最后录取，现在大约是三个里面能够取上一个。所以体检比较严格，人人都紧张。有人当时血压太高，不让大夫写，定在那里执拗地要求重新量。我一向心率不齐，还三级杂音，可是赶上一个好心大夫劈手给我表格上写了“正常”两字。那两字写得真是非常漂亮。

　　然后回到建筑队大致又干了两星期收到一封信，让到原来的街道办事处去领“入学通知书”，才知真的是考上了，和我填的志愿正相吻合：天津师院中文系，现在叫天津师大了。此时已是1978年的开春，我已经25岁。街里大娘们不理解，纷纷说小李子你还上什么学，赶紧成个家吧。我朝她们轻轻笑一笑。然后进到大学一看，竟有半数的同学年龄比我还要大不少。这些老高中同学（老三届）一脸沧桑，被大家唤做“老张”、“老李”、“老赵”，他们应着，笑说自己是“出土文物”。他们有人已经拖家带口，有人上学期间忽然做了爸爸，某个早上拎着买菜篮子进到教室来，向大家喜滋滋宣布：“昨晚抱了个大儿子！”临到将毕业时，又有几个怀着孕的老高中女同学身体笨重着在桌椅间来去，眼看着就要做妈妈了。

　　时光再推过来21年，到了1999年，也是蓬勃春天的时候，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又来到61中学门口，目送已经是初三学生的孩子进到校门里面去参加考试。那是全国物理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决赛，规格显然要比我们当年清一色的社青考场高得多。那一天太阳很暖，春风和柔，我支了自行车在窄窄的校门外小街上多站了一会儿，静默之中很难忘一种无限感慨的心情，那刻我甚至相信，因为是身临同样的一个考点，我的孩子肯定也会获得一种奇好的运气。后来孩子他果真拿到了一等奖，可我觉得孩子高兴的程度远不及我更为浓酽。

　　我想，我永远都会对我生命中的那一天、那通向考场的一扇门满怀感激之心，为了生活之水从此开始汩汩流动，为了我从此有机会越来越多地享受到追梦人的千般辛苦与快乐。

    《中华读书报》200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