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乡结合地带，生活着大约15万名流动儿童，其中有10万人在学龄期。他们是“户籍”农民，却又是“编外”市民，他们比纯粹的农村儿童更多地经历了城市生活。而这城市生活，在无法消除的城乡壁垒下，也并不“纯粹”。许多儿童自小就形成了对社会的独特认知。

    由农业部农研中心吕绍青研究员带领的“流动儿童教育研究课题组”，两年来对外来学龄儿童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救助工作。在对11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中，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小学生作文。在这些作文里，孩子们写下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认识。

    家庭：贫穷而忙碌

    一个孩子在作文中问：“老师，你小时候穷吗？”

    另一个孩子写道：“爸爸妈妈都是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累得他们还没有40岁，就满脸皱纹，皮肤黑黝黝的，看着像50多岁。我们生活得虽然是苦了点，但是特别幸福。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肉包水饺，妈妈就买了点油条包水饺。没有钱买月饼，爸爸就用给他买鞋的钱买了点苹果给我们吃。虽然我们没有吃到肉水饺，没有吃到月饼，但是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

    一个孩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晚上我上床时没想到用力过度，一脚把床板下面的横梁踩断了。我心想：‘呀！闯祸了！会挨骂的。’木头的断裂声惊动了爸爸，爸爸赶来一看，横梁被我踩断了，床板不平，不好睡觉，爸爸四处找木头。听说爸爸工作单位运进一批木材，弟弟劝爸爸拿两根来，爸爸坚持不拿。最后在家里的床底下，翻出根旧木头，把断了的横梁接上、顶住，这样做并不稳当，一不小心垫在下面的木头又会掉下来。”

    这是一种刚刚迈过生存线的生活。为了维持这种生活，在城市里挣扎的父母们必须起早贪黑地劳作。这一切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孩子这样描述“爸爸的一天”：“爸爸的一天是怎么熬下去的呢？我爸爸的工作是做装潢。早上，爸爸5点起床，带着干活的工具去工地，到工地就7：50了。有时候，爸爸为了干活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有一次，爸爸中午刚回家休息，只听见有人呼我爸爸。我说：‘爸爸，刚回家还没睡下来呢，怎么又有人呼你呀，还是别去了吧！’爸爸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爸爸不去不行啊，为了咱们家能过得安宁，我什么活都得干。’顿时，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爸爸又在我的眼睛里消失了。”

    ———“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烧饼，送完了烧饼就要做。手不停脚不住。每当我爸爸妈妈做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真想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真是太辛苦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不想说了，我想把这句话一直留在心里。爸爸妈妈，你们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长大一定要把你们的养育之恩一点不漏地报答你们。”

    ———“到了冬天，天气很冷，爸爸开着三轮车，拉着大白菜去卖。爸爸带着我，我坐在车上都很冷，爸爸坐前面，那一定更冷。我长大以后一定要让爸爸过上好日子。”

    也许越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孩子越是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对家庭的责任感就越强。

    读书：失落与憧憬

    由于家庭的流动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流动人口的子女不能在教育上有更多的选择，许多孩子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辍学经历，至今仍有些孩子被拒于城市的校门之外。

    一些孩子的求学经历十分曲折：“我姑姑在北京，后来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难，后来就卖盒饭、卖水果、烙大饼。父母整完了他们的事，又为我的事操心，因为我在北京找不着学校，北京的学校学费太贵了，差不多得两三万。后来我们听人说有一个打工子弟小学，我们就到学校去跟校长说，校长不同意，我妈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学。……过了一个学期，该上六年级了，我又来到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学校跟校长说，后来校长说考试能考上就能念，最后我考上了就在这儿念书了。我妈妈和爸爸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好好学习。”

    ———“老家的生活条件不行，先是妈妈来了北京，后来觉得北京挣钱还可以，爸爸和哥哥都来了北京。在北京妈妈找了一份扫楼道的工作，爸爸在妈妈单位看车子，哥哥帮别人洗油烟机。后来妈妈和爸爸商量把我也接到北京，不上学了，因为家里的爷爷奶奶都去世了，亲戚都离得远，没法照顾我。在北京大约呆了半年的时间，妈妈听说在五棵松有个河南人办的学校，当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我简直高兴得差点叫起来，我听妈妈说可以去那里上学，我整晚上都兴奋得没睡着觉，我心想这太好了，我又可以重返校园了。”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读书的机会是那么来之不易。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在受到家庭经济条件限制的同时，也受限于社会未能真正给予平等就学机会的状况。

    自身曲折的就学路使这些孩子对和他们际遇相同的孩子惺惺相惜。有孩子写道：“我的愿望是考上大学来教像我们一样的学生，当校长，收那些像我这样的孩子。”另一个孩子写道：“我希望长大了多挣些钱，开许多像打工子弟小学那样的学校，让失学的同学重返校园。”

    城市和社会：渴望改变

    有孩子写道：“我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我知道社会不公平。”还有孩子这样写：“我恨我们那里的领导。”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批判意识直接出自于孩子们实际感受的社会生活。

    在这些孩子的作文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我的家是很贫穷的，前几年穷得连饭吃都没有，这几年还能吃上一碗饭，因为爸爸妈妈都来到了北京。”

    正是怀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许多流动农民走进了城市，流动即是他们向“变”跨出的坚实一步。这种渴望改变的愿望也深深根植在孩子们的头脑中。

    有孩子这样写道：“他们（父母）希望我当个什么官，既有权，又有钱……”

    ———“我很爱学习，如果学好了考上了大学，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他们每天在外边赚钱给我们上学。我的爸爸妈妈是卖水果的，每天早出晚归，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我打算中学毕业后去打工，因为我上学，家里也没钱，我也很想上大学。”

    ———“我非常喜欢学习，因为现在是竞争社会，我的爸爸妈妈都想让我考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不像他们一样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扫马路，又累又脏，工资又少，一个月的钱给我们交上学费、吃饭、交上水电房费就没了……”

    吕绍青研究员说：“不可否认，城市流动人口中的流动农民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第二代移民———城市边缘儿童面临着充满变化的未来，户籍制度、城乡壁垒造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受教育权利的缺失。他们的命运不仅仅供我们简单地施以同情，因为他们的命运包含在我们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

    在对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研之后，吕绍青等学者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子女的各种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整个社会从身份制向公民社会的转变，最终拆除城乡壁垒；有赖于人们从根本上重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让他们拥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

    这个过程还会很漫长。

   
    《中国青年报》200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