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本报发表了《我所知道的高考黑幕》，披露了某些地方在高考考试过程中的黑箱操作。文章发表后，一些读者来信来电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抨击。一位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向记者叙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下面是这位学生的自述：

    2000年7月，对于我来说是“黑色”的。我的成绩仅过调档线，在家坐等通知是不可能的了，有人建议我不如出去“活动活动”，看有没有“路子”好走。

    幸好，我有一位同学在考试中心工作，并且他的一位堂兄———一位省教委的什么主任也正在中心进行招生工作。

    那一年招生工作在离省会200公里远的某某市。我怀揣五百元钱，几经转车，总算站在了考试中心的大门前。

    我给我同学打了传呼，他很快回了电话，说立刻就去找人开进院的证明。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出来了，带着那张“通行证”，一脸的汗水，就连白衬衣也浸湿了一片。我们进了大院，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出来，他说：“这还是快的呢，像我能找人开出一张证明就算很不错了。看见外边坐的那些人没有，有的已等了整整一天了。还有人宁愿花五十元、一百元买一张这样的‘通行证’都买不来。”他告诉我说：“今天第二批录取刚结束，看来你还得在这儿多住几天，等第三批录取一开始，我哥就会从省城赶来，到那时咱再细说。”

    就这样，我便在这里一连住了好几天，确实也见识了不少。

    先说给老师或领导送礼，这就很有讲究。因为领导们一般都是两个人一间房，因此“说事儿”很不方便。这自然就得先通过电话联系好。第二天在你所求的某位领导去餐厅的必经之路上把钱送给领导作“活动经费”。我就曾在一个中午亲眼看到一个很阔气的女人将一叠人民币塞进一个领导的皮包里。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妇女正在开导一个男的，男的一看就知道是农村来的，手里攥着一沓人民币。只听那个女的说：“一千元，真是有点少，现在这社会，不大方一点，确实难办事儿。”边说边熟练地从手提坤包里取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那个男的。而那个男的又有些不忍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数了数，将两叠钱合在一块儿放进了牛皮信封里，又递给了那个女的……

    再说他们这些领导和老师吃的，可谓是应有尽有。只说中午的主菜，鸡鸭鱼肉，大闸蟹，一大盘一大盘的送上来，时不时还有王八汤上来。我同学说大厨是专门从省会请来的，月工资是一万元，这在我们这个农业大省可是个天文数字。

    我在那里呆了近半个月。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小心翼翼、神神秘秘的“交易”镜头，以及大门外面翘首期盼的人们。我的那件事，在我花了200多元买了“红塔山”和我同学“看望”他堂兄之后，在他堂兄一次次的推诿中成了泡影。
 

《中国青年报》  200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