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副省长杜五安带着各部门官员专程到京，心情沉重地向上陈情、向社会呼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人说山西好风光”的山西、中国煤炭重镇、拥有众多举世闻名古迹和文化遗存的山西，如今已经成为全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一个省。

　 尽管是现实所迫，但省领导敢于正视问题、敢于公开问题的勇气还是令人动容。尤其是当许多地方视信息公开为畏途，甚至千方百计“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今天，这种勇气就更难能可贵。

　 事实一再证明，先要有正视问题的决心和勇气，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和途径。遮蔽和隐瞒，不仅会使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而且由于信息的堵塞，会失去各种急需的外部援助。

　 20年来，山西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煤炭单一发展，高能耗、高污染，在为全国提供源源不断低廉能源的同时，自身的生态环境却急剧恶化，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目前，煤炭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和水资源破坏已是不可逆的灾难。

　 山西的环境恶化不仅仅是山西人民的灾难，其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和水源的枯竭已波及周边多省。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也指出，浪费性的消费和生产形态，使自然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不仅威胁到当地生态系统，而且影响到全球环境。这样的情形，正好回到了“环境”二字的本义中来———环者，周也，围也；境者，处境也。意即人人都在同样的处境中，被同一种处境所包围。没有例外。我们共有一个地球，人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因此，一切的一切，变得唇齿相依生息与共。山西需要更多的国内和国际合作与支援。

　 山西环境的濒危再次提示我们，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科学的制度和法律，来保证地区间的发展与公平，促进负责任、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形态，减少废物和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在确保人民取用改善生活所需能源，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确保资源地（不发达地区）经济和环境得到持续稳定的改善和补偿。

　 资源丰富的不发达地区，其经济落后和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为国家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提供廉价原材料，多年以来地方经济结构单一，缺乏资金补偿和原始积累，难以通过自身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日积月累终至积重难返的环境改善。他们已经被“逼上梁山”，我们又岂能坐视不管？

　 从制度上还给不发达地区以应有的竞争公平，不仅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按国际惯例，使矿产行业回归低税赋的“基础产业”；再比如为了改变资源丰富地区的人民守着金碗讨饭吃的现象，必须加速不发达地区资源的资本化，使地方对其地上地下的资源拥有更多开发、定价、收益等市场自主权，促进资源的资本化。这样，将可以较好地保证地方人民既能合理合法地“取用为改善其生活所需的能源”，又能较好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不过是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环境保护亦与此一脉相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