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跑得更快？
访世界自然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郝克明
这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全球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简称WWF）的会徽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而它与中国的合作，就始于大熊猫的保护。1979年冬天，WWF的创始人之一、英国的Peter
Scott爵士带着自己画的大熊猫油画来到中国，受到了华国锋的接见。华国锋在油画的下方亲笔题词：中国政府重视保护野生动物，并愿为此与世界各国合作。
1981年，WWF与中国开展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正式启动。1996年，WWF在华正式成立分支机构，至今已有物种保护、环境教育、湿地保护、森林恢复、能源与气候及公众意识教育等八个大项目组，正式工作人员已有40多人，开展具体项目达三十多个。
WWF与中国开展的环保合作可谓卓有成效，仅举几例说明--1993年，WWF与原国家林业部在第二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基础上制定的“大熊猫与栖息地保护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付诸实施，使大熊猫保护区由原来的11个增加到目前的33个，保护区面积翻了一番，所取得的成果令世界瞩目；在WWF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国家林业局在2002年国际湿地日的这一天将14块国家湿地作为献给地球的礼物，列入国际湿地公约组织的名录下，成为国际重要湿地。这对中国湿地的保护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环境教育领域，WWF与13所师范大学及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系列环保教育课程，被广泛采用；与教育部合作制定的《全国环境教育指南》，更成为全国大、中、小学校进行环境教育的指导性文件。
前不久，在北京朝阳区凯威大厦九层的WWF驻中国办事处，记者对WWF驻华现任首席代表郝克明（Jim
Harkness）先生进行了专访。
注重实效，力求“双赢”
刚参加完“首都青少年爱水行动”启动仪式的郝克明掩饰不住脸上的兴奋。他端着白底蓝花的陶瓷水杯，用一口流利的汉语，与记者侃侃而谈。
“我们所做的事情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持，有关政府部门起了主导作用。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参考意见和可行的实施方案。”他很谦逊地说，“我们从来不告诉对方‘你应该干什么’，而是一起探讨‘怎么做’。我们与他们是合作伙伴关系。” WWF在中国的环保项目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该组织奉行“合作伙伴关系”外，还得益于他们一惯倡导的“参与式保护模式”。
郝克明举例说，1998年以来，在长江流域开展的“平退垸行洪、退田还湖、”生态重建中，WWF协助地方政府发起长江湿地保护计划。他们除了设身处地向当地农民讲解“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的重要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坐下来与农民一起探讨“退田以后靠什么吃饭”。他们了解到，许多农民早就想搞网箱养鱼、养猪或生态旅游，但不是缺资金，就是没经验。针对这些实际困难，WWF与当地政府一道，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双退”工作进展顺利。“现在好了，政府的目标实现了，农民退田后的生计也解决了，大家都高兴。”郝克明不无得意地告诉记者，如今长江发洪水，那些从垸里退出来的农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湿地也恢复得很快。
2000年启动的云南白马雪山保护与发展综合项目，也是遵循“参与式保护”的思想进行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由于没有充分虑及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偷伐林木的事件屡禁不止，保护区工作人员与农民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于是，WWF主动当起了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桥梁”。他们一方面向保护区管理部门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能力培训，一方面帮助老百姓寻找养殖、松茸采摘等替代产业，解决吃饭问题。WWF试图建立这样一种保护模式：让农民在划定的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薪柴砍伐，同时能成为“编外保护人员”，承担一定的保护责任。
“当然，重要的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而在于计划的可行性和取得的实际效果。”郝克明告诉记者，“我们从来不主张闷在办公室里，看着地图做计划，而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究竟要保护什么，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存在什么实际困难……然后，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与“看重效果”一脉相承的，是WWF不太强调一个项目投了多少钱。郝克明认为，WWF不是要做投资“老板”，钱并不是最有意义的因素，重要的是向当地提供科学的信息参考，探索可行的运行机制。
保护与破坏，哪一个跑得更快？
从国际鹤类基金会的一般工作人员到WWF的驻华“首代”，郝克明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近2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他意想不到，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的环保压力也让他有些担忧：“中国好象正在进行一场竞争激烈的赛跑：一方面，国家领导人和普通百姓的环保意识迅速觉醒，环境保护在许多领域的进展迅速；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也给环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十分惊人。保护和破坏，哪一个会跑得更快？其结果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怎样才能使保护比破坏“跑”得更快些？郝克明的许多思考不乏建设性-- 建立并推行考核政府和官员的“绿色指标”。人都是有理性的，如果他做一件事情受到奖励，他肯定会更努力地去做；相反，如果他因此受到惩罚，他将改变做法。而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心：考核、提拔官员主要看经济指标，而缺少硬性的环境指标。这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资，一味追求所谓的“政绩”，而忽略或不考虑环境后果。
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扩展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管理的广度与深度。发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少数人和短期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是要提高全体人员和后一代人的生活质量。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决策失误，从源头上预防污染和破坏。随着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扩大，公众对企业的监督更是必不可少。郝克明认为，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充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作用，既可以减少政府的压力，又能提高公众参与环保的能力。
尽快建立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生态补偿机制。在中国，急需保护的地区往往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在这些地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异常突出。而保护好这些地区的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了全局的生态安全。所以，应该让下游的发达地区拿出部分资金对上游地区的群众给予补偿。“当然，这笔钱必须用在有利于减轻环境压力的方面--如果是用来扩大耕地面积和喂养更多的牛羊，那就适得其反了。”明确保护的最终目标，不要把手段与目标混为一谈。比如退耕还林、还草，植树种草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恢复、重建退化的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如果把栽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作为衡量的唯一尺度，将会背离“再造秀美山川”目标的初衷。
郝克明在家庭的熏陶下，从小就对东方文化发生了兴趣。而喜爱大自然的父母又影响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他先在纽约州的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生态学，在意识到环境保护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后，他又到康耐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郝克明先生不仅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对中国的风土民情也十分熟悉，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每当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这样称赞他时，郝先生总是谦虚地微笑着说“哪里，跟那些年轻的‘老外’相比，我对中文的掌握和对中国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一直在学习。”我想，这恐怕也是WWF在中国的工作卓有成效的原因之一吧。
人民网
2002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