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乡村实验ＰＲＡ
□南方周末记者 刘天时
ＰＲＡ（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参与式农村评估，来自参与发展理论，强调来自农户、依靠农户、与农户一道学习、了解农村、发展农村。国外理论代表人物钱伯斯。近年来中国西南云贵川三省逐渐形成工作网，贵州接受过ＰＲＡ培训的工作人员有２００人左右。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上午，贵州省长顺县凯佐乡硐口、小寨、牛安营、滚塘、大补羊和朝山六个实验村民组的３４名村民代表及村干部，聚在大补羊文化站开项目评估会。会议的主持者是贵州省ＰＲＡ（参与式农村评估）工作网长顺项目组，贵州农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
这是个什么会？从内容从形式从气氛上看，都“不伦不类”————有论证项目目的和意义的，有玩猫捉老鼠游戏的；有唱山歌，而山歌的内容是自来水管理条例的；有矩阵打分的，而打分的对象是花红和草莓的生长环境；有拍拍围裙站起来就发言，从自家孩子的文具盒扯到农村发展前景的；……有瓜子花生联欢会的香味弥漫，有读票记票监票一丝不苟的严肃表情。
这个会就是“参与评估会”，ＰＲＡ的传统节目。
修路、引自来水、建灌溉水塘、种树、引进果树、改进种植技术、架电视天线……亩产翻番、收入增加、娱乐丰富……在众多被村民们列举出来的“受益”
项目里，１２月１９日评估会上最“出风头”的有两个项目，一是硐口的水管理，二是朝山的妇女互助小组。
硐口的水和朝山的妇女互助小组
地处分水岭上台地的硐口，中间高，四周低，缺水现象“古已有之”。据６７岁的老人陈玉良讲，“从我懂事起就这样”。田地、牲畜、人，都缺水。每年从１１月份到第二年的４月份，近半年的时间，全村五十几户村民总要一早出门到３公里以外的打邦和大补羊担水，取一担水，往返两个来小时。
等课题组来了，水的问题被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找水源、全村集资、设计方案、组织施工……１９９８年修了３个蓄水池，１９９９年引入自来水，拿村长卢仁学的话是“问题基本解决了，而且是持续发展”————除了引水修塘，还建立了一整套很完备的管理制度：设管委会，由村民大会开会选出，日常巡逻，定时维修，“很负责”；全村集中切磋之后，水塘、自来水、果园、山林，各有《管理条例》，打印成文，一户一份，按章奖惩，毫不含糊。
和硐口的水一样，朝山的妇女互助小组“早就该成立了”。平常分田、选干，这个会那个选举，家家一个代表，去的都是男人，没女人的事儿。成立个组织，把妇女们联合起来，类似的想法不是没有过，可是没人牵头，大家都不好意思，说说也就算了。直到课题组来了，把大伙一召唤，去年７月，说办就办起来了。
如今的妇女小组有声有色，正经八百很像那么回事。每星期二、四晚上聚在罗成方家的堂屋里，从８点到１１点半，风雨不误。拉家常，比试绣艺，议论连续剧，这些花边性质的事情只能抽空进行，等组长一拍巴掌，正经的节目就开始了：学农业技术————罗成方的男人是兽医，正好可以解惑答疑；学的课本是《农技服务》，课题组给订的，以前总是在村干部那儿，等真想看的人找到了，那薄薄的小册子，不是缺了封皮就是少了页，现在妇女小组要求订了一份。杂志一到，组长就急急的下发给识文断字的组员，等到聚会时间，坐在一起交流读书体会……据组长吴登珍说，最近小组在学治猪的常见病和鸡的常见病，妇女们回家壮着胆子给自家的猪打预防针，虽然忐忑，可是到底解决了以前要排队等兽医的麻烦；除了学农技，边边角角的时间，也认认生字，算算账，比如斤两换算，比如加减乘除，用的是孩子们的旧课本，写的是学校里不用的小黑板，初中的教高小的，高小的帮没念过一天书的，时有互相打趣，时有皱眉凝神，没了多余的紧张和尴尬，倒还真是严肃活泼。
除了组织学习，农忙时换工互助、维权也是情理中的事。夫妻吵架如果实在
“说不过去”当然不能坐视，但重点还在“涉及妇女整体利益涉及村寨发展的大事上”。比如，去年修路，男女混合分组，不少妇女上山打砂，吃不消，经小组提议，男女分开分组，妇女们力所能及，铺砂送水，各得其所；为了引进杨梅树苗，妇女小组跟着课题组进贵阳参观考察，觉得可行，回来和男人们说，男人们嫌多事，一口否决，妇女们受了挫，要是以往就算了，可是小组开会一商量，互相砥砺，决定顶住家庭的压力，“蛮干”，齐齐地集了树苗的钱，并且选举最穷的３户人家，树苗钱大家分担。
从初建时的８个人，到现在的男女老少５个分组４０多人，至今还没有面对过太大的冲突；男女平权啊，参与选举啊，农村发展啊，妇女小组爽快爱说话的组长吴登珍说，“还有好多可做的，这才是个开始”。
“让他们做自己的理想”
“都是课题组帮的忙！”朝山妇女说，硐口的村民说。课题组是怎么回事？课题组————有的村民也说国际课题组或外国课题组，是ＰＲＡ工作网的项目组，在这里指的就是农科院的１０来个科技人员，受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ＩＤＲＣ）资助，从１９９５年至今在凯佐搞实验村。
“课题组是来做我们的理想来的。”实验村的村民都愿意这么表达谢意；而
“爱讲道理，爱开会，爱组织大家投票，一点也不横”的“课题组”呢，却说， “我们只是让他们做自己的理想”。
“让他们做自己的理想”包括：发动村民投票选“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再群策群议列表想解决方案，然后是启动资金各出一半，村民出工出劳，课题组技术监督，而后期管理————从选举管委会到制定执行章程———全权由村民负责。
资金对半出（课题组６年来在６个实验村的资助不过６０万），主意共同拿
———朝山的吴登珍们看到农技书上说种树莓比草莓赚钱，就找课题组，课题组查资料找专家，得知树莓是药材，而当地没药材加工厂，收购中转外销成本太高，就否决了；而课题专家们看村里多荒地，想引进黑山羊，找村民商量，结果村民又以当地气候冷湿，不宜养殖黑山羊，否决了专家建议。
用“巨变”形容凯佐，是夸张了；但至少可以感觉到被调动起来的自觉和自强。不多的启动资金，多的是尊重、倾听、鼓励、启发与协商，１０个外来人组成的“课题组”与贫苦乡村２０００来个当地人６年来共同建设的是水塘、是果园、是稻田，也是平等参与共谋发展的制度和能力。
被ＰＲＡ的村民，被ＰＲＡ的村庄
本报曾就“草海模式”进行过报道，其实草海就是ＰＲＡ工作网的一个点。在凯佐，最常听到的是草海如何如何，凯佐的实验项目也被定位为“草海模式”
的推广。
草海，黑颈鹤的栖息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极贫山区贵州威宁县，历来人鹤争夺生存资源。作为ＰＲＡ工作网的一个工作点，引入参与式发展，发展与保护相结合，矛盾有所缓解。
“草海模式”是什么？下面是最近最能代表草海模式和风格的“簸箕湾罢黜管委会事件”。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４日，村基金管委会、水禽繁殖区管委会及观鸟台修建管委会开会决定修建村公路下的涵洞（横向排水通道），并以２２００元的价钱把工程包给邻村的朱某某。２月初，涵洞工程被迫停工，原因是“村民强烈不满”
。不满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涵洞质量差，“即使是不懂工程的人也看得出来”；二是认为“１·２４会议”是个黑会，做了一笔黑生意，整个工程从承包到施工，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大部分村民不知情，由个别管委会成员私下决定的，怀疑承包人和管委会某些成员有裙带关系，有私下交易。
开会、投票、协商，再开会、再投票、再协商……直到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涵洞返工重做，工程正式交付之前由村民集体验收；召开村民大会，公开各管委会账目；召开村民大会，重新选举新一届管委会。
除渐渐觉醒的参与和监督意识之外，同样发生在簸箕湾的“采石事件”是“
草海模式”的另一个表征————家园意识和组织能力与日俱增。
去年３月１３日下午，有村民向村基金管委会反映————有一伙自称是得到县政府许可的人在后山爆破采石，管委会一致认为采石不利于保护区的环境，并威胁到山下８户农民的安全；１４日，５０多村民自发聚集上山收缴采石工程队的工具；１５日至１７日县里来人与村民交涉要求继续采石，村民不同意；１８日，采石队再次开山采石，当晚村民们自动聚集在潘朝勇家，商量对策，决定向草海保护处反映此事，并有村民提议，如保护处不管，则动用村基金向上级反映；１９日，保护处出面交涉，阻止了采石。
更多更热闹的集会，更自信更“胆大妄为”的村民，更自觉更自治的村民组织————“草海模式”的一个主要形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被ＰＲＡ的村民，被ＰＲＡ的村庄”。
不再对老邓敬而远之
在ＰＲＡ工作网中，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是：某项目组来某农村旨在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在村里转了半圈，认为搞养殖见效快，于是买来小猪无偿送给村民饲养，然后返身回城。数月后，有村民来报告———你们的猪死了！
“养猪”是项目组一厢情愿的主意，猪当然地被认为是“项目组的猪”，“ 项目组的猪的死活”当然和自己没关系。
一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带着国外舶来的发展理论进入中国极贫山村，争取认同、争取融合、共谋发展，从自发到自觉，这个过程在ＰＲＡ那里是潜移默化的平等互动。
请当地人绘制资源图、建立大事记、半结构访谈、矩阵打分……作为工具的ＰＲＡ进入乡村的程序贯穿了非工具性的东西。据工作网的工作人员讲，以最快的速度最多地打破陌生和隔膜是ＰＲＡ最有技术难度的步骤————而这个技术门槛，说到底根本不是技术问题，是态度，是观念。
在贵州这方面的行家要数草海保护处的邓仪。据曾多次与其下乡的贵州师范大学姜伯尼描述，邓仪是这样“装傻”，这样迅速与当地人“打成一片”的：见人就打招呼，从老婆孩子收成聊起；请村干部做介绍，以证明合法身份，之后想办法“摆脱”村干部在场带来的干扰（比如紧张，比如言不由衷），尽量单独行动；利用午休或傍晚时间在不耽误农活的情况下，召集尽量多的村民；摊开大白纸于地，表示自己对村里情况既感兴趣又无知（其实此前已查过地方志获得相关二手资料）；请围观群众画本村地图———该村民百分之二百要说自己不会画；再多请几位，一般的情况仍是推推搡搡说自己不会，这时挥笔画出公路，然后将会场所在位置标错———此时，多半有胆子大的村民出来“指正”错误———再请他再画邻近事物，鼓励他，不知不觉把画笔交给他，同时再请凑上来的其他人补充、修整———大家一起画，学校、水井、东家的房屋西家的菜地……１５分钟后一张完备的资源图完工；此间一直笑嘻嘻的“无知”的与村民挤作一团的老邓也不再被村里人当作专家敬而远之了。
也是这个老邓，草海保护处的“执法人员”，在１９９３年最初接受ＰＲＡ培训时，还是堂堂课要举手，要“保留意见”，要“坚决反对”，“怎么能叫村民‘参与发展’？他们一参与，鸟不打光？鱼不捕光？”可是“现实教育”了这位威严的执法官————试着与“他们”开会，试着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保护，试着帮“他们”解决生存问题————引进资金，发展三产（如制回风炉、开小卖铺），开发生态旅游，减轻环保压力……几年后的草海，老邓不必整日提心吊胆，拎着喷灯，握着手电，草木皆兵————现在有村民自建的管委会，甚至比老邓“还上心”，草海成了大家的草海，黑颈鹤成了大家的黑颈鹤……
“老邓”们的“进村策略”和“保护发展模式”其实就是ＰＲＡ的基本原则
———主张向当地人学习，尊重当地人的知识，外来者不讲课、不指示，在项目中只扮演协助者，强调参与、讨论，分享知识、经验和角色，启发培养当地人自信和自治。
细化这些原则，在ＰＲＡ手册里，有着更多温柔呵护的细节———找个好地方讨论，眼睛望着对方，用目光和微笑表示对对方谈话的兴趣，不打断对方的谈话，不事先发表自己的意见，不穿太特殊的衣服，不用专业术语，不看手表，不说“你不明白”，不许愿不信口开河，选择合适的姿势合适的距离，给他们倒茶喝……
尊严、平等、权益、发展……ＰＲＡ工作网社会性别小组的张晓的理解是，
“ＰＲＡ是一个赋权的过程。把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还给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ＰＲＡ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在贵州在凯佐在草海，它是更多的收入更民主的管理更有尊严的生存更持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