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关心环保？谁的生活受环境影响，谁就最关心。谁最有权利对环保说三道四？谁的生活受环境影响，谁就最有权利。

　 因此，最关心也最有权利的总是“乡亲”，总是那些离工业污染源最近的人———甭管他们住在农家小院还是高楼大厦。

　 应该明确意识到，有权力的人和机构———环保局、人大和法院，都是“代劳”，职责所在，不能不管。而环保的真正动力，是生活的人，是利害相关者。建立一条利害相关者直接通向环保监督的路，使环保思路由权力层面回到了权利层面。

　 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崇尚权力，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运行，许多公共事业的推动，往往更多地依赖权力。权力意味着效率：什么难办的问题，只要官大一级就好办。环境保护这天下一大难事，人们也不免借重于权力。

　 但是权力并不能够代替权利，因为前者并不是发自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并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的敏感和冲动，也并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地感触和思考。一个受环境影响的普通人，有权利，没权力，如果整个环保监督体制完全依赖于权力运作，个人的一切能量，就都被排除在外了。自己的事成了别人的事。他成了一个旁观者。面对环保问题，人们往往觉得权力不够，管理资源有限。其实，利害相关者的权利，就既是监督资源，也是管理资源。

　 权力本身有惰性，就因为它不是来自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行政体系内可能产生的低效率———过去我们说的官僚主义也好，文牍主义也好，也都会发生在环保的权力运作之中。权力可能被收买，权力可能被腐化，这也都是权力运作经常面临的问题。但是，一个机构和一个官位的权力可以被收买，而大多数、所有利害相关者的权利不能被收买，因为你收买他们的生活权利，等于让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生活———既没人能够买得起，也没人愿做这样的傻事！政府的权力可能在污染企业给地方财政的税收面前犹豫和妥协，但普通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作这样的妥协。

　 对于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企业来说，让他们直接面对真实的个人，面对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面对来自政府机关的条文和标准，有着耐人寻味的意义：他们可以从生活情感和生活理想的述说中，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影响，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条文和标准可以有空子可钻，但是人心难骗，人的情感难骗。直接面对人，是良心的激发。在环保事业上，有多少严密的条文，都不能代替人的良心。

　 所有的企业都坐落在人群中，都坐落在人的权利之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人民的环境权、生活权每日每时客观地处在对抗———监督———妥协———协调的关系中。要通过监督最终达到和谐，一个现实的起点，就是必须承认和面对真实的权利对抗。因此，建立一种谈判机制，让权利本身显现出来，让权利人直接站出来，比以权力代替权利、用权力压制权利，是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思路。

　 当然，一个个利害相关者分散的权利是难以形成约束力量的，它们需要的是组织形式和机制。丹阳市的环保报告会制度看来还只是一种沟通方式，只是落实了利害相关者一个“说”的权利，但是它的思路是基于权利的，它毕竟形成了一种来自权利的压力机制。我想，以权利作基础，人们也许还可以建立起更富有创造性的环保机制，比如说，环境利害相关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决策的机制。这并非天方夜谭，一切都得从承认权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