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源于京西北的湿地，经白石桥过善乐园（今动物园）后，仍在向南延伸。近西直门关厢，则北有太平湖，即老舍先生“文革”中投水自尽处（今已被填），南有今已名存实亡的积水潭。积水潭金代称白莲潭，元代称西海或海子，是原北京城西北角一处沼泽。水面曾经很大。古人曾形容为“骛雁之地，水草丰茂”，其中一部分可能即今城内西海的前身。再往南便是后海和前海。所谓什刹海，即此三海之统称，因旧时周边有10座寺庙而得名。什刹海紧邻北海、中海和南海，水皆相通。

　 今西二环路以西，由北向南依次有玉渊潭、莲花池、陶然亭等水面和现已干涸的宣武区青年湖。钓鱼台和玉渊潭原本为一体，台在潭中。据《帝京景物略》，为金代王郁所建，元代称丁家潭，明代被李伟据为别墅。莲花池曾是金代“西湖”，据《水经注》：其水面应比今大数倍（蔡著页174）。原宣武区青年湖则应是金中都皇宫内鱼藻池遗址（据新华社记者王军。蔡著则认为可能是金皇城同乐园内西华潭遗址）。今北郊至东郊，水面依次有柳荫公园、团结湖（旧称水碓湖，现仅余地名水碓子）、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和龙潭湖等（各处旧名未及考证。城北青年湖及人定湖系20世纪50年代人工开掘，不入此列）。

　 北京南郊，到大兴县界，今麋鹿苑所在地，原来也有大片湿地（团河在内），旧名南海子。元代名飞放泊，属永定河流域。据《日下旧闻考》：“有泉百余”（《考》卷74）。此地曾是麋鹿养殖场，从辽代开始便被圈为皇家猎苑。有记载：元、明时曾“周垣百六十里”。今南郊“大红门”、“小红门”、“旧宫”等地名，都是当年皇猎苑入口或建筑的遗迹。

　 综上所述，足以说明北京自古以来，东西南北中都有大片湿地沼泽。以致时至今日，城内外都还留有如此多的水面。这就是本文开始所谓“北京城近郊区原本就是一片大沼泽”的根据。

　 由于历代不断垦殖，引水漕运和修建园林，“沧海”逐渐变为“桑田”。城内和京郊各水渐次萎缩乃至干涸。少数幸存下来的，无论其补水水源、水体形态、特别是其生态功能，已今非昔比。

　 四

　 现在大家都在为北京缺水而焦急。据官方数字，北京在正常来水年份，人均淡水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低于以色列的306立方米。

　 北京是怎样从一个历史上的丰水城市变成了一个缺水城市的呢？

　 原因很清楚：北京境内毕竟没有大江大河。年均降水仅600多毫米，而蒸发量却近500毫米。过去北京用水主要靠西北面几条不大且径流极不稳定的河流和地下水。尽管涵养了一连串湿地，其可供水量却有其天然限度。一旦人口增加，工农业用水过度，缺水问题便立刻凸显出来。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北京内城因人口密集，水质性缺水已见端倪。旧时城内居民用水来源只能是浅井。北京“胡同”之名兴于元代，即蒙古语的“井”，北京胡同之多，也表明水井之多。由于缺乏有效的排水系统，以粪便为主的居民生活污水长期潴积，污染了浅层地下水。所谓“腐秽渗漉之余…水率咸苦”，多数井水受污染水质变坏。“井而得美泉者，百一、二数”。（蔡著页186）以致掘到一口好井便会远近闻名，如今之王府井及其西侧的大、小甜水井。

　 皇宫当然不能用苦水。元代靠引京西水入大内。为防止污染，引水水道严禁百姓利用：“敢有浴者、浣衣者、弃土瓴商瓦者、驱马牛往饮者，皆执而笞之”（蔡著页225）。不知从何时起，宫里改用玉泉山水，由手推木制水车直接送到宫里。据说在北京有自来水厂之前，每天四更时分西直门城门开启，第一拨进城的，就是给宫里送水的车队（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

　 历史上北京人口基本上是一直增长的。

　 金代北京（包括近郊区）人口近100万，元末约110万，清末仅市区为284万，解放前夕市区约200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包括郊区县，人口约414万。1953年增长为600万，1960年再增为700万，1973年为800万，1981年900万，1988年超过了1000万（据《北京通史》中国书店出版1994第10卷）。目前全市人口已超过1400万，其中77.5％为城镇人口（2001年）。

　 根据北京人口与环境容量（其中包括水资源）的关系以及其他原因，解放初期，建筑及城市规划专家曾提出：市区人口不可过分密集，北京地区更不宜发展耗水和污染型重、化工业。然而在“把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口号下，这种建议却遭到了否定和批判。领导人期望的是“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要处处都是烟囱”！

　 此后，北京人口和工农业生产便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同时人均用水量也急剧增加：1949年前后，北京市人均日用水量仅7升；1958年增至75升；1981年为235升；1995年为285升。50年中增长了40倍，若再乘以人口增加数，其总量增长之巨，可想而知。

　 同期，工业用水从0.3亿立方米／年，增长为10亿立方米／年。农业灌溉面积从21万亩增加到1984年的514万亩，1986年农业用水近32亿立方米／年。到1995年由于减少了水稻种植面积，农业用水减少了1／3左右（《水惠京华》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环境用水平均只有0.4亿立方米／年，仅占总用水量的1％。而上文所提到的北京各处湿地，其天然功能本来都属环境用水。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市只能靠越来越多的水库和地下水。过度提取必然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以1976年1959年相比，北京西郊一带水位下降了14－21米，东郊工业区下降了25－30米（同上书页203）。目前市区形成的地下水漏斗区已超过2300平方公里；而周边河道也已统统闸住，成了水库。其中有的也因上游来水污染导致水质恶化，以致不得不退出北京生活用水供水系统，如著名的官厅水库。京郊各水库的修建，固然在防洪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修水库都会使下游地区失去天然水源并阻隔地下水的补给，从而导致干旱化。

　 我们这次所去的汉石桥水库，原来是潮白河下游的一片天然溢洪区。自密云水库建成后，便失去了补水来源，只能靠雨水和少量渗水来维持。除非靠抽地下水饮鸩止渴，其逐渐萎缩的前景似已难以逃脱。

　 北京地区在逐渐干旱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固然有气候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人类过度开发的结果。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人还把我们欠下的这笔“水债”当成功绩来歌颂：“战天斗地数十年，喜看京郊换新颜。水库八十如棋布，机井四万如繁星。…旱涝洪碱千载事，降龙伏虎在今天。”（同上书·序）这种文字，出在大跃进年代尚可理解，发表在建国50周年的纪念册里，就不免让人有“曾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了。

　 五

　 在几千年的北京文明史上，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或以亿计。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谋取更多的资源。分别来看，谁也无可厚非。但总体上看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大自然毕竟不是一头不用吃草，却永远可以让人挤奶的牛！

　 北京的大地，可以用她的乳汁抚育从山顶洞人到2008年奥运会的文明，但长久地过度奉献，毕竟会使她衰老，枯竭。

　 以水而言，我们也许有能力调用千里之外的长江水来滋润干渴的北京。但在大自然和历史面前，我们真的那么心安理得吗？在当今这个不太平的世界上，靠高科技维持一个上千万人口大都市居民的基本需求，天天像打吊针那样过日子，有安全感吗？

　 人们能不能像要求自然那样地来要求自己：崇尚朴素节俭，要求得更少却创造得更多？今天已经可以隐约可见自然的底线，而作为“人”，我们的潜力又发挥了多少？

　 20世纪50年代，秘鲁诗人聂鲁达曾写过一首长诗《让那伐木者醒来》，诗的内容早已忘掉，却记住了这名字。今天，面对大自然，我们也许都早该醒来！

　 从这个角度看，保住汉石桥这片沼泽，将有它重要的象征意义。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