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水，再好的城市也没有灵气，人的精神也会非常干燥。”刚刚考察京杭大运河回来的原水利部减灾研究中心副主任、水利史研究所前所长周魁一对记者说。
日前，他和几个专家陪同德国学者从北京通州区一直走到江苏扬州，考察了南水北调东线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南水北调东线90％走的是京杭大运河。这两条线非常神奇地重合了。”对于古运河，周魁一教授有太多的记忆。50年前他上初中时，骑自行车沿运河由天津到杨州。那时北运河的水非常大，一路上给他留下波涛汹涌的印象；90年代初期，他到江南出差，友人建议他坐船从苏州到杭州，他说不想闻一夜臭味。
现在他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复兴古运河文化，保障南水北调的成功。
周教授说，运河的衰败不过是百年以来的事情。明以前，运河运量不大，因为在山东汶上县南旺镇有一瓶颈，那儿一个高坡形成数千里运河起伏的最高点，被古人称为龟背顶点。水到此流不过去，古人云：水到此“七分朝天子（流回北京），三分下江南”。明代初年，在龟背处引入别的河水，再加上船闸技术成熟，瓶颈问题解决，南粮北调，每年由30万吨猛增到300万吨。山东一线越发兴旺。大运河沿岸许多地方都是因河兴而兴，因河衰而衰。清末以来，海运发达了，承担了南粮北调的任务，再加上京沪铁路开通，运河便悄然没落了。
现在，复兴运河沿岸的绝好契机就是南水北调。
复兴运河文化并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而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周教授强调，因为它能保障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成功。
现在南水北调的关键是如何保证调过来的水是干净的。北方一些城市领导已放话：“一河脏水弄过来，我们要它干什么？还得花处理费。”现在水利工程都是谁受益谁出钱，如果各地不要水，不投钱，那麻烦就大了。这一问题使原定开工的日期连连后拖。
现为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会长的周魁一说，水源地的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最没保障的是沿途污染———小造纸厂、小化工厂、生活污水……搞不好又弄出一条让人头疼的淮河。
于是，如何约束老百姓，提高地方政府护水的积极性，就成了南水北调工程的重中之重。
“如果不提高地方积极性，沿途治污根本不可能。而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积极性只有一个办法，让他们沾得利益发点财。比如利用已被破坏得差不多的历史遗迹开展旅游业。”周魁一认为地方政府和百姓如果在旅游业中得到了好处，会自觉保护水质。因为水若臭了，游客就不愿意来了。
沿途政府已经认识到南水北调是当地复兴经济的契机，济宁市等地方数次研究运河文化复兴问题，显示了很高的积极性，久为经济发展而挠头的地方政府多次保证，一定保持一河清水进津京……
“其实沿途文化实在很丰富，仅扬州就有瓜州古渡、御码头、古船闸、隋炀帝墓等著名故址，但就是破坏得太厉害了。随行的德国专家因而很失望。扬州古船闸是多好的中国古代科技见证，基石竟被拆去盖房子。而古人称的龟背、著名的南旺镇上的龙王庙，还被学校占用……”
周魁一教授说，他1965年来南旺镇时看到的还是一个基本完好的古镇子，而现在，说古迹荡然无存也差不多了。
“通过文化吸引游客，通过旅游调动地方，”这是周教授保证南水北调成功的良方。“这对中央和地方是双赢的，对水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也是双赢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但遗憾的是，一些决策者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周魁一教授建议，南水北调的线路最好切近每个经过的乡镇，让老百姓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线。哪怕这种线路改动对工程本身来说没有实际作用。
他说，对文化的研究不是死亡的研究，不是单纯怀旧，如果我们没有抓住东线调水的机遇，以恢复我们中华民族曾经很光辉的一页，那是很蠢的一件事。
记者获悉，周教授的建议有可能会反映到南水北调的规划里，正像他说的，现在水利部门负责人的眼光开阔多了，他们知道水利不仅仅是修堤引水，还是一个社会、文化与自然向融合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