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考我。他念了一段诗人的话：“他们在开采没有矿石的矿山，
他们在种植没有树木的森林，他们在制造人工能源，他们在沙里淘金……
”念完他问：“诗人说的是什么人？”

　　没等我回答，他已脱口而出：“物资回收行业，或者说，就是
‘收破烂儿’的！”诗人绝非溢美之词。我的手头有一份材料，上面
显示，50年来，北京的回收行业共向有关厂矿、企业供应各种生产加
工原料1400万吨，价值140．4亿元。其中废旧钢铁976万吨，废旧有色
金属11．2万吨，废旧造纸原料198万吨，废旧玻璃55．7万吨，废旧橡
胶22．6万吨，废旧塑料11．7万吨。若把其中的废旧钢铁炼成钢制成
铁轨，可铺成31．2条京九铁路！

　　北京如是，全国如是。从50年代起，我们在计划体制的框架内，
率先建起了一个令世人称羡的物资循环系统，和一个与之配套的、遍
及全国的废旧物品回收网络。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卖的东西，不
仅废钢铁、废纸，就连碎骨头、烂菜叶、橘子皮也有人收购。我清楚
地记得，儿时一个废牙膏袋可以卖8分钱，如果再少吃一根3分钱的冰
棍，用一角钱可以美美地看上一场打仗的电影了。

　　但后来我们相对富了，又搞起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座由11万多个
网点构成的回收大厦却轰然塌毁，近百万人的队伍，溃不成军。以北
京为例。1990年在编人员尚有12347人，到1997年底，从事回收业的仅
存2000多人。截至去年6月，正规收购网点比1990年减少60％。三环路
之内仅存收购点53个。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回收量减少75％的同时，
只剩下“生产性废金属”等5类商品还在回收。

　　假如没有那些城市“拾荒者”们的出现，局面将不可收拾。

　　废旧物品回收业到底为什么萎缩？

　　这一问题说来复杂，但又出奇地简单。

　　据北京市供销社的侯玉山介绍，从80年代到1994年，国家对回收
行业实行批发环节税减半征收。据此，该行业可比其他商业批发环节
少交一半的税。而此后，国家实行增值税，该行业实行在“17％－
10％”差额的基础上“征30％返70％”的优惠政策。但实际结果是纳
税绝对额比1994年以前高出2－3倍；其次，“先征后返”不同“即征
即返”，返税款拖欠有时达半年至一年之久，企业无力承受；其三，
实行增值税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进、销无差价，或销价低于进价都
要照章纳税。由此，对无利或略亏的再生资源品种，企业只得放弃经
营。

　　侯强调，他们再三争取过，有关部门也尽了力，在目前的法律、
政策框架内只能如此。但这种状况下，国家从这个行业拿走的税款明
显减少，而且由此对再生资源利用的负影响就难以说清了。

　　出乎我预料，这个行业的人士，大都认为城市拾荒者的出现给了
他们致命的一击。如果细细道来，颇耐人寻味。

　　计划经济时代，回收行业是一个高度垄断性行业。作业方式从拉
三轮车、排子车收购到开汽车回收，国家还发卫生费。

　　市场经济来了，并随之杀来了大量拾荒者。两军刚一交手，似乎
胜负已判。那些拾荒者的从业成本略多于零。因此同样规模的回收，
效益比较，已是天上地下。且拾荒者全天候、全方位工作，“国家队”
则不成。海淀回收系统一负责人介绍了种种不利的情况：先是出车，
一定要3人，一人开票，一人付款，一人称秤，怕出现经济问题。后来
咬牙减到两个。再是工作时间，8点上班，领了所有的家伙再到收购地
点，已过去一个小时。中午要赶回来吃饭，下午同样过一遍，按点下
班，下班前还洗个澡。

　　再加上观念问题。越来越多的职工拉不下脸干收废品的活。何况
干多干少，在当时没多大区别。于是，1992年以后，北京市回收系统
的三轮车基本绝迹，大家都改成“坐商”。

　　只有一个例外。1996年，朝阳区十里堡回收站在站长田春兰的带
领下，进行了一次顽强的“反击”。他们又是三轮又是汽车，重又迈
出了门槛，以至舆论惊呼“国有的又回来了”！全站上下也是同仇敌
忾，誓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但他们只维持了半年。一辆轻卡出去，开
始还能拉满，后来越来越少，最惨的一次只拉到两捆旧书。其中一幕，
令田至今难以释怀。

　　一天，在某处收购易拉罐时，巧与拾荒者们“撞车”。对方9分收，
他们也9分收，而且不断宣讲国家的如何可靠。但对方立即改为一角收，
形势顿时逆转。田当时思前想后，真想较这个劲。但她不能。田回忆
说，我们本来就是微利或者不赚钱了。如果都叫这个板，那我身后的
职工、退休人员，还有要交的税，怎么办呢？而这些“后顾之忧”对
方都没有。

　　50年来，国家都将废品回收作为“特行”。但当我们站在今天的
位置，会发现“特行”需要重新定位。至少，它公益性的一面不能否
认。

　　历史不能回头，但我们必须探究在如此巨大的废品资源再利用市
场上，“国家军团”为什么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