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街小巷常见到这样的人，他们操着外地口音，装束破旧，
满脸尘灰，早出晚归，哪儿有垃圾哪儿就有他们的身影。

　　我听到了对他们太多的指责：“妨碍交通”、“影响市容”、
“逃税超生”。逢年过节，他们常常成为被收容遣返的对象。

　　没有多少人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尤其对他们干的“工作”对当
今中国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毫无所知。

　　去年，三位环卫专家——王维平、孟繁义和李大治，来到这群靠
捡垃圾谋生的人中间，作了一次深入调查。他们在这份有关京城“垃
圾大军”的调研报告中告诉我们：

　　这支“军队”在京已有8万多人，四川人最多，4．6万，其次是河
南人，约1．7万。

　　有3．1万人蹬三轮车沿街收废品，人均年收入在1．5万元上下。

　　两万人在饭店收泔水或去商场收废品，人均年收入1．2万元。

　　2．1万人在（北京已建成726座）垃圾楼或居民楼的垃圾道捡垃圾，
一年有1万元以上的收入。

　　约1万人做废品市场交易，收入不详。

　　1500人在垃圾堆放场和转运站捡垃圾。

　　所有废品分选后，金属类运往霸县，塑料类运往文安，文安已由
此成为全国最大的废塑料集散市场，玻璃运往邯郸，胶皮鞋底运往定
州，纸类运往保定。以上地区都在河北省。

　　没有政治动员也没有行政干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市场规律的
作用下，他们竟悄然形成了捡、运、销、加工的一条龙体系。

　　这8．2万人的年收入，除去没能统计的市场交易利润和加工产品
利润就已有9．3亿元。

　　“不错，这些拾荒者（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称谓他们）费尽千
辛万苦，是挣了点儿钱。这9．3亿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关键是怎
么看，能不能看到数字背后的东西。”工程师王维平给我算了两笔账。

　　第一笔是经济账。他们挣了9．3亿，首先意味着环卫部门一定实
现了垃圾减量。北京市1998年用于垃圾处理的费用约7．5亿元，若能
减量三分之一，即可节省2．4亿元。那么全国呢？其次，也缩小了贫
富差距。记者走访了两个拾荒者聚居地，他们出来拾荒都是因为太穷。

　　第二笔是环境账。现在全球最先进的垃圾对策就是实现垃圾的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美国《国际先驱论坛》1998年提供的资料说：
铝和塑料的再造可节省能源90％；钢和纸的再加工可节省能源50％；
玻璃的再生产可节省能源30％；回收利用一吨钢可节水25吨（我国为
65吨），减少矿渣近3吨，减少空气污染物440．92千克，减少水污染
物220．46千克……

　　显然，废品回收具有经济、资源和环境的综合效益。

　　拾荒者进京这十几年，正是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危机同时爆发
的十几年，也是废品回收业大面积萎缩的十几年。到去年6月，北京三
环路以内，废品回收站仅存6个。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埃及首都开
罗，都存在着相类的“拾荒系统”。开罗拾荒者们拾捡的垃圾占到了
全城的三分之一强，使开罗垃圾的整体再生率达到30％左右，是美国
的两倍以上。

　　在一处垃圾分选场附近，一个大仓库里住着近50位拾荒者。木板
把仓库分成若干单元，五六户挤在一起。墙厚不过5厘米，房顶是一层
石棉瓦，防雨不防风，没有取暖装置。按照场里规定，他们要在几十
个垃圾楼里，按照24种分类进行回收。

　　在另一个拾荒者聚居地住着40对夫妻，都来自四川。55岁的吴德
华曾在部队服役11年，转业前是东海舰队某艇的副艇长。为了小儿子
能有好的前程，他特意给儿子找了家电脑学校。为了几千元的学费，
他和妻子先后来京拾荒。他年岁大，干得又苦，去年11月，忽然半个
月高烧不退。医生怀疑他有心肌梗塞，硬要他住院。一天300元，实在
心疼，他住了一星期就走了。他们从没告诉儿子，他们是在捡垃圾。

　　和其他拾荒者一样，吴德华也经受了太多鄙夷的目光。他说，其
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职业道德的，不管什么东西，没在垃圾堆里就坚
决不动。他每天除了“三证”以外，还随身带着那本“党员证”。

　　为了给患肝炎的父亲治病和供上大专的妹妹读书，33岁的秦金忠
携妻来京。几天前北京下大雪，大家都歇了，只有他出去干活。他告
诉我，最大的愿望是妹妹能把书念好。我随他去捡了回垃圾。两个小
时，我们扫荡了5幢楼房的40个垃圾道。他话不多。干活的空档忽然问
我：“我们捡垃圾，对国家是不是也有好处？”

　　王维平与拾荒者在10年前就结下了缘分。

　　1988年，他把四川两个年轻人带进一处垃圾场。他们素昧平生。
王维平哪想到，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捡垃圾能挣钱”。500多
四川人一下涌了进来。10年下来，竟有8万多人。

　　去年，王到拾荒者们中间搞调查。一堆数据，一项项念给他们，
让他们据实以报，然后再去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