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在北京》之后，作家黑马推出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孽缘千里》。这部小说描述了6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在文革后的曲折经历。在这个背景下黑马构思了一个生动和真实的故事。它精心建构了6个主人公的心理、精神表述：两个记者、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商贩、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和一个他们大家中学时代的教师。多年以后他们让他认识到他应该对他们理想的幻灭负责。黑马以一个记者的眼光互相交织的个人命运。自然讲到了爱情、中国做生意的方式、讲到好多年后还弄不到自己的房子的知识分子生活，也讲到城乡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

　 人们在黑马的第一部小说《混在北京》中已经认识的人又出现了。在首都一座破败的楼里他们为微小的发迹机会和房子紧缺而伤脑筋。作为自命不凡、口若悬河的放荡文人，他们回忆起他们即兴表演的才能，圆滑精明的能力和他们对亚洲式宿命论的适应能力。

　 这次他们在故乡小城里举行班级聚会，这里埋葬着主人公的少年回忆。这些回忆基本上区别于其他文化圈子。因为黑马的小说人物（像作者自己一样）是作为子遭遇到文化大革命，并且活过了文化大革命。一个转折，其残酷和彻底是不可想象的。同学们在1976年一夜之间四分五散，被发配到乡下过一种艰苦的生活，从而友情破裂，爱情被摧毁。

　 在班级聚会时，大家回忆起那些年月，实际上没有谁没有过错。他们的生活中有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今天高叫的口号明天是否有效？社会会不会给一个人戴上死不悔改的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不安全感深深刻在每个人心上。为了在受到迫害之前安全一点，不仅是子，而且还有他们的老师都拼命想在政治等级中向高处爬。人们背叛自己和他人。比如出于赤裸裸的计算从农村娶一个女人，以此证明他没有优越感。于是这对夫妇长年冷漠活着，浪费光阴。

　 他们的老师回忆他可疑的“政治发迹”，不敢在他的学生前露面，他知道，他的行为不能让一个抽象的历史进程承担责任。耻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感情，有时在拘谨和开放之间摇摆，在蔑视和崇拜西方习俗和财富之间摇摆，这种摇摆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

　 和《混在北京》一样，这部小说也被译成德文，而且登上了德国畅销书的排行榜。德国的多家报刊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标准》杂志2000年1月号的文章说：“黑马看中国日常生活的眼光可能有时显得过于诗意和漫长，但不管怎么说，是令人吃惊的坦率。事实是，尽管他的批评观点如此明确，黑马能在北京作为记者和作家生活，这一直是值得注意的。”《吕贝克消息报》2000年4月13日的文章说：“黑马在他的书中比其他当代中国作家更敢于毫不留情从内部表现中国。有一点，《孽缘千里》当然不是，不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杀戮的小说中的一本。它没有流血，更多的是写心灵的痛苦。《孽缘千里》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不仅对于中国的狂热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