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场漫长的大选终于有了结果。可是，这个结果让旁观的人们看着挺不过瘾。说是没戏吧，一个多月来，天天有戏：又是地方法院，又是联邦法院。选票都成了“法庭证据”，洋洋大观地在高速公路上被警车押着，从佛罗里达州的最南头，拖到了最北端。最后还拖出了地方和联邦各自的最高法院。情节曲折，高潮迭起。可是，要说精彩，它又没有拼个鱼死网破的殊死搏杀。那些听着很有道理的争执，都还没有争出结果来，就由于最后时间大限的来临，嘎然而止了。总让人觉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当初在争什么呢？争投票机是否设计合理，争选票是否被合理清点，争选民是否都享有了合法投票的公民权利，争那些有问题的选票是否应该重新清点，等等等等。这些争执认真查点的结果，都可能导致偏向某个候选人的些微偏差，引出选举的不同结果。那么，最高法院的判词，是不是说选票就没有问题，有问题就不该重新点数呢？显然不是，最高法院的判词只是说必须按照更合理的方法去清点。戈尔只是算算来不及好好点了，就宣布不再争取进一步的司法诉求，间接地宣布认输。

　 可是仔细想想，他的认输，并不是认为重新点数会对自己不利。恰恰相反，不仅是戈尔，连他的那些支持者们，也就是占全国50％的美国老百姓，都信心百倍地觉得，要是在最后的争执焦点佛罗里达州，好好点一点选票的话，肯定能把戈尔给点成个总统。

　 那么，在这么强的信念之下，那些支持戈尔的民众，为什么没有去拼出个点票的一清二白，大家就一哄而散了呢？真的，在美国，最感性的体验就是他们的“一哄而散”了，前一天电视里还热热闹闹，最高法院门口支持不同候选人的两拨人还在冒着严寒“叫阵”呢。一下子，风平浪静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不管支持谁的，都回家了，认了。

　 他们认的是什么呢？他们认的是“程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人有个习惯，在一件可能出现争执的事情发生之前，大家约好，假如真的发生不相上下，各有各的道理的情况，尤其是在僵持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事先预定程序的方式走。这个程序必须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不可能总是对一方有利的。

　 这个程序如果被浓缩的话，可以变成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大家约定，在对一个提案的投票结果是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咱们扔出一个骰子去，让上帝，让老天爷，让冥冥之中的运气，来给我们决出一个结果。

　 你必须承认，一个骰子是公正的。因为它不可能预设一个对某方绝对有利的后果。你也可以说，一个骰子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没有我们所说的“道理”。前者涉及的是所谓“程序正义”，而后者涉及的就是“实质正义”。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应该由人民的选票来说话的。这一步已经走了，走下来的实际情况，就是一半对一半的局面。发生的上下误差，不论偏向哪一边，都已经是在合理误差的范围之内。在这个时候，事实面临的，就谈不上实质正义了，谁当总统，都有一半民众的支持率，都不冤。重要的，反而是如何顺利地、“程序公正”地解决这个已经发生的僵局。

　 而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月的司法程序，其实没有太大的奥妙，它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掷骰子的过程。所不同的，那是一只会思想的骰子。司法程序的每一步决定，都必须参照宪法和过去的判例，还必须对今天遇到的具体情况作分析。最高法院的每个大法官，都有4个“书记官”作助手，去查阅大量的资料以协助判断。可是，“扔”出来的，往往还是“4比3”，或者是“5比4”这样的结果。就是说，判断往往还是艰难的。

　 这种一票之差的局面，美国人一般并不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个法官的专制”，或者是“司法专政”。他们理解一个重大事件“现世判断”的艰巨，他们对于大法官的判词，理解为“立此存照”，为未来更好解决问题指出思考方向。他们对于那种悬悬乎乎的结果，理解为上帝给出的骰子的指向。

　 所以，在一次次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中，美国人在一遍遍地审视他们走过的脚印，一点点地纠偏。在对一次次判决的服从下，他们和平安然地渡过争执和僵局，有惊无险。

　 在这样的法律文化下，看上去输得挺“冤”的戈尔，才会不去坚持一个僵局，死活要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而是对美国民众说：“在我们一所非常知名的法学院图书馆前，铭刻着这样一句座右铭：‘不是出于人治，而要崇尚上帝和法律’。”……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已做出了最后裁决。虽然我并不同意这个决定，但我会坦然接受它。”

　 同样在这样的法律文化下，支持戈尔的民众，在他承认失败的讲话之后，才会在最后的寒夜中送他上车的时候，对他高喊：“戈尔，4年后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