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青年报》在陕西拖了四年的官司将于９月初再次开庭，记者卢跃刚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我的印象里，卢跃刚的作品一直有着非常严酷的色彩。他告诉我社会中非常严酷的一面，告诉我未曾亲见的苦难，告诉我的生活其实是不安全的。因此，每次看卢跃刚的报告文学和通讯（我最早知道武芳的事是由卢跃刚的那篇通讯），我心里都会好一阵不舒服。而人是可能下意识地回避这种不舒服的，也可能下意识地回避卢跃刚的书。

　　我对京城以外国家的“底层”有一种心理恐惧，因为底层有着太多的黑暗，不安全。我虽在西北州一级上做过一年的驻站记者，但对底层社会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对底层的恐惧，应该是卢跃刚传递给我的。

　　我非常害怕。我在评论中对于底层黑暗进行批判，为基层民主的进展欢呼，都是因为内心恐惧。我在阅读这类新闻时所感到的愤怒，其实也是害怕。我疑心自己并不是出于普遍的人类同情，而只是害怕这种事会降临到我身上。我是一个内心软弱的人，民主对于我的意义，其实只是安全。

　　“害怕”之说形成文字，跃刚看后，竟然认为“深获我心”，他说在夜里读我的这些关于“害怕”的话，感到“深深震撼”。我很吃惊，使这个身形魁武、性格坚强的汉子，投身于为民请命的内心动力竟也是害怕。最近他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时正式承认了“恐惧”。（见《卢跃刚：大国背后的寡民》）他给北大学生讲课时就曾讲“两个同构”：我们身处的社会与颜跃明、武芳所处的社会是同构的，我们的精神与颜跃明、武芳是同构的。简言之：“一回事１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不同的、完全屏蔽的空间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怎么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

　　因此，不能不害怕。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可以拿起笔来为此做一点事的人，那么可以减轻这种害怕的做为就是写，就是通过写来促进改变这种结构。对于减轻自己的“害怕”而言，这听起是太“远”的事，但也是自己只能做到的事。

　　我最早知识道卢跃刚，是在学校读书时从杂志上看到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写湖南娄底市人大代表颜跃明被非法拘押的事。当时我的想法是，要当记者就应该当这样的记者，干这样的事。而除此之外坐在办公桌后面写出的任何文章，哪怕写出花来都不值得自我得意。因此，我后来认识卢跃刚，偶尔叫他一声老师，他觉得是开玩笑，但其实是我内心的尊重。如果把一般的客气除去，如果把尊重的圈子划小一点，那我只尊重这样的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对就站在我身边，同我发生着不多几次工作关系的卢跃刚完全信服，没意见。我对卢跃刚的尊重，是理性的，逻辑的：如果谁都不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就更不安全。

　　比起颜跃明的苦难，武芳的苦难更令人触目惊心。如果比较一下的话，颜跃明的苦难更政治化，武芳的苦难更个人化。因为颜跃明是一名有正义感的人大代表，而武芳只是一个人；颜跃明的苦难从一定意义上是选择的；而武芳的苦难则不无可逃避的。颜跃明要罢免市长，而武芳只是不愿意和不喜欢的男人一起生活。因此，武芳的苦难更基本，几乎可以随时会落在每个人头上。因此，更令人害怕。

　　我老用“害怕”这个字眼不仅是由于我性格软弱，我也觉得，新闻关注的一种心理动机就是害怕。1998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我娶县长女儿，公安抓我全家》，这个标题做得好，就是因为它――以一个“我”字――诉之于读者正常的感觉，表现了正常的害怕。如果因为武芳是生活在边远农村，颜跃明是自己“找事儿”的人大代表，他们遇上的事我都遇不上，因此我就不必有那种“设身处地”的害怕，那么，我就太狭隘太侥幸了，因为，我生活在北京而不是生活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必然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