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临床误诊误治研究会在无锡成立。
“误诊误治”，这是多么敏感的字眼。如今，当无论大小医院的
院长都被医疗纠纷缠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当有不少医生认为承认误诊
误治无异于授人以柄的时候，竟有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中国工
程院院士和几位医学专家联名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研究误诊
误治问题的学会，还有人办起了《临床误诊误治》杂志，有人编写出
版了专著《误诊学》。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
吃别人的堑长自己的智 1998年7月底，著名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教授和裘发祖
教授分别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耳鼻喉科专家姜泗
长的来信。
80高龄的姜老在信中说：《临床误诊误治》杂志的同志找到他，
建议成立“全国误诊误治研究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把误诊误治研究
引向深入。他以为很有必要。为此特邀请两位医学界老同仁共同作为
“全国误诊误治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发起人和顾问。
他写道：“《临床误诊误治》杂志是一本办得很不错的杂志，想
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印象的。在一生的探索奋斗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成
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失败和挫折，让后来人引以为戒，不犯
或少犯错误，是很难能可贵的。虽然我们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做不
了很多的实际工作，但精神上的支持还是能做到的。”
被姜泗长称道的《临床误诊误治》杂志，是一家部队医院创办的
杂志。1984年，正在军医学校回炉进修的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神经科大夫冯连元，在去某出版社办事期间，提出了想办一本与误诊
问题有关的杂志的设想。
冯对出版社主编说：现在各医院都有一些误诊误治的情况，尤其
是基层医院，由于受检查设备和医生眼界的限制，误诊率有些高。应
该办一本专门分析误诊误治原因的杂志，从问题的反面来进行些研究，
让更多的基层医生能吃别人的堑，长自己的智。他边说边感叹：一个
医生，成功的经历虽然乐于对人言说，但不容易记得长久，而失败的
教训却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主编先生对这一想法大加赞赏，并建议在没有拿下刊号以前，先
以出书的方式出版。1984年9月30日，冯连元与浙江科技出版社双方都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签定了出书合同。
《临床误诊误治》，社会能理解它的含义吗？这样敏感的名称同
行能认可吗？张孝骞、诸福棠，许多应邀为这本杂志当编委的名家都
有些担心，嘱咐冯连元他们为避免有人误解或引来不必要的官司，只
要事件准确、真实，有医院的证明，作者发表文献时可以不用真名。
转年的4月份，第一期《临床误诊误治》出版了。石家庄白求恩国
际和平医院的许多医生率先发表了自己的临床教训。
发刊词写道：临床医学科学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为了不断地提高
诊断的正确性和治疗的合理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类经历了从失
败到成功的漫长路程。可以说没有诊治的失败就没有成功。没有诊治
的错误也就没有正确。不过，历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公正，
重视正面的经验，轻视反面的教训，甚至把误诊误治与发生的医疗事
故等同起来，以致不能客观地正视现实。其实，误诊误治是客观存在
的，有些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对于医学科学
的发展有着同等的重要作用。……要勇于暴露临床失误，把发生的误
诊误治报道出来，可以教育自己，更重要的可使更多的人获益，这同
样是对于临床医学研究的贡献。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75年，浙江省丽水县的黄月云医生收治了一位43岁的女病人。
病人主诉下腹部阵发性剧痛，检查发现下腹部有明显压痛、反跳痛及
肌紧张等症状。医生凭着以往的经验诊断为输卵管妊娠破裂。施行急
诊剖腹手术，术中见患者两侧输卵管充血、增粗，输卵管伞端有渗血，
不像输卵管妊娠所致。但因手术医生没有见过类似病历，仍按术前方
案切除了患者两侧的输卵管。病人总算被治愈了。然而术后病理检查
的结果却不是此前所诊断的疾病，而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出血性输卵
管炎。
出血性输卵管炎是当时在国内外都少见报道的妇科急腹症。因对
其病因病理尚不清楚，很多医生对此病认识不足。基层医院的妇科医
生由于病员少、信息缺乏，对此种疾病更是难以辨别，以致于有些病
人至死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
1975年，黄月云医生在《天津医药》杂志上首次报道了她经治的
出血性输卵管炎的误诊过程。其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院妇产科的
林美华教授，也在《实用妇产科杂志》上报道了本院33例出血性输卵
管炎的误诊病例，并详细介绍了该病的病理、诊断及治疗原则。随着
出血性输卵管炎的误诊报道频频见诸于专业杂志，这种误诊率曾高达
86．4％的妇科疾病，误诊率渐呈下降趋势。现在就连普通的县医院也
能正确诊断了。
试想，如果没有黄月云医生坦然公布出自己的误诊，如果在这个
病种的认识上她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后人还不知要等上多久才
能见到有关出血性输卵管炎的文献，不知还会有多少患者成为出血性
输卵管炎的误诊对象。
任何一个新病种的被认识，都会经历相当数量的误诊。承认误诊
并将其公诸于世，不仅是勇敢的更是科学的。医学就像一棵大树，每
一寸生长都要以落叶为代价，每一个分枝都是对原有整体的再丰富。
让信息碰撞起来 1988年，当《临床误诊误治》杂志终于有了正式期刊号的第二年，
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部作了多年医疗助理员的陈晓红，调阅了
全院50年来的所有死亡病历。没有人知道她在干什么。
“我这个医疗助理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协调院内各科室抢救危
重病人，在经历了许多抢救无效的情况后，我有意识地整理了一些死
亡病例。我发现，许多死于各种病因的患者在治疗的全程中都有过误
诊经历。50年来我们医院住院死亡病例中各种恶性肿瘤的平均误诊率
高达40．5％。”
陈晓红注意到，从1988年起，医学专业期刊上刊登的误诊病例逐
渐多了起来。她认真阅读每一期《临床误诊误治》，并用了两年多的
时间从各种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上收集误诊病例。当她从收集到的
40万份病例中对13万份误诊病例进行计算机处理后，她有了一些惊人
的发现：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疾病和导致误诊的不定因素中，有一些问
题是共同的。文献报道中分析频率在15％以上的误诊原因仅有4项：①
医生经验不足（25％）；②医生问诊及体格检查不细致（17．3％）；
③医生未选择特异性检查项目（17％）；④医生过分依赖或迷信辅助
检查结果（14．7％）。自50年代至今，从国外发表的数据看，总体误
诊率在30％左右。而国内的误诊率与之相差不大，约为27．7％。单病
种误诊率最高达90％以上。
文献，一旦把它们汇聚在一起，让信息发生碰撞时，它们的意义
就非同一般了。
陈晓红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50年来，随着生物医学理论的进展和现代检查手段的丰富，诊断
学有了极大的发展，许多以前不认识的疾病被医学界认识，以前无法
确诊的疾病能够清楚地列出典型体征和治疗方案。但误诊率仍居高不
下，这只能说明诊断学本身遇到了挑战。
每个医生都在医学院学习过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但是诊断
学研究的是疾病在众多人群中的共性，当诊断学从一个个特殊的病人
的症状体症中抽象出重要的、一般性规律时，它是否也随之抽掉了一
些次重要的体征呢？
在一次北京军区医务系统的会议上，陈晓红遇见了266医院的刘振
华大夫。谈起误诊对诊断学的挑战，两人颇有同感。
“我们一起写一部研究误诊的书吧！”两人一拍即合。
陈晓红后来多次谈到自己的思想脉络时说，研究问题不能一条道
走到黑，应该从多个方面考虑。诊断学研究的是各种疾病的共性。比
如说大叶性肺炎，谁都知道有发烧、咳嗽、胸痛、铁锈样痰等四大症
状，但病人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就像森林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
样，不可能每个人都按照书本的症状生病。而误诊往往是医生对这些
个体差异的认识不够。
陈晓红手中的众多病例告诉她，个体差异之大有时真是令医生们
始料不及。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几年前，一个6岁女孩因下颌附近长了两块软性肿物，被医院诊断
为甲状腺舌管囊肿，施行了切除手术。术后一般情况正常。但随着孩
子年龄的增长，情况有些不对了。12岁的女孩却与六七岁的孩子差不
多高。
家长带孩子到大医院检查，医生首先想到可能是分泌生长激素的
甲状腺出了问题。可是，在孩子的脖子上检查了半天，却没有发现甲
状腺。经仔细询问病史，医生断定这女孩属异位甲状腺。6年前就诊时，
因当时的医生没有考虑到甲状腺异位的问题，将甲状腺误诊为囊肿切
除了。作为补救，这个女孩自12岁起，开始服用甲状腺片做替代治疗，
几年后总算长到了1．50米。
有资料表明，器官异位是引起误诊的原因之一。某矿物局医院近
8年收治了8例因误切异位甲状腺导致继发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儿童，
年龄从4～12岁不等。1例是因进食吞咽困难，造影诊断为食管肿瘤，
按食管平滑肌瘤进行手术切除；2例在舌下，5例在下颌下，均误诊为
囊肿而进行了手术切除。术后对切除标本进行病理检查时发现，这8个
病例中，4例为甲状腺囊肿，4例为正常的甲状腺组织。8名患儿手术后
均发生严重的甲状腺功能低下，终生需服用甲状腺片。据事后对施术
者追询，8位医生有7人从未遇见或听说过异位甲状腺这种病。
医生的经验不足和思维方式上的主观、片面导致了误诊。但这是
不是说，一种疾病或一种特例只要被人认识了就不再会发生误诊呢？
从陈晓红汇集的大量资料中我们看到：流行性出血热、肺结核、
梅毒、艾滋病等都是人类20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认识的疾病，然而统
计数据表明，1990～1996年间，流行性出血热在省级医院的误诊率为
51．95％，在市级医院为45．41％，在县级医院为11．49％。究其原
因，是由于大医院的分科很细，一般医生对非本专业的疾病不熟悉。
而且，该病在农村地区发病较多，城里医生缺乏诊断经验。
肺结核这种古老的疾病，在最近十几年误诊率接连上升。1982年
～1990年文献报道的1801例病例中，肺结核的误诊率达57．5％。肺结
核卷土重来的原因是耐药菌株的出现使治疗难度加大，而且，发病部
位的增多使临床表现越来越不典型，导致非专科医生对此病的复杂表
现缺乏认识。
80年代初，在我国销声匿迹几十年的性病重新抬头，多少医院的
医生都不认识淋病和梅毒的典型体征，不少人把梅毒诊断为药疹、痤
疮等皮肤病。那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医的大夫们只是在书本上见
过性病。艾滋病虽然在1981年就被美国报道，但它在世界各国的相继
出现，仍旧都经历了从误诊到被认识的过程。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孟超教授积自己几十年的经验谈论误诊时说：
误诊虽然是疾病诊断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造成误诊的原因却是多
方面的。一个疾病的误诊，不单纯只是医生的技术水平问题，还有服
务态度、临床思维方法、知识广度、经验积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等……
就病人而言，误诊除了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外，还与求医者当时的心理
欲望，与医生配合的程度，提供病史的准确性、可靠性有关。
行医苦行当 医生自古就是令人崇敬的职业，然而从扁鹊、华佗至今，天下没
有不失误的神医。
1959年5月，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姜泗长，上班后头一件事
就是上手术台紧急为一个扁桃体手术大出血的患者止血。患者一下子
就出了800毫升血，姜教授行医20多年，还从没见过。下了台，姜主任
召开了全体医生会讨论病情。原来，这个病人是一位长期服用阿司匹
林的患者，此药的副作用就是抑制血小板聚集。如果术前医生注意到
这一点，停药一段时间后再行手术，就不会出现大出血的问题。
一个医学院本科生的学时5年（最长的要学8年），也就刚刚具备
了行医的基础知识，即使他是硕士或博士毕业，也还需要在临床上历
练5～10年，要经历足够的临床实践，亲自诊治一定数量的病例，处理
各种不同的病情变化，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医生。但是疾病的种类
层出不穷，终生学习，也有学不完的理论，天天诊病，总有没见过的
病人。
可医生又是一个个非常普通的人。普通人就会有失误或犯错误，
即使他非常努力和敬业。于是有人感叹：行医苦行当。
姜泗长，这位耳鼻喉科的泰斗级人物，一生为多少患者保住了听
力，保住了生命，他没有说过。他在自己行医55周年时写下的文章里，
却接连讲述了几个自己手术失误的病例——
一个16岁的男孩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他死
于术中大出血。插进血管的针头还没有拔下，但手术室里再也找不到
一袋鲜血来挽救他的生命。主刀医生，南京大学医学院附院年轻的姜
泗长院长面对病人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
男孩的父亲对儿子的去世没有半句责怪，只是说：“姜院长做都
失败了，那别人做，失败更是可想而知了。”
43年后，当姜泗长教授回忆起这次失败的手术时痛心地写道：
“在年轻时我因手术快捷、准确而受到同行称赞，无形中产生了自满
情绪。1949年我收治了一位患有较大上颌窦纤维瘤的16岁男孩，我对
这一手术方案推敲不够，忽略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大出血的情况，术中
病人突然大出血，由于术前未准备足量的输血，未能及时补充血容量，
致使病人牺牲。我深知病人的意外牺牲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内疚和
自责使我长时间地不能自拔。几十年来，我一直以这一意外为鉴。”
姜泗长以自己的教训告诉所有的后来人，如果你选择了行医，你
便注定一生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从背面翻越 1993年由刘振华、陈晓红主编，国内30余位有临床经验的专家共
同撰写的《误诊学》在山东科技出版社问世。一时间引起议论纷纷。
有人说：现在没有误诊，还有人老想找你的毛病呢。再叫患者知
道我们也有误诊，那不是找事吗？这是授人以柄嘛！
北京一家大医院的一位同行说：误诊？我们这么大的医院哪来的
误诊？就是有我们也不能说呀！
湖南医科大学的陶正德教授为此书做序时，回忆了自己最初听说
《误诊学》的反应，他写道：“‘误诊学’——一个多么刺耳的名词。
在诊病治病的过程中，谁也不愿意有误诊，谁也不愿意听到误诊，这
已是人之常情。难道还要专门发展一门学科去教导人们如何进行误诊
吗？”
面对许多同行怀疑的目光和议论，陈晓红和刘振华不知怎样向大
家解释。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编审高间先生，不仅自愿担任《误诊学》
的编辑，而且鼓励陈晓红说：“你听说过德国有本书叫《犯罪学》吗？
难道它是教人们怎么去犯罪吗？不是，它是告诉人们怎样避免犯罪。
同样，《误诊学》也是告诉人们怎样能避免误诊。”
刘振华大夫对陶正德教授说：研究误诊“就像爬山，传统的诊断
学系从正面进行攀登，而误诊学则希望从背面进行翻越。”
陈晓红以军人特有的话语阐述他们写《误诊学》的初衷：“当正
面进攻遇到阻力，攻不过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方向进攻，也
许会你找到一条捷径。”
医界泰斗吴阶平教授认真地向广大医务人员推荐《误诊学》。他
说：这本书的内容，特别是前三篇（总论、误诊原因的分析、临床思
维与误诊），对指导临床医师减少误诊很有帮助。书中有这样两个小
标题：“误诊未必误治”，说得很好，误诊不一定都会误治。另一个
“误诊不能和错误等同”也讲得很好，误诊了，不等于犯了错误。过
去不是常说是责任事故还是技术事故吗？这方面再版时还可做更深更
广的讨论。
陶正德教授在细读了《误诊学》后写道：“……除非不做工作，
否则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失误总是难免的。就临床工作而言，我们
不要求成为一个终身不曾误诊的神医，但力争成为能把误诊降到最低
限度的临床学家。既然如此，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复杂而具有
普遍意义的误诊现象单独地抽出来，采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发展成
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一门学问，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为极大地减
少，甚至最终消灭误诊服务。”
1995年，卫生部长陈敏章为《临床误诊误治》杂志重新题写刊名。
1998年，山东医科大学的田教授在诊断学课上开讲误诊学的内容。
《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和《误诊学》倡导的科学探索精神越洋跨
海，受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密切关
注。港台报刊纷纷刊登文章介绍《误诊学》和《临床误诊误治》杂志，
台湾还全文出版了繁体版的《误诊学》，香港医院管理局副总监冯康
先生、总药剂师李伯伟先生和香港屯门医院行政总监郑文容先生还分
别为《临床误诊误治》撰稿，共同探讨导致临床误诊误治的原因，交
流防止误诊的经验。杂志在海外的发行量也逐年增多。
追寻真理的脚步 冯连元怎么也没想到，15年前，他办起的那本连刊号都没有的
《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如今真的成了气候。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学会
的杂志，而且陈晓红成了他的继任者。
“关于贵刊的名称，能否考虑为‘临床诊断治疗’或‘临床诊疗’…
…”手拿15年前医界泰斗张孝骞先生的这封来信，冯连元彻底释然。
“临床误诊误治”，这个当年被多少人或反对或建议修改的杂志名称，
终于站稳了脚跟。
去年11月，《临床误诊误治》杂志收到了山西吉县屯里医院的一
位读者来信。信中写道：《临床误诊误治》我已经连续订阅9年啦。我
个人的诊治技术和单位的管理均受益匪浅。因为受贵刊指导，我院近
年来未发生医疗事故及医疗纠纷。经济效益很直观，社会效益更大。
我院在当地社会形象很好。为此，我想如果你们成立学会，我愿参加，
以便更及时、更系统、不间断地提高诊疗技术。
1998年7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吴孟超，中国工程院
院士姜泗长和《临床误诊误治》杂志社社长赵金相等10名发起人起草
的“关于成立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专业委员会”的申请，
递交到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会长张自宽手中。方案中总结道：
研究误诊误治是为了防止和纠正误诊误治，把这些教训看作宝贵
的知识财富，把负面的教训转化为正面的认识，全面提高临床诊疗水
平和管理水平，为病人提供更加优质有效的医疗服务。这是误诊误治
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也是医院管理的终极目标。
恩格斯曾说：善于从失误中学习，这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成熟的标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