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是我不期而遇的一个采访对象。

　　第一次见到李彬是在太原。1月，我随一个记者团去山西采访环保
问题。正在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的领导交流情况，中间休息
的时候，李彬突然闯了进来。当时我们看到一个中等个，穿着黑乎乎
的棉袄，外罩一件刺眼的红棉背心，戴一顶破棉帽，脸色奇黑的中年
男子，进来坐在了最后一排。会场因为他的进入引起了一丝骚乱。

　　“他是干什么的？”

　　“民工？”

　　“上访的？”

　　正好是休息，几个好奇的记者就围了上去，万一能挖点儿新闻呢。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中年男子咧开嘴笑着，笑容里有一些谦卑，“我
听说你们是宣传环保的，就来了。我也在宣传环保。你们是国家队，
我是老百姓。”他冲我们点着头，点头的幅度很大，近乎鞠躬。一边
递给我们几张复印纸。纸上有他的简历：李彬，福建省顺昌县埔上中
学物理教师。1958年生。从1998年三月开始骑自行车在全国义务宣传
环保，至今已达14个省，行程12000公里。

　　知道了他的来历，好奇的人们很快就散开了。出于职业原因，我
给了他我的名片，并约好等他宣传到北京给我打电话。回到座位上，
见多识广的同行们对我的作法都颇不以为然。“你是头一次跑环保吧，
像他这样的人可多了，没什么新闻价值。”“他的这种行为其实对环
保也没什么用。”“你是不是觉得他特苦，特不容易，其实他这就是
一种个人爱好，不值得报道。”

　　从第一次见到李彬，我一直在听不同的人说这样的话，可总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直到10天后，我在北京见到李彬。在漫天的大雪
里，李彬推着自行车，站在零下10摄氏度的冬日里。红棉背心和自行
车上的红旗抖在寒风中都显出了几分灰暗和破败。我突然想到，对于
李彬，假如我们没有敬重，难道连点理解和感动都不应该有吗？

　　李彬来到北京，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先去国家环保总局。他说他已
经跑了两年，照了一万多张照片，写了几十本日记，想把他沿途看到
的环保问题向国家主管部门汇报一下。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再见面。

　　第二天，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一会儿他要给国家环保总局打电话，
因为“昨天正好领导都不在，我今天再去。”

　　“你和他们约好了吗？”

　　“约好了。昨天我都见到他们门卫了。他们让我今天再打电话。”

　　“给我几张你沿途拍的照片吧。”我说。

　　“我回头再给你吧，我去国家环保总局汇报情况得把照片给领导
们看。”大概是怕我不理解，他又解释说，“两年了，我沿途无论受
了多少苦，都是拿北京、拿国家环保总局支撑着自己。现在我终于到
了。我一个人孤独地跑了两年，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就算是到了家了。”

　　面对李彬一副无限神往的虔诚，我不敢说这不是环保总局的业务。
我换了个话题，“你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件事，经费从哪儿来？”

　　李彬的脸色一下子黯然起来，“我正在为经费的事发愁。过两天，
我就打算回一次家，再向领导们申请申请，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李彬说他所任教的中学后面有一个磷厂，家后面还有一个氨厂，
排出来的都是废气和废水。原来他以为只有他周围的环境是这样，后
来寒暑假去些别的地方，发现环境污染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于是
就开始留意环保问题。

　　“那是1994年。我们有些老师空余的时间好打打牌。我不会打牌，
也不抽烟喝酒。我就把全部的空余都放在环保上了。我爱人说我是个
死心眼儿的人，认准了一件事，就怎么也出不来。我那时候只要开电
视，就只看环保节目，看报纸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
环保在世界上都是大问题，而且中国的环保问题尤其严重。”

　　李彬说他收集了好多资料，自己还编写了一本《环境焦点》的教
材。为了编这本教材，几乎每天都干到深夜。

　　“你是教物理的，编环境的教材上课有用吗？”

　　“其实没什么用，我就是喜欢，也觉得环境问题非常重要。我在
课上有时间的时候也给学生讲一点环境问题，同学们反响都特别好。
可是学校没有环境课，我也不能讲太多了。”

　　“我第一次背着学校出去义务演讲是1996年10月9日。我至今还记
得这日子。埔上学区上元小学的校长罗木生是我的好朋友，他鼓励我
去他们学校演讲。那是一个小学校，全部师生加上工友才72人。当时
我也很紧张，准备了好长时间。结果效果出奇的好，他们学校所有的
人都去了。我从天到地，从古至今地论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整整讲
了三个小时。我讲的时候，会场鸦雀无声。讲完了他们都说我讲得好，
从学生到工友都说从来没人告诉他们这些。我也非常感动。”

　　“你做的是好事，又是义务的，大家也欢迎，干嘛还要背着谁？”

　　“我怕学校领导不理解，认为我不务正业，不高兴。也怕别人讲
七讲八的。现在，就是做好事也很难呀。”

　　李彬说他从第一次的演讲中获得了自信，开始利用个人关系，一
家学校一家学校地联系去义务演讲，宣传环保。有些学校一两千名学
生，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一个人讲话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李彬一开始讲
就全静下来了。有时候麦克风不好，李彬就只能大声喊，常常一场讲
演下来，嗓子就失了声。

　　有人把李彬的事写到了报纸上。李彬的“地下工作”终于被学校
和教育局发现了。遵从县教育局的指示，学校为了支持李彬，给他调
了课。每周的课时不变，但时间安排较集中。有了时间，又不用藏着
掖着了，李彬演讲的热情更高了。李彬的家并不富裕，有一个老父亲
要赡养，爱人原来还是民办教师。但为了演讲，李彬买了一辆摩托车，
这样去别的乡就方便多了。

　　李彬演讲的范围越来越大，连县教育局也听过他的演讲。这时候，
有人建议他可以去别的地方讲，甚至去别的省。

　　“你爱人支持你吗？”我问。

　　“她一开始很矛盾。为我，为这个家，她付出太多了。但后来她
看我一门心思都在环保上，也就同意了。”

　　“其实，说服我爱人不是我最大的难题，最难的是做通领导的工
作。”

　　李彬先是打了个停薪留职报告。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听说后，跟
李彬说，停薪怎么行，你家里能有多少积蓄够你做这件事。“我非常
感动。本来是我自己要做这件事，我没想到学校还能继续发我工资。
后来我就又打了一个请求保留工资的报告，批了。”

　　1997年底，李彬开始了上路的准备。他想，到了外面宣传，能在
学校固然好，一来应该让孩子从小就养成环保的概念，二来学校的学
生人多，宣传效果也好。但是双休日怎么办，肯定还是要在街头宣传。
要是有个乐器演奏，一定能吸引公众。李彬喜欢音乐，也会拉小提琴、
二胡什么的。但这两样乐器声音太小，李彬想到了萨克斯管。李彬不
会吹萨克斯，花了1800元买了萨克斯后，想着宣传环保还要花很多钱，
就没敢请老师教。自己摸索着吹，再跟着电视教程学，竟然也学会了。
那件萨克斯，就一直伴随着他走了两年。

　　“你去全国宣传环保，地方政府很支持你吧？”

　　“是。我们县环保局可支持我了。免费为我订了两份报纸，春节
还去我家看望，临走又给了我1000元钱。”李彬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

　　“那你现在又要回去申请什么呢？”

　　“现在，唉，我现在特别难。上个学期，学校让我返校，否则就
要我调离学校或者停发工资。说是县里的意思，怕别的老师跟我学，
给教育管理带来麻烦。可我有点儿想不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风餐
露宿，远离故乡，还经常受到冷落和嘲笑。不是许多人都愿意仿而效
之的。何况我这两年已经花了家里4万元的积蓄，再没了工资，我就太
难了。上学期我和学校又申请了一次，也给县领导写了信，学校答应
再给我一个学期的工资。现在这个学期又过去了，我不知道后面还有
没有工资了。我想再争取争取，实在不行，没有工资我也要把这件事
进行下去，哪怕是要饭呢。”

　　1998年3月，李彬正式踏上了在全国宣传环保之路，可刚出县门，
就遭到了拒绝。“我还想到了让各级领导部门盖个章，工作起来方便。
但当时，县里盖了，我想，一路宣传到市里和省里再请省市相关部门
盖。结果不行。”

　　李彬在邻县的一家中学希望联系演讲。他拿出了盖着县环保局和
县教育局公章的“同意李彬宣传环保”的材料。该校还有一个李彬的
熟人证实他不是骗子。但那也不行。校长的理由是：你们顺昌县的公
章管不了我们。除非你有我们县或者是上一级领导的章。“义务的？
义务也不行。谁知你有什么目的。”

　　“我怎么解释也不行。自行车也被铁钉扎了洞，又淋了雨，心情
也像那天的天气一样，阴冷阴冷的。

　　“我想，我怎么也得闯过这第一关。一咬牙，我放下自行车，就
坐了9个小时的火车去了省城，盖章！”

　　李彬没想到这章一盖就是一个月，光坐火车就来回跑了三趟，花
了1000多元。先是说他材料不全，拿了材料回来领导又去开会了。后
来是怀疑他身体不行，“万一你半途而废了，我们怎么能给你盖这个
章。”身体过了关，又有领导怕他是为了游山玩水。

　　“当时我觉得特受委屈，我能为了玩吃这么大苦吗？我宣传到浙
江雁荡山时，旅游部门给了我4个景点的票，我只去了一个，还是为了
看他们的生活垃圾处理情况。我把那三张票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
很惊讶，说从来没有碰到过来雁荡山不玩的。我说你们的景色是很美，
以后有时间我会带爱人孩子再买票来玩，但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环保。
结果他们把那三张票送给了我做纪念。我想现在我们领导应该不认为
我是为了旅游了，日久见人心吧。”

　　李彬千辛万苦盖完了章，在一个清晨，在爱人和一个好朋友的目
送下，悄悄地离开了家。“我听说别人做这样的事，又有欢送又有赞
助的，我什么都没有，也不想要那个名。做点实事吧。我当时想，要
是钱用光了就讨饭，实在讨不到就回来吧。”

　　1998年5月下旬，李彬在福建泉州，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父亲病
危。其实父亲病了已有一段时间了，但家里怕他分心，一直没告诉他。
姐姐为了给父亲治病，把家里的口粮都卖了。“按我原来的计划，6月
5日世界环境日的时候，我正好宣传到省会福州，宣传效果也会好一些。
但如果回家，这计划就实现不了了。我和姐姐说，再坚持两天，如果
不行，我再回去。就这样，我又坚持到了福州。”

　　李彬说，福州是他的伤心之地。在福州，环保局的宣教中心给他
安排了住处，但却对他很冷淡。李彬想搞个座谈，被拒绝了，因为
“座谈会要花好多钱，哪有这么多钱。”一天，一个住在福州的亲戚
来找李彬。宣教中心的一位干部看见了她进门，走的时候却没看见。
第二天，领导一大早就把李彬叫了去，训斥他乱搞男女关系。“这件
事，是我心里的一大阴影。一个干部悄悄告诉我，其实，这无非是想
轰我走。”

　　“我在省会宣传了9天，最后就是这样灰溜溜地走的。幸好后来我
父亲的病转好了，否则，我会后悔死。”

　　李彬说他一路宣传过来，很多地方的环保局宣教中心对他都很冷
淡。在浙江，一个县的环保局干部像轰苍蝇一样把他赶出了门；另一
个县的环保局宣教处长则说，“有什么可宣传的。就是你这样的人闹
的，老百姓老为环境的问题来投诉。现在的环保意识不是弱了而是太
强。你这不是找麻烦嘛。”

　　一次，一个宣教中心的宣传部长对他说了实话，“我要是你，我
就回家，不干这事。你想呀，你在这儿，看见了我们省环境的问题，
我们能欢迎你吗？再者说，你义务宣传环保，这不是淡化了我们政府
的行为吗，好像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似的。你的宣传效果要是好，那
我们干什么去呀。”

　　李彬说这种所谓的心里话让他觉得心寒。“我一直以为，我的行
为和环保部门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没想到是这样。”

　　李彬说他去环保局，听得最多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多得要命，
我们都接待，哪接待得过来呀。“像我这样的人真的特多吗？可我这
两年一个也没听说过。我在学校和街头演讲，大家也都说从来没见过
像我这样的人。”

　　还有人对李彬的行为有疑问，“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吗？”

　　李彬说，别看我一个小老百姓，有时候，还真对地方的环保起到
一定督促作用。福建的一个造纸厂，因为听说了他的到来，整整两天
没敢开工。但是李彬也坦言代价是巨大的，最大的心理压力是别人的
冷漠，尤其是政府部门。

　　在甘肃平凉市，李彬发现一条河里流着浓浓的造纸污水。河边的
群众不敢用河水，只是盼着下雨。李彬在河边照了像，再往前走，又
发现了另一处污染。李彬找到平凉市环保局，环保局对他的到来非常
不感兴趣。

　　李彬问，“平凉市有污染吗？”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只有
贫穷，没有污染。该治理的全治理了，你没必要在这儿宣传。”李彬
说了那条河，环保局的官员有些尴尬，“只有那一个问题，我们会解
决的。”“真的只有这一处污染？”“当然，那还有错？”“我还看
到一处污染……”

　　李彬说他原来一直认为，环保局是监督环境的，应该欢迎像他这
样义务帮助环保局监督环境的人。但李彬一路上遇到了太多环保部门
的冷脸，“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是不太欢迎我的。他们为了地方经济
的利益，常常对环境问题包着，生怕让别人知道了以后被上级领导发
现。”“连专门管环保的单位都这样，让我觉得心寒。”

　　在安徽，当地的环保局请李彬吃饭，李彬说了他刚刚考察到的水
泥厂的粉尘和发电厂的废气问题。环保局很客气，“我们会重视你的
意见的，会尽快治理。”本来到此为止也算皆大欢喜，可李彬不识相，
“等治理好了能否麻烦领导给我寄张照片，否则我会牵挂的。”当时
就冷了场。等下午在街头宣传的时候，原来环保局说好派一个工作人
员协助他，也没了影。

　　李彬说，我在各地宣传，非常需要环保部门的支持，但支持我的
少。常常是吃饭时一大桌子人，等宣传的时候就一个都看不到了。

　　在甘肃，天冷，又干，李彬嘴烂得惨不忍睹，说话都费劲，还要
坚持演讲。翻越六盘山，一天没吃东西，路陡骑不了车，推车走了
10多个小时的山路，又遇上雪，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在内蒙古，赶上
多年不遇的寒流，零下29摄氏度，带的口罩上结的冰棍有十几厘米长，
眼睫毛都结了冰，耳朵也冻坏了。“一路上是很艰苦，但我熬得住。
何况越艰苦越能感动人，宣传效果也越好。我不怕天灾，怕的是人心
的冷漠。”

　　在浙江温岭的一个镇，李彬找到镇政府，想让镇里帮助他联系一
所学校演讲。“一大屋子人，没有一个理我。每个人都不耐烦地对我
皱眉头。我问镇长、副镇长，说是都不在。我问能不能在那儿等，也
不行。我只好出来了。没想到有一个小伙子从屋里追出来，说其实我
要找的领导都在屋里，但他当时不敢说。这个小伙子帮我联系了学校
演讲，还送了我一些路上用得着的东西。我特别感动，这是我一路上
碰到的最热情的人。”

　　两年，李彬为了演讲联系过的学校少说也有600所，而实际上进行
了演讲的只有300所，成功率不到一半。“我碰到的校长热情的不多。”

　　在上海李彬最失败，整整6天，联系了许多所学校，都遭到了拒绝，
有些学校从门卫那里就挡了驾，根本见不到校长。“学校说我没有区
教育局的介绍信，到了区里，又说我没有市教育局的介绍信。”

　　“那你为什么不去开介绍信？”

　　“去开？门都进不去。我一个小老百姓，没人介绍，根本进不去
市教委。”

　　“后来，我绝望了，都准备离开上海了。在走之前，随便发现了
上海曹阳二中的电话。没抱希望打过去，王志刚校长竟然说欢迎。我
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结果柳暗花明，王校长带我去了区环保局，又
座谈又演讲。我在上海一下子成了名人，连卖花生的认出了我都追着
要送我花生，还有人要给我钱。我很快就离开了上海。”

　　“局面打开了，为什么不多宣传两天呢？”我问。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重视环保。现在他们知道了我，不是
因为我，而是因为环保，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也就该走了。”

　　李彬说他在宣传中，常常感到很孤单很痛苦。一次，他去一所学
校联系演讲。这是一所镇级学校，前一天，李彬刚在它旁边的学校演
讲过，并且还通过镇教育局和它联系过。但校长说什么也不干，“镇
里算个啥。你要搞到别处去搞，我们这里不需要！”李彬说他只利用
课间操的时间，不占上课时间。就这样校长也不同意，“这都是什么
年代了，你不想着赚钱，搞什么环保！”

　　李彬还是锲而不舍，说不通校长，就干脆在课间把旗子一挂，就
开始演讲。校长气坏了，“你走不走，再不走我对你不客气！”

　　李彬说：“我太需要鼓励了。”他的眼圈有点红。

　　一次，李彬在街头吃面条，自行车停在旁边。有两三个中年人路
过，看见了他车上“为了地球上的生命”的标语。

　　“这是干啥？”

　　“不是傻子就是有神经病。”

　　李彬站起来，很客气地说：“对不起，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是骑自行车在全国宣传环保。我做这事好像是有点儿傻，但如果能
让大家都聪明起来了，我宁愿做傻瓜。”

　　李彬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希望好人多，可又是叶公好龙。
真有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好人了，常常被当作傻子。而整天算计别人的
人，却被认为是聪明人。

　　李彬说自己本来只是为了宣传环保，真的上了路，才发现，自己
的行为对许多人的精神也许是一种触动。

　　在上海，一位老师说，要不是亲眼看见了你，我根本不相信这个
世界上还有你这样不自私的人。你不仅是宣传了环保，还为这个世界
增添了一丝纯净和亮色。

　　在银川南门广场，李彬的演讲吸引了许多人。有人对他说，“你
能不能在这儿多呆几天，再多宣传几天。”李彬说，“如果你们关心
环保，也不一定非要听我讲，可以多看看报纸电视。”“我们报纸电
视看得多了，都是唱高调的。我们就是没见过像你这样用行动说话的。”

　　在浙江嘉兴街头，一个听李彬演讲的人和他握手的时候，在李彬
的手心里放上了100元钱。在江苏江阴，一个女孩子把300元钱塞进李
彬的口袋里，转身就跑，李彬追都追不上，只好对围观的人说，“大
家听我演讲，关心环保，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千万不要给我钱，再
给，我就没法演讲了。”

　　我说：“人家给你钱，也是被你的精神所感动，何况，你也很需
要经济支持。”

　　“我是需要经济支持。我每次住旅店、吃饭都要最便宜的，还要
和老板讨价还价。如果没钱了，我可以在不宣传的时候去讨饭，但宣
传的时候，我不能要人家的钱。要了人家的钱，我的义务宣传就变味
了。”

　　时间到了，没等我提醒，李彬就说，“对不起，我要先给国环保
总局打电话。和人家说好的，我不能言而无信。”

　　李彬的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从一个处被推到另一个处。每打
通一个，李彬都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情况认真地向对方做介绍，而电
话的那一端，总是两三句话就让李彬的脸色从晴转到阴。李彬的电话
不断地打，要求也在逐步降低，先是希望座谈，后来降到只去汇报
10分钟，再后来降到能否把自行车存放在国家环保总局，因为他要坐
火车回家，自行车不好带。电话那边大概是怕自行车丢了，我听见李
彬说，“要是在环保总局丢了，那我也认了，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

　　最后，李彬终于挂了电话，愣愣的，半天没开口。

　　看我在看着他，李彬挤出一个笑容，很难看，而且很快就僵在了
脸上，“真不巧，领导们都不在。没关系，我先回福建吧。”

　　“要不，你把车先放在我们单位？”

　　“不用了。”李彬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继而，他又提高了声
音，“为什么会这样。我在地方，总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想着到了北
京，把我沿途看到的环保问题向国家汇报，国家一定会重视的。你知
道，南方主要是水污染，北方是大气污染，我想要治理，应该……可
是现在……”

　　李彬拿出一摞摞的照片，“这两年，我花钱最多的就是这些照片。
可这都是中国环境的真实记载呀。可是……看来我在北京是用不着了，
你都拿去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好说，“可能是个误会。再说，你是
个为信念而生活的人，这么多挫折都过来了，千万别泄气。”

　　李彬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夹子，里面是一位女士的标准照，很清秀。
“这是我爱人。以前，我是个靠信念生活的人。但现在，我只靠她，
靠幻想在生活。”

　　李彬走了。破旧的红棉背心消失在北京刺骨的寒冬里。他说，他
还会回来的。而我并不敢肯定，到了春天，是不是还能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