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Daily 「冰点」 2000年2月16日  星期三 
“左肾”风波

本报记者 蔡平

  男孩儿杨易三年前左肾长了恶性肿瘤,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省二院)做了剥离手术。三年后他到该院复查,发现左肾不见了。
对此,医院说他们没有切除左肾,很可能是左肾萎缩。孩子的父母却
坚持认为,这是明显的医疗事故,不排除医院卖掉孩子肾脏的可能。
他们抱着衰弱的孩子奔跑于医院、省卫生厅、法院之间,要为濒死的
孩子讨个公道。

  这期间,许多热心的记者也加入进来,“孩子左肾不翼而飞”成
了众多新闻媒介爆炒的热点。

  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

  

他们都在怀疑对方,谁说的是真话?

  元旦刚过,我来到石家庄省二院。

  见到医院医务处和宣传部的领导,我首先提出三个问题:一、目
前的检查结果能不能说明孩子左肾被切除了?二、孩子的病状和失去
左肾有没有直接联系?三、人的肾脏有没有可能萎缩?

  我难以相信,在省级大医院会发生这种事。医务处处长听了我的
话笑了:“我们希望记者能这样提问题。”

  我很奇怪:“有什么不一样吗?”

  “记者不要盛气凌人,”她说,“采访我们欢迎,但有些记者来
了就用质问的口气。最后的鉴定还没出来,已经有七八家报纸都在炒
作,去年12月是高峰,我们接待记者都忙不过来,说什么的都有,对
我们医院影响很不好。”

  宣传部长认为:“呼吁社会献爱心可以,但要和医疗纠纷区别开
来,不能不顾科学。现在一些小报记者缺乏新闻道德,没有客观证据
就进行商业炒作,太不负责任!”

  “有证据证明医院没切除左肾吗?”我问医务处处长。

  “这要让儿外科主任和你谈,病人家境困难,我们愿意提供资金,
到哪个医院做检查都行,病人家属不配合。”

  “检查结果已经证明孩子没有左肾,为什么还要做检查?”我很
不理解。

  “这就是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她说,“‘左肾缺如’和‘左肾
未探及’并不能肯定左肾是被切除的,我们希望再做检查,进一步确
认。”

  “可是家属没有理由不配合呀?”

  “不排除有其他目的。”

  “您是说为了钱?”

  “这我们不好说,反正提着刀来过,也恐吓过,还让医务处处长
小心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个有1200张病床的国家级爱婴医院,一个许多专业已跨入
国际、国内先进行列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一个几十个专业都有博士硕
士授予权的大型研究机构。因为男孩儿杨易在这儿做手术“丢失”了
左肾,这个医院已成为多家媒体关注的对象。

  院长正在开会,听说我来采访,从会上“溜”出来。

  “社会上,许多纠纷都有矛盾的两方面,惟独医疗纠纷没有。”
有着许多研究机构主任头衔的这位外科教授说。“医生和病人站在同
一个位置上,都是为了治病,病人来到医院,就不再是一个自然人,
他把生死交给了医生。”

  就是说,病人来到医院,就是医院这个“生产流程”中的“产品”,
医院当然不愿意出现失误,即便出了医疗事故,医生的动机也都是为
病人好。

  “医患双方从来不认识,也没有恩怨,所以没有肇事方,它和其
他纠纷没有类似之处。”

  “照您这样说,就不存在不负责任的医生了?”我问。

  “医院也受大环境的影响,为了医院的生存,医生只能以更高的
医疗水平为病人服务,我们的生存条件是过硬的本领和良好的服务。”

  为了生存,医生似乎只能“病人的利益高于一切”。尽管我很尊
敬这位权威,却不大喜欢这种绝对的说法。

  “如果我是病人,也愿意医术高超的人为我治病。”我说,“但
病人往往相信态度好的医生。”

  “医生不是完人,这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如果谁都怕风险,碰到
疑难病症绕着走,不治没有错,治不好却不行,医学怎样向前发展?”

  “那您觉得人的肾脏有可能萎缩么?”

  “剥离肿瘤,可能要破坏一些肾脏的血管,这样营养传达不到肾
脏,就有可能萎缩。事情发生后,医院很重视,把所有的经治医生都
找来,专家们在一起分析了好几次,目前最后的鉴定还没有出来。”

  院长回去开会,临走他让我一定到病人家里去看看。

  “做B超之后,我们建议他做核磁共振。”医务处处长接着介绍,
“孩子已是晚期恶性肿瘤,核磁共振对孩子损伤最小,他不做,为了
让他做,我们连他在外院做CT的钱都给了他,但家属还是不配合。弄
清事实,对大夫是个解脱,从学术上讲也很有意义。不做检查,鉴定
迟迟出不来,医院也要蒙受损失。”

  看来医院是有诚意的,是家属在无理取闹,给他钱,让他选择医
院,他都不干。由于他的不配合,才致使鉴定迟迟不能出来,而他似
乎又不想得到这个最后结果,只想尽快认定孩子左肾是被医院切除的,
以便得到高额赔偿。有这样的父亲么?

  儿外科主任牛爱国来了,他说自己最了解情况,于是我让他从头
谈起。

  “孩子治病是在1996年12月,手术中发现是恶性肿瘤,有浸润,
已经转移到几十个淋巴结。上手术的有一个主任医师,一个副主任医
师,还有一个住院医师。”

  “病人家属好像没有看到切下来的肿瘤?”我问。

  “病人没有要求,也没有规定必须给病人看,这有待于将来的法
律规定。”牛主任简短地回答。

  “手术从上午8点进行到下午两点,比较顺利地把肿瘤从肾脏上剥
离下来。术后制定了化疗方案,4个月以后病人到门诊复查。我查的,
做B超没有发现肾脏的问题。两年后病人家属反映肾脏不见了,这期间
他们到其他医院做过化疗,却没有‘肾脏缺如’的记载。所以,不排
除有在其他医院做第二次手术的可能。”

  我很惊讶,家属不排除医院卖掉孩子肾脏的可能,医院又不排除
孩子在其他医院做过第二次手术的可能。他们都在怀疑对方,应当相
信谁说的?

  “这次在我们医院复查,左肾没有了,病人在省院也有‘左肾未
探及’和‘左肾缺如’的报告。那天上午病人拿来省院的CT报告,下
午我就去省院看片子,看到在左肾的位置上,有一个较小的阴影,密
度比较高。回来后我们分析,觉得肾萎缩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证据证明没有切除左肾吗?”我问。

  “从病历记载来看,一、手术记录没有肾切除的记录。二、麻醉
科也没有切除肾脏的记录,当时不牵扯纠纷,医生可以写,没有必要
隐瞒。三、切除的组织送到病理科,没有发现有肾脏组织,就算临床
医生想隐瞒,病理科也没有必要隐瞒。四、据术者回忆也没有切除肾
脏。另外,当时有病人家属签字的手术方案有这样一条:有可能损伤
肾脏。就是说如果手术需要切除肾脏,完全可以切除,并不算手术失
误,当时没有纠纷,医生没有必要不告诉家属。”

  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只是医院一方的解释。“那肾脏萎缩需要什
么条件?”我问。

  “一种情况是肿瘤侵犯到肾脏血管,造成堵塞,等于肾脏自结。
另一种情况是剥离肿瘤时将血管部分损伤,手术记录写着肾脏血管拉
细变长,前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怎么才能作出最后的鉴定?”

  “我们讨论过多次,做核磁共振,比CT要更清晰。再就是做逆行
输尿管造影,如果切除了肾脏,输尿管就短,否则应该长,就是肾脏
萎缩,输尿管还会在原来的位置上。”

  “一个7岁的晚期恶性肿瘤的孩子,怎么能承受这些?”

  “第二种检查的确痛苦些,但现在家属是两个检查都不做,只闹,
有了律师开始告卫生厅,来医院的恐吓才少了。”

  “就算孩子承受了这些痛苦,能不能最后确认?”

  “这些也只能作为佐证,最后的办法一个是剖腹,一个是尸检,
但估计家属不会同意。”

  尸检?我打了个冷战:“孩子真的要不行了?这和他失去左肾有
没有关系?”

  牛主任看出了我的恐惧:“如果不是我们当时手术成功,这个孩
子活不了三年。孩子目前的情况主要因为恶性肿瘤转移,我们检查时
发现,他的右肾已经起了变化。”他淡淡地说。

  “我始终认为,两个概念应该分清。”牛主任意犹未尽,“你同
情孩子是一回事,医疗纠纷法律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许多记者把两
者混淆在一起,一副讨伐医院的架式。即便有法律问题,也不该新闻
单位来追究。现在整个社会是一个大混乱,有些新闻单位,根本不顾
客观事实,完全是商业炒作,为了商业不顾新闻道德,就和光顾挣钱
没有医德一样。”他很气愤。

  “人家也有苦衷。”医务处处长在旁边插话。“有的记者说了,
我们也有任务,热点炒作。”

  

“我现在不管孩子的病,只找肾脏”

  我和杨易的父亲杨选国约好,早上在一个超市门口见面。寒风里,
杨选国骑着一个小三轮来了。他让我上了车,拉着我七扭八拐,走了
好一阵,来到一个院子门口。

  杨选国夫妻俩都是四川人,来石家庄做小生意,这里是他们租的
房子。

  “我们最近搬了四次家。”他说。

  “房租太贵?”

  “谁都不愿意孩子死在自己院里。”

  房子是里外间,粥和咸菜还摆在桌子上,他们刚吃过早饭。里面
两张床,有彩电和缝纫机。杨易躺在小床上,盖着被子,旁边卷起的
凉席上挂着打点滴的瓶子。孩子脸色苍白,但不像想象的那样骨瘦如
柴。

  我坐在大床上看他,他垂下眼睛,有些不好意思。

  “人有几个肾?”我问。

  “两个。”他小声说。

  “你有几个?”

  “一个。”

  “他可聪明了,汉语拼音特好。”杨易的母亲夸奖。“不认识的
字他能看着拼音念。”

  “真的么?我不信。”我从被子里轻轻拉出他的小胳膊,很细很
细,手上有打点滴的针眼。

  “打针疼不疼?”

  “不疼。”

  “吃药苦不苦?”

  “不苦。”

  “你能念不认识的字?我才不信呢。”我逗他,他咧开嘴嘻嘻笑
了,然后用四川话和杨选国说着什么。

  “他要干嘛?”

  “他想找人玩,他有几个小朋友经常找他来。”

  “他能下地?”

  “现在吃药比前一阵好些,走路腿还软。”

  杨选国的妻子端来一碗药,杨易欠起身,一仰脖,喝进去了。

  “他什么都明白,知道吃药打针能治病,从来不哭,老让我们带
他去医院。”杨选国说着,给我找材料。

  “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会干出可怕的事来,不给我一个交待,
我要让二院准备几颗脑袋。”杨选国平静地说。

  “最好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我劝他。

  “我受不了了,我快要得神经病了,我不能等着他们骗我,让我
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还告诉我做了检查也只能作为佐证,那我做它
干什么?我现在就要他们答复我,我儿子的肾脏哪去了!”

  “你不是要得到鉴定么,不做检查怎么能够出鉴定?”

  “这些检查已经证明孩子没有左肾,为什么还要做?”

  “没查到左肾不说明就是被切除了,也可能是萎缩。”

  “我早到北京的医院问过了,许多专家都说,这么两年,就萎缩
到‘缺如’的程度,不可能,CT片就能说明问题。二院让我做核磁共
振,然后再在上面做手脚骗我,我才不上当,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可以到别的医院去做。”

  “做了又怎么样?不是还不能最后确认吗?我不再往前走了。”

  的确,医院牛主任是这样说的。

  “如果真的是萎缩了呢?”我问。

  “如果真的是被他们切除了呢?”他反问我。

  “可是他们没有动机呀?”

  “他们可以拿去做研究,或者卖掉。”

  杨选国拿给我几张在别的医院做的检查报告,在有的检查报告上,
“左肾缺如”的后面,确实写着“术后”两个字,但打着问号。

  “没有左肾是首先在二院发现的,那次去复查,做B超没有左肾了,
我吓了一跳,再查,还是没有。我不是医生,不懂医学,我只能问他
们,他们让我接着做检查,还说即便检查出来,也只能作为佐证。我
不再相信他们了,到别的医院检查,照了CT,结果都一样,没有左肾,
二院说孩子可能做过第二次手术,做过没做过我还不知道?孩子总不
可能自己跑到医院去做手术吧?”

  “你做过几次手术?”我问躺在床上的小杨易。

  “一次。”说着他撩开被子给我看肚子上的刀口,我怕他着凉,
赶快给他盖上。

  “孩子在别的医院做化疗没做过检查吗?”

  “没有。我要告二院,我的孩子在这里做手术没有左肾了,当然
要找他们。但法院不立案,说医疗事故要有医疗事故鉴定书。我找法
医鉴定中心,说需要有法院的委托函。又去找法院,法院还是没有鉴
定书不立案,而二院说不按照他们的意思做检查,就不能鉴定。孩子
都病成这样,他们说做了检查也只能作为佐证,我还能再上当么?”

  看着杨选国激动得发红的脸,我知道他陷入了一个怪圈,无论他
怎样做都没有结果,无论他找谁都没有用,我们能企望一个怀抱着濒
死儿子的父亲,有多大忍耐力呢?

  “元旦前,孩子难受得天天哭,现在春节又快到了,这个节那个
节,不知拖到什么时候才有结果,我快等不及了,我就想原告成被告,
让他们死得明明白白。其实你采访也没有用,回头二院给总编桌上放
一提包钱,你这几天就白干了。”

  我觉得很可笑:“你怎么会这么想?”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有钱能使鬼推磨。”

  到处碰壁,使杨选国对这个社会越来越不信任了。

  我要离开了,问杨易:“你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他欠起身,在我的采访本上工整地写下了“杨毅”两个字。

  “哪个杨易都行,那个不好写,就让他写这个了。”杨易的母亲
解释。

  我握着杨易冰凉的小手说:“以后我再来看你,好吗?”

  他躺在那儿点头,笑着不说话。

  从杨易家出来,我问杨选国:“还给孩子治病吗?”

  “我现在不管孩子的病,只找肾脏,到哪个医院人家都让赶快住
院。我没钱,拿什么住院?”

  “是不是想打赢官司,得到赔偿再看病?”

  “还等得及么?我经常和孩子说,人死了是件好事,挺舒服的,
天堂特别美好,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我想这事有个了结,带他回老家
去。”

  

“如果我们执行了法院的判决,就等于违反了法律规定”

  找省卫生厅的领导,实在费了一番周折,这个不在,那个开会,
大家都很忙。我想直接找厅长,又被办公室的人拦住。后来我急了,
对办公室的人说:“你们怕挨批评,却耽误我的工作,找不到采访的
人,我只能找厅长,你们不要拦我,这与你们无关。”

  最后办公室的人帮我约好,下午两点,肯定让我见到当时出庭的
处长。

  由于没有医疗事故责任鉴定书,杨易无法向省二院进行民事索赔,
只能起诉省卫生厅,告他们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要求他们督促省二院
出具医疗事故责任鉴定书,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组织当地的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进一步鉴定。

  1999年12月14日,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判决:限省卫生厅7天
内,组织有关人员对杨易的医疗事故鉴定申请进行鉴定。

  但是7天过去了,省卫生厅没有动作。

  对此,省卫生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有自己的说法:“这7天,卫生厅
组织区、市有关部门开会,都布置了,只要杨易家属提出鉴定申请,
各级鉴定部门要及时受理,组织鉴定。”

  “您的意思是说,杨易家里没有提出鉴定申请?”

  “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只差家属的申请,
没有这个申请,我们没法启动。”

  “怎么会呢?杨易的父母是最着急的,都到法院起诉了,还能不
申请鉴定?”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已写明省卫生厅接到过杨易的申请;
被告陈述中对此也是承认的。

  “这里有个程序问题,当时我们告诉他了,应该向当地卫生部门
提出申请,不能直接向省卫生厅申请,就如同他们起诉,为什么不到
省高院,而是到区法院?”

  我明白了,处长的意思是说,杨易的申请越级了,他应该先向最
基层的卫生部门提出鉴定申请,然后一级一级再向上申请,以前的申
请是不算数的。

  “如果我们执行了法院的判决,就等于违反了法律规定,这些规
定你说它不合理吧,但现在还没有作废,我们不执行也不行。”

  他递给我一份自己写的对法院判决的看法,我看了一下,有两点,
一是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二是认为与法律规定的鉴定程序不符。卫生
厅依照的是1987年和1988年有关部门的条文规定。处长承认:“……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办法和细则显现出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确实也亟待修订……”

  “那卫生厅就这样等着?”我问。

  “我们只好等,我们不能再违反法律规定吧。”

  

“卫生厅没有理由冷漠地把人当成一种物品”

  到底谁错了?他们各自的理由听起来似乎都没有错:二院没有错,
因为病人家属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做检查,所以没法鉴定;卫生厅没有
错,尽管上上下下都早已知道杨易的事情,但卫生厅却可以等,因为
有早已过时,但却没有明文作废的规定在那里摆着。

  处长给我讲的这个“理由”,也在法庭上陈述过。法院判决书上
写得很清楚:“被告河北省卫生厅依据其制定的《省级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工作规程》主张未进入其程序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为杨易免费代理此案的律师是孙伏龙,他对卫生厅的这种说法非
常气愤:“他们这是在玩文字游戏!新华区法院的判决,是考虑到原
告的实际情况,是对原告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卫生厅没有理由冷漠地
把人当成一种物品。”

  他给我看了有关法律条文和他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题
目是:清除计划经济下的一个毒瘤。他说:“卫生厅以当事人没有提
出申请为由来推诿此事,无论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站不住脚。”

  “那么你目前认为杨易这件事过错在谁?”

  他很严谨:“省二院的过错是否存在,有待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
现在无论对哪一方下结论都不太负责任。”但是他又说,“如果医疗
鉴定结果出来不能证实,我可以异地搞鉴定,我对目前的医疗鉴定体
制不满意,在当地搞我不大相信。”

  “如果孩子等不到这一天,他的家属会同意尸检把问题搞清吗?”

  “如果当事人不同意,我要说服他,这事必须水落石出。”

  春节前,又接到杨选国的电话,他正在北京西站,要回石家庄去,
他说又有两家医院的检查证实,孩子“左肾未见显影”和“左肾缺如”。

  我问:“孩子病怎样了?”

  他说:“前几天,省内外专家15人开了鉴定会,还是没出鉴定结
论,说要移交卫生部了。”

  春节来了,大家都过得很好,省二院的医生,省卫生厅的领导,
律师,还有包括我在内的记者们。

  但是,七岁的杨易在这个春节里,却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消耗着
他的生命,他不知道什么叫死,也不知道父亲说的天堂是什么样子,
更不知道成人世界里在为什么争论,他只是不断要求去医院,他知道
医院能给他治病。但如果他是成年人,在这最后的日子,他会向这个
社会要求些什么呢?

  人们,别忘了,比“左肾”更重要的,是如何延续这个小小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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