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农民通过互联网向新闻媒体求助。

　　1999年12月，编辑部收到署名电子邮件，称淮南市潘集区贺疃乡
贺疃村党支书有严重问题，涉及金额近百万元，群众每上访一次，支
书就多了一层保护网，希望记者赶快去调查。

　　为与农民取得联系，我向这个网址连续发了两个电子邮件，都没
有回音。拨打淮南市114，电话小姐称淮南只有贺疃乡没有贺疃村，没
办法，只好去找。

　　早上5点从蚌埠下车，先到淮南，再到潘集，将近中午，我终于来
到贺疃乡的贺疃村，找到了电子邮件的署名者。

　　“为上访，我们许多人都受到威胁。”农民们说

　　先找到农民刘传美家，房子里站着个年轻人，我问：“刘传美在
么？”

　　他冷冷地看我：“你是哪儿的？”

　　我说明了身份，他瞪着眼在那儿犹豫，不去叫。还是屋里的老太
太主动：“你先到屋里坐，我去找。”

　　好一会儿，刘传美来了，夹着个破书包，进屋后先回头看门外，
然后低声说：“看，材料都在这儿。”

　　“刚才是你儿子么？”

　　“我大儿，四个小孩为我上访受到牵连，都有意见，你先看材料。”
他急切地说。

　　厚厚的一大摞，用细绳捆着，全是账单、证明、检举状、调查处
理报告，许多问题，甚至可以上溯到七八年前，我简直不知从哪儿看
起。

　　“来，来，我给你讲。”刘传美把手指放在舌头上舔着。

　　一些农民揣着手进来，不说话，悄悄找地方坐下，听刘传美说，
闪亮的眼睛都专注地看我。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较量，一方，是坐在我眼前的这些
贺疃村村民，另一方，是区、乡、村的三级行政领导，本来可想而知
的结果已经出来，但农民们却决不接受。

　　1997年，贺疃村村民发现，支书倪文爱总嚷嚷村里没钱，大家怀
疑村里账目有问题，要求公开查账。支书不同意，说村里账没有问题，
不用查。

　　村民们不干，到区里市里上访。市里责成区、乡组成联合调查组
来调查，但却把村里的账抱到区反贪局去查。

　　村民们觉得奇怪，村里的经济活动，只有本村村民清楚，上面根
本不了解，而且账还没有查，跟区反贪局有什么关系？

　　他们纠集几十人上访，说没有我们眼见的查账不算数。1997年
10月1日村里开广播大会，村支书在喇叭里大声喊：“你们告什么，想
告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谁在淮南市告倒我，我围着贺疃集（村）爬三
圈！”

　　村民们听着村支书洪亮的声音，不相信支书能一手遮天，10月他
们又去省里上访，区党委书记采纳了村民的意见，同意让群众参与查
账。12月5日，贺疃村的账从区里抱回来。10日，由两名上访代表参加
的查账开始，其中就有曾当过村会计的刘传美。

　　查账结果，几年当中，村里有近百万元的款项没有入账。与此同
时，村民们眼看着村支书倪文爱盖起了全村最漂亮的楼房，自家买了
大型联合收割机。于是村民们要求，在说出村里近百万元资金去向的
同时，还要查一查村支书的巨额财产来源。

　　1998年3月5日，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处理报告出来———倪文爱同
志没有问题。

　　村民们火了，他们根据联合调查组的处理意见，逐条找出漏洞，
写出《故意庇护贺疃村支部书记倪文爱贪污挪用公款179万元的申诉》，
再次上访到省里。

　　1999年3月，联合调查组再一次进行调查，结果又出来———还是
倪文爱同志没有问题。

　　贺疃村村民发现，一级一级上访不起作用，于是他们根据新出来
的《调查处理意见》，再次写出《检举》信，开始向新闻媒体求助。

　　“你们怎么认为记者来就起作用？”我问。

　　“记者跟他们没有关系，能主持正义，这里的领导都包庇倪文爱。”
农民们回答。

　　“他们为什么包庇他？”

　　“这还用我们说么？他有钱，可以贿赂各级领导。”他们笑。

　　“如果我觉得调查报告有道理呢？”我问。

　　农民们互相看看：“谁光看调查报告都会觉得有道理，可我们有
证据。你是记者。”他们像在提醒我。

　　“记者不是律师，不是会计，不可能将这些陈年老账和几年前的
票据一一核实清楚，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将两次调查组几十个人，花
几个月时间作出的调查结果推翻。”

　　发亮的眼睛暗淡下来，大家都不说话了。

　　“老师，你看能不能这样……”一个年纪大点的农民嗽了嗽嗓子。

　　“先说稻种问题吧。”我说。

　　村支书倪文爱1991年从江苏购进一万八千余斤稻种，稻种预付款，
差旅费，招待烟款，都是公家出的。稻种购进后，发现有假，倪文爱
一方面拒付江苏稻种款，一方面要求全村水稻统一供种，各生产队预
付稻种款。农民买了稻种种下后，大面积减产，而倪文爱卖给村民的
稻种款却不知去向。

　　我找到调查报告上的解释，因没有当时农业技术人员的鉴定，报
告说减产不能算数，农民提出的其他各项指控都查无实据，至于倪文
爱卖给本村村民的稻种款，调查报告只字未提。调查组建议购种户
（越过倪文爱）向江苏要赔偿。

　　刘传美拿给我一些材料，其中有调查组称“查无实据”的倪文爱
从村里支走3000元的收条，有乡种子站报销1400元差旅费的证明，有
倪文爱写给江苏的信件复印件，上面明确写着，这批稻种已使本村减
产21万斤。

　　我问：“计划生育罚款是怎么回事？”

　　他赶快在地上找材料。

　　贺疃村有村民630户，其中超生户达330户，村民们根据调查核实，
村里有10多万元的超生罚款没有入账。

　　调查报告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村里所收费用分户存根丢失，无
法认定贺疃村计划生育抚育费有不入账被侵吞的问题。

　　“你看这是什么？”刘传美给我看被罚户盖着公章的结案证和查
账时发现的村里上交罚款的账目。“这当中差10多万元，调查组一概
不承认，那你承认不承认这些钱是已经交过的呢？如果承认，这没入
账的钱到哪去了？”他笑。

　　“还有‘三提五统’款50多万元未入账；农作物补偿费11万元未
入账；出售商品房60余万元未入账……”另一个农民说。

　　“这些调查处理报告上都有解释。”我说。

　　“那是上面包庇倪文爱，我们1997年查账发现的重大问题，他们
都在1999年把账做好，然后说上百万没入账是有原因的，那怎么能证
明倪文爱没有挪用公款？”农民们有些愤怒。

　　“下面接着谈电费问题。”我说。

　　“好好，刘甲涛，你说。”刘传美赶快示意一个小伙子。

　　“我是电工，我从1987年到1996年是村里的电工兼收费员。”叫
刘甲涛的农民说。

　　村民们反映，支书倪文爱多年来一直不交电费，欠下一万多元。

　　关于这件事，调查报告用的是另外一个电工的证明，称不存在没
交电费的问题。在调查组调查这件事时，刘甲涛说他还受到乡纪检书
记的威胁。

　　“为上访我们许多人都受到威胁。”农民们说。

　　农民董德林，孩子为计划生育事和村计生办发生争执。计生办说，
怎样都不行，除非让你家老头别上访了，让村里上访人都给支书道个
歉，否则，就要来扒房子。董德林急得第二天跑去找市里有关部门，
这才保住了房子。

　　农民杨瑞兰，女婿工作时遇到乡党委书记，对方威胁，你的老丈
母娘再上访，就要辞你的工作。杨瑞兰为此找到乡党委书记王光久，
一人做事一人当，女婿老实，不要这样。王说，你不要再上访了，一
个女的，整天跟人家跑什么。

　　农民刘传美，乡纪检书记和副乡长等人来到他家，告诉他，你要
支持乡里工作，要再上访，我们可以通过你几个孩子的部门，将他们
调出。

　　“他还有6900元没入账。”“还有烟花爆竹的一万元没入账。”
“还有……”农民们迫不及待地说着，但立刻就有人出来制止：“说
大事，说大事，别拿这些小事烦记者。”

　　“倪文爱在这个村里当了多少年书记了？”

　　“从1985年开始。”农民们回答。

　　一个非党群众无权选举的村党支部书记，掌握村里经济大权已达
15年之久了。

　　“现在对上访人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了，如上访人有问题，我们就
要向公安局反映”

　　第二天，我敲开贺疃乡党委书记王光久办公室的门。

　　“你是王光久书记么？”我递上记者证。

　　他站着看记者证，并不坐下，也没让我坐：“有什么事说吧。”

　　“这事得说一会儿呢，是倪文爱的事情，我可以坐在这儿么？”
我坐在他面前的一个沙发上。

　　“倪文爱有什么事？”他仍然翻看我的记者证，无意与我长谈。

　　“农民反映他贪污挪用公款。”我直截了当。

　　“你们从哪知道这事的？”

　　“网上，电子邮件。”

　　“网上？他们没有电脑呀？”他自言自语。“又是没署名的匿名
信吧，他们总是这样，到处匿名告状。”他很不屑地笑，开始往自己
杯子里放茶叶。

　　“他们署名了。您能不能给我也来杯水？”

　　“哦？我们的水还没开，上面都是谁呀？”

　　“很多，恐怕不能告诉你。”

　　“嗯？”他愣了一下，拉出一张椅子坐在我面前，“倪文爱书记
是个好同志，工作能力强，能干，事业心强，政治上比较成熟……”

　　我笑了：“看来是个好同志，那么农民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你应该
知道吧？”

　　“刘传美原来是村里的会计，事业心不强，上访的这几个人素质
都比较差，我们查账查出刘传美本人有经济问题……”

　　“咱们能不能只谈倪文爱？”我说。

　　“好，好。我们的态度是，”他给我倒上茶水，“欢迎上访，不
回避，不推不压。”

　　说话间又有几个人进来，有的还拿着本和笔，都端坐在我的周围。

　　“你们有事咱们可以另找个房间聊。”我对王书记说。

　　“不，不。”他赶快向我介绍。原来这些是乡长、乡人大主席、
乡纪检书记、乡纪检副书记等。

　　“对于倪文爱，调查组已经查过了，第一次查没问题，上访人不
相信乡里，越级到省里上访。”王书记说。

　　“这好像不叫越级。”我提醒他。

　　“对，对，反正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次又查，仍
然没有问题。”

　　“我已经看到了两次调查组的处理意见，基本上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区里的调查报告呢？”

　　他拿给我两份材料，一份是区联合调查组1999年5月的“调查报告”；
一份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有关此事的“审计报告”。

　　“能不能给我复印一下，这两份材料都和农民见面了么？”

　　“他们手里都有。”

　　“可农民们说区里的调查报告你们不给他们看。”

　　“他们愣说没有，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能不能叫倪文爱书记来谈谈，我还希望见到村里现在的会
计。”我说。

　　“可以可以，我们都已经去叫了。”

　　不断有人要进来谈事情，还没进门，就都被乡领导们不客气地打
发走了，只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揣着手进来，大家没有说话。他不看
周围，径直走到我面前，笑着伸出手。王书记赶快介绍：“这是倪文
爱书记。”

　　他坦然地坐在乡领导给他让出的座位上，直接进入话题：“我们
要求区反贪局来查账，上访人刘传美不知道通过什么路子，找到区党
委徐书记，徐书记就不让反贪局查，我直接去找徐书记，徐书记还是
让他们上访人查账。”他说话声音很响，底气十足，像是在嚷。

　　我打开采访本：“倪书记，我看你说话挺痛快，那我就直接问了，
倒卖假稻种是怎么回事？”

　　“种子都是种子站卖的，卖种子的钱也入账了，不存在用村里
3000元的事情，这事调查报告上有。”他很干脆。

　　“挪用6900元公款的事情？”

　　“一句话，我都办公事用了，不是个人用的，调查报告也有。”

　　“烟花爆竹一万元没有入账？”

　　“不会不入账，都入账了。”

　　“电费？”

　　“我的电费一分钱没少交，调查组调查过，和电工也核实过，有
调查报告。”他理直气壮。

　　这时，村会计徐国忠和村长来了，王书记把我们让到会议室。

　　我接着问：“卖商品房的十几万没入账？”

　　“九七年乡里查账就把账封了，九八年底才拿回来，所以九九年
才入账，调查报告说了。”

　　会计说：“卖房那15万没给我，直接给建筑队了，所以没入账；
路西地皮卖了8万多，后来九九年都入账了。”

　　“‘三提五统’的几十万没入账？”

　　“还是因为封账，调查报告也说了。”倪文爱很果断，一口一个
调查报告。

　　“就是说，因为这些人上访，乡里把账封了，两年来近百万的款
项只用票据来结算，都没有账，直到九九年才把账补齐？这当中如果
有挪用公款的情况，”我转向会计徐国忠，“这样你的责任就大了，
这么长时间不入账，看来都是你的失误？”

　　会计的脸立刻红了：“调查报告不是说算迟入账，没说算不入账
吗？我把来往的票都交到乡里，乡里应该记账了呀，他们记上账后给
我的条子……”他眼睛盯着王书记和倪文爱看。

　　“那么计划生育罚款怎么差着十几万元？”我盯着会计问。

　　“我，那事我不大清楚……”他嘟囔着。

　　倪文爱马上说：“记者你问吧，没有我答不上来的，我时时刻刻
都是为农民着想的，但是有一条，他们有问题，我能不能告他们？他
们千方百计陷害我，为这，我神经都有问题了，我就想不通，如果我
有贪污，党纪国法可以处理我，如果没有，我要上级领导还我公道，
否则我不服气。”

　　“倪文爱这个人对钱看得很淡，”王书记附和着，“从来不沾手，
原来我们没经验，现在对上访人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了，如上访人有问
题，我们就要向公安局反映。”

　　“他们说我贪污，我可以明确说，现在我家还有存款，”倪文爱
大声说，“我一年就可以盖一栋楼，我小儿子香港回归时去的，一个
月挣1万，能剩下8000港币，我去年和老伴到区里办手续去香港，整个
潘集区这是头一份，他们以前都没办过。”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我
要说，什么时候不还我公道，我什么时候心里都不平衡，我这人干实
事，不说假话，每届领导都喜欢我，我一肚子苦水没处倒，有时都不
想干了。”

　　王书记马上说：“他不想干，我们经常劝他，让他接着干。”

　　“这又何苦呢？”我说。

　　“倪书记有能力呀！”王书记看着倪文爱说。倪文爱笑了。

　　在我们谈话间，由村民新选出来的村长一句话不说，只微笑着静
静坐在一边。我问，他才简短答几句。他说：“我认为上访人员提的
问题基本上都不存在，像计划生育罚款就是假的。”

　　“怎么又成假的了？”我问。

　　“是存根丢失，报告里有。”王书记赶快解释。“倪书记干工作
政令比较畅通，他处处为农民着想，这是调查组的报告出来了我才敢
说，报告不出来我都不敢说。”王书记说着也一副委屈的样子。

　　我很惊讶，调查报告竟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没经过办公室，我不能再和你谈”

　　在潘集区区委大院，我找到了区纪检副书记许多好，他曾是联合
调查组的组长。

　　他客气地让我坐下，向我介绍调查组的情况：“上访人员提出的
16个问题我们都查了，倪文爱没有大的经济问题。”

　　“我看区和乡的处理报告基本上是一样的，区里是不是根据乡里
的调查报告做的调查？”

　　“我们是单独查的，经济上是由审计局审计的。”

　　“我看了审计报告，不是审计局查的，是乡里委托一个会计师事
务所做的。”

　　“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区里的。”

　　“是区委办的么？”

　　“……”

　　“区里的调查报告没有给上访代表？”

　　“调查报告不能给上访代表看，调查组是市区联合调查组，市里
有市土地局、市纪委……”

　　“市里人也去贺疃乡了？”

　　“市里是指导组，我们每个星期向市里做汇报。调查报告出来后
给上访代表念过，他们对哪个问题有意见，可以书面形式向调查组反
映，至今没人反映。”

　　“有关电费问题，电工刘甲涛的说法和调查报告不一样。”

　　“我们调查了村里好几个电工，都证明倪文爱没有少交电费。”

　　“您调查的电工是谁？叫什么名字？据我所知，村里只有两个电
工，刘传照和刘甲涛。”

　　我盯住问。

　　他回答不上来，脸色有些难看，低头重新看我的名片：“你来采
访没经过办公室吧？”

　　他突然变得很严肃。“我不知道你没经过办公室，我不能再和你
谈。”说着他站起身。

　　“好，那我去找，希望你能等我。”

　　他不说话。

　　一会儿，等办公室的人再把我带到许副书记的房间，他果然不在
了。

　　我径直来到区纪检书记的办公室，笑着对书记说：“我知道您可
能不了解情况，刚才我和许副书记谈到一半，找不到他了，只好来找
您。”

　　书记派人去找。等许副书记再来，抱来了一大摞档案：“你看，
我们每个问题都有一本档案，调查是很深入的，电工刘甲涛是哪年当
的电工？”他问我。

　　“八七年到九六年，电工兼收费员。”我说。

　　“是这样么？你要弄清楚呀，要深入调查，不要光听，要多做调
查研究。”他谆谆教导着我。

　　我笑了：“村里一共两个电工，谁当到哪年，村民们谁都知道，
这很容易弄清。那么计划生育罚款的问题呢？”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群众手里的结案证，我们没有找到存根。”

　　“九七年的存根，当年就找不到了？”

　　“我们建议乡里移送司法机关了，市里也同意。”

　　“两年过去了，好像没有任何司法机关来接手这件事。”我说。

　　书记赶快提醒副书记：“咱们没有立案，那就不算移交。”

　　接着，我像在乡里一样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和倪文爱、
王光久以及所有的乡领导一样———调查报告上有结论。至于调查报
告之外的问题，许副书记说：“16个问题之外的事情，我们都不涉及。”
他再一次重申，“上访人有意见，可以通过书面向我们反映，市里区
里态度很明朗，再提出证据，可以再调查。”

　　这是一个所有领导一致认同的调查结论，却是贺疃村村民们一致
不能接受的调查结论，我替农民们感到悲哀！

　　“现在这些证据他们都不承认，我们怎么办？”

　　在我的住处，我给刘传美打电话，告诉他我要走了，他很着急，
让我一定等他。

　　晚上，面包车拉来了十来个贺疃村村民，他们还不甘心。

　　“让我们提出书面意见，有什么用？现在这些证据他们都不承认，
调查组来了只替倪文爱找开脱的证据，我们怎么办？”

　　“他们把九九年做好的账一审计就当定论了，好像以前的事都不
存在了。”

　　“我们手里的计划生育结案证都是原件，你看这半个章还在上面，
他们不追究那十几万却说存根丢失，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乡里向着倪文爱，区里向着乡里，哪一级领导愿意自己手下挖
出个大蛀虫？”

　　“电工就是这两个人，哪又出来第三个电工了？刘传照亲口告诉
刘甲涛，让把倪文爱的电费背在大家身上，你现在再找刘传照，他的
话肯定和调查报告上一样。”

　　“你现在问谁，问什么，他们都会矢口否认。”

　　我听着农民们七嘴八舌地抱怨，一句话说不出来，我的床上摊满
他们拿来的材料，我的手里是乡、区的若干份调查处理意见，村、乡、
区三级行政领导的说法是一致的，而农民们只想依靠记者。

　　火车刚到北京，我的手机响了，贺疃村农民来电话：“你走以后，
刘传美家闹了一夜，乡纪检书记打电话给刘传美女儿的上级领导，说
刘传美怎么又上访了？北京都来人了，如果有下岗的，就叫刘传美的
女儿先下岗。女儿得知后回来和老刘闹，家里人都和他吵，乱成一锅
粥了。”

　　我立刻给乡党委书记王光久打电话，他在电话里笑着说：“哎呀，
这是不可能的，他女儿是国家正式职工，这点原则我们还是有的，不
可能这样做嘛。”

　　我又给刘传美打电话，他情绪很低落：“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
心里很难受，我脑子乱了，我不想说了。”电话挂上了。

　　这是编辑部每天都能接到的大量农民投诉中的一例。事情不复杂，
农民手里有扎实的证据；农民的疑问也完全应该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在几级干部那里，竟惊人一致地将几乎雷同的“调查报告”当
作“事实”——举凡与“调查报告”不相符的证据，都是“不能完全
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