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看法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和女儿都接受过中国和美国两国的教育，最近被《冰点》的编辑盯上了：说说对两国教育的看法吧！
我从国内的师范大学毕业，又在美国拿了个教育硕士，还中国———美国地看女儿上学看了10年，照说我是应该有点“看法”的。
可是，我一翻开美国教育史的书籍，就会被各派专家们的论战吵得晕头转向，几年前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美国最有权威的教育史专家之一黛安·拉维奇，就大声疾呼“美国的学校非改革不可了”。80年代的时候，她的著作就引发过全美国关于教育现状的大论战，今年她又推出了一本“警世新作”，叫《学校改革失败的一个世纪》，劈头就说：“在几乎整个20世纪里，要找到一个专家、家长、学校以及公众对美国学校的教育都满意的时段根本没有。”按她的看法，美国的学校正被观念上的三大误区破坏着，简直误人子弟；而一批有识之士试图改革，却总是遭到失败。往下细看专家们的争论，我是听公觉得公有理，听婆觉得婆有理，对美国教育的是非功过满脑子只剩一个字：“乱”！在理论剖析上，我确实无法说清楚。
但一个当妈妈的，从女儿身上还是可以感觉一些“美国教育”的。
美国老师不是“园丁”
女儿对我说过很多次，她在国内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老师们永远呆在学校里，便以为老师都是没有家的。有一次，一位老师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学校来，令她大为震惊。
那时候的女儿极为调皮捣蛋而且自有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上课不带书本下课不做功课，而我竟然对此一无所察。直到有一天，我去学校，误入老师的备课室。
一个老师迎上来：“找谁？”我一边解释一边正要后退，那老师却叫起来：“你就是高歌的妈呀！”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被一圈老师包围了：“你们家高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没有一次上课带课本的！”“从来不做功课！”“上课话那个多！”我连招架之功也没有，只有尴尬。
不过到最后，我感到老师的愤慨倒都是出于对女儿的喜爱，他们都说她聪明伶俐能歌善言，是棵“好苗”，他们都有信心教好她，惟一希望的是我能常与他们联系，避免让他们“孤军作战”。
回到家里，我和先生两人合力把女儿收拾了一番，虽然我痛感这些老师们的教育方法一定是有毛病的，但我心底里却并不反感他们，而且满怀笃定：把女儿交给学校和老师，她翻不了天！
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逐渐打破心理上对学校和老师的那种依赖的。第一个打破我这种迷信的，是女儿小学的班主任欧尼尔夫人。
女儿一进小学、就碰上了一个她喜欢的老师欧尼尔。那时候，女儿的话题常不离老师，今天怎样怎样启发，昨天如何如何调动，总之她是天天获益不浅。我和她爸便对这个老师生出由衷的感激，又由感激而生出无限的信任──国内沿袭下来的惯性吧。
有一天，欧尼尔写了封信给我，问我同不同意她周末带我女儿出门参观。我二话不说就签字回复她说“同意”。她于是找上门来，对我表示特殊的感激，因为这并不是学校活动，难得我这么信任她。我不加思索就说：“当然信任你，你是老师呀！”她却使劲摇头，说：“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信任老师的，也不是所有老师都可以信任的。”我当时震惊的程度，不亚于女儿看到老师居然还有孩子。
后来我看到的情形果然如欧尼尔所言。美国的家长们，往往不那么信任学校和老师，有些人甚至像是专为挑老师的不是而生的———按朱迪的话说，很多家长有“起诉狂”（sue
crazy）。告老师对自己孩子“性骚扰”的，抱怨学校没对孩子因材施教的，抱怨老师种族歧视的，抱怨老师管教过严的，总之任何不满都可能弄成对学校的诉讼。
你要说这次纯粹是家长找碴儿，可美国也的确发生过30多岁的女老师与她的一个16岁男学生怀孕生子的事，《时代》周刊上连文带照登了几大页，看得人惊心动魄──那男生尚未成年呢！
这类事一出，哪个家长敢像我当年似地那么踏实地指靠老师、又有哪个老师敢让你指靠？老师们与学生的距离是刻意拉开的，轻易地他们绝不越雷池一步。他们可以保证尽职地教课，却不保证教课之外还跟孩子爹妈似地管教你孩子。在国内时咱们都把老师形容为园丁，因为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就是像照料小苗那样照料学生；美国的老师则很难让我联想到“园丁”，我倒觉得他们更像那堆水呀肥料呀空气阳光啊之类，他们也泼心血、也洒智慧，泼洒完了你吸收不吸收就是你的事了。
受冲击更大的是中国家长
我相信，很多中国家长来到美国后，伴随着儿女的受教育，都受到过冲击──“文化震荡”。比如，我对女儿的老师们期望值的调整，就是源于这种震荡。
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曾经刊登过一篇长篇报道，说是在纽约的公立学校里，有多达90％的华裔男孩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被同学欺负的经历。家有漂亮儿子的一位朋友，对此就有切身体验。据说原因之一是一些华人男孩因为长得清秀，学习成绩又好，很能吸引班上的女孩子，便引来人高马大的美国男同学的莫名嫉妒、找碴儿报复。
这位朋友的儿子在学校时常无缘无故遭到同学的推搡，弄得他有时候都不想去上学，朋友找老师反映，希望老师帮助制止，不料老师表示，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则老师也无从制止。更让朋友吃惊的是，老师告诉儿子，以后谁推搡了他，他就当即更狠地还手就是了！大概很多美国家长就是这么教导孩子的，我就亲耳听一位同事说过：“我不许孩子跟我哭着告状说谁打了他，我会训他‘你就该当即一拳打回去！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再打你！’”
我这位朋友后来对我说：“看来我拿国内的那套‘以理服人’来教导儿子是真不行了！”再后来她把儿子送去学空手道了。
我也许没有这类苦恼，但也并不顺心。女儿高中毕业前后有一段时间，我对她可以说相当失望：我很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和别的中国女孩一样，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为人质朴热情、勤快肯干，顶好还能“观之可亲、见之忘俗”什么的，可这位小姐却与我期望的满拧，显得不知珍人惜物、不懂克己让人、一不可亲二不可爱……直到有一次，一位好朋友听完我这番痛心疾首，把我开导了一番：“你这是用你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去要求一个必须在另外一套价值观念中生存竞争的人”，而从来没想过，“女儿用你的这一套，在她的现实中，还能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几句话让我如醍醐灌顶──我听从了朋友的批评，开始调整我自己对女儿的期望值：她周围也许并没有我周围的那么多亲情、友情、他人的关爱，所以无从激发她自己的爱心？她也许只能靠自己获得第一、而不是如我靠帮助别人，才能赢得周围的尊重？我的确不能要求她在一个相对冷漠的环境里练就一腔热情、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练就谦让吧？
要教导温良的儿子对同学以牙还牙、要陪淘气的儿子去看心理医生、要宽容女儿长成了一个与自己期望不同的人……家长们要思考、要适应、要改变、要坚持的，合起来又是一大工程。
我被教师“执照”吓跑了
虽然我对美国的学校和老师们不再怀有国内时的那种家长式信任，我却对女儿碰上的中学老师们的总体素质相当满意。
首先是学历──我没听说过大学没毕业的人可以当中小学老师的。以女儿上的高中为例，全体137位任课老师，百分之百本科毕业，其中有硕士毕业生67人，4人有双硕士，2人有博士学位。
学历之外还有教师执照──在走上中小学生的讲台以前，哪怕你有博士学位，教师执照也不能免。而且，教数学的执照不能教音乐，教英语的执照不能教社会学，单是“特殊教育”一门的执照就五花八门，教聋孩的和教智障儿不是一回事，教语言障碍的不见得有资格指导有心理障碍的学生，等等。学位只表明你的学问，执照才能表明你的教学能力。
我第一个硕士学位（中学特殊教育）拿到后，就是被这堆执照吓退的。
有一次，朋友老赵告诉我，他们学校在招一名教中文的老师，叫我快去应征。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又是美国教育硕士，中文出了好几本书啦，照说教个美国中学的中文，该是够格吧？果然一面试就被外语系主任看中了：“我面试的人多啦，5分钟我就能看出来谁是好老师，我看你行！”
可轮到看执照的时候连她带我都傻了眼：我手上并没有现成的“教中文”执照（教英语那个执照放这儿不顶事）！怎么哪儿都顺眼的一个人偏缺这个？还就是这个最不能少———执照一项是绝对不能含糊的。系主任不死心，说先给我申请一个“紧急执照”，希望我配合，提供学过中国语言或文学的学分证明。我却死心了，自认对于教美国学生学中文的事业并没热心到不怕麻烦、不怕花钱的程度（考执照当然是要花钱的），就急流勇退了。我只拿了一个教英语的执照就烦了，所以一天教书的事也没干，就赶快另拿了个学位干别的去了。
人家都是过了这一关才当上老师的，可想而知他们都有点金刚钻。都知道美国中学生难缠，要是从教书中得不到点乐趣，很难想象这些老师自愿去揽这瓷器活。果然，女儿中学的老师里，有不止一人表示：“能激发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批评性思维”，是他们教书的一大乐趣。
有了学问、资格和热情，他们教起书来能缺了干劲和主意么？
父亲的看法
鱼、渔和渔场
通行证、摄像机和安全门
我对美国教育的评价，前后转了几个180度的弯。我妻子刚到美国，在密苏里州念书，一位老华侨对她讲：他为什么从纽约举家西迁到这儿来，就因为他的儿子上高中，而纽约学校情况太复杂。他甚至语气强烈地警告她：“你要是把孩子带到美国来，就得先想好：这个孩子打算不要了！”这句话让我们毛骨悚然。
差不多每个美国家长都有一堆关于中小学校园里令人摇头的实例：玩枪走火啦，酗酒吸毒啦，畸恋堕胎啦……高歌刚转到宾夕法尼亚州上初中，就有几个人高马大的女孩跟她过不去，处处欺负她；有个男生将家长的手枪带到班上炫耀，老师吓得脸色煞白，警察赶来将小孩带走；我们全家刚迁到新泽西州，就读到报章警告说当地高中流行一种新的毒品膏药，往手臂上一贴就能渗进血管，产生致幻效果，最可怕的是这种毒品一次就能上瘾。我的妈呀，谁要往我女儿胳膊上一贴，岂不毁了她一辈子！
美国校园戒备森严：高歌所上过的几个中小学，上课期间整个学校完全封闭，前门后门一律上锁，不准任何人出入。学生如果想偷偷推门溜出去，立即会警铃大作，红灯闪烁。校警来回巡弋，学生不得在教室以外游走，如果有任何急事需要离开教室，必须由当班老师签字发给通行证，否则巡警和任何老师就要揪住他。高歌在宾州上初中的最后一年，由郡里、镇里花费了近两千万美元的公立中学新校舍落成，女儿带我们参观时介绍说，新校舍内安装了几十台摄像机，将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拍下来，以防吸烟、吸毒、暴力和其他不法活动──这种管制还真不是多此一举：惟一没有安装摄像机的卫生间，就是全校惟一飘出烟味的地方。而在纽约这样复杂的大都市，中学校门口安装像机场入口那样的安全门，检查学生全身和书包，更是起码的设备。
对于青少年学生的成长，这算是个什么样的环境？！我还没说电视暴力、色情书刊、种族和宗教的纷争、各种单亲家庭孩子和孤儿们的心理和行为异常问题呢。刚来到美国，真觉得与中国比起来教育环境要复杂百倍！
心惊肉跳之际，却见到一件小事。
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学生都是就近免费入学，学区范围以内远一点的有校车接送，女儿在宾州上7年级时，住处离学校不太远，步行来回。每到孩子上学放学时，路边都有一些义工，身套着色彩十分斑斓晃眼的马甲，护送学生安全横过马路。有一天早上我尾随女儿出门看她上学。走到学校附近要过一条马路，只见她一来到路边，一位义工老爷子马上举起一个写有“停”大字的红牌子，向路上两头川流不息的车辆一晃，车水马龙就像听到了出埃及的摩西的号令，顿时戛然而止，齐刷刷让出了一条通行横道。满街肃静，众目睽睽，老摩西领着这个小女生，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过了马路，一老一小彼此说一声“谢谢你”、“再见”，老摩西回过身来，放下那个“停”字红牌，做个手势，街上的车流才又重新恢复奔腾。
我看呆了，打动了我的，正是他们这种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地尊重一个孩子上学时优先过马路的权利。
这种景象不是这个小镇的特例，而是全美国如此。这当然是有法律明文规定作为依据的，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日常习惯。这是美国对待少年儿童的某些铁则的一个例证。类似的铁则，还有几个年龄上的坎儿：不到12岁的儿童，不允许没有成人陪伴；不到18岁，不得使之接触含有色情内容的图像；不到21岁，不允许卖给含酒精饮料……请注意，这都不是要求少年儿童本人的规则，而是要求成人对待少年儿童的规则。如有违反，要受处罚的不是学生，而是成人：那个卖酒的人，那个未加声明就让少年接触色情的人，那个让儿童无人陪伴的家长。
我对美国的教育环境顿时有了新的体会：尽管作奸犯科者永远存在，尽管立法的各种争论永远存在，尽管从字面上的规定到操作落实的距离也永远存在，但这里从法律明文规定到一般社会观念，都体现了保护青少年成长的用意。
“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
“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在中文中是同音词，常有人混淆，但在英语中，这两个词人们是决不会用混的。政府、学校拥有什么权力，公民、学生拥有什么权利，这都是不能含糊的。在美国，凡是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公民有权利做的；凡是法律未认可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这也包括公立学校，在美国公立学校算政府机构，教师都算政府雇员。
前面不是说校方对学生有许多封闭措施吗？不错，但隔离主要是着眼于学生在学校的人身安全———从早上上学到下午放学这个时间段，在学校这个空间区域，校方要确保一点事也不能出，出了事校方就脱不了干系；放学出了校门（或者说下了校车），就归学生和家长自己负责了。学生在学校期间，校方对其行为当然也有约束的规则，规则的要义是：每个人的自由要以别人的自由为边界，每个人行使权利不能妨碍别人行使权利。凡不涉及他人的问题，你尽可以自由，例如上课喝可乐，将脚跷到桌子上。但涉及他人，那就要定出规范来了：不可以打断别人说话，不可以大声喧哗。
规则的另一个要义是：任何机会和限制都要一视同仁———在美国这个动不动就可能起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的国度，这一条还真是不能含糊。（当然，这种平等，是指机会的公平———起点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均———终点的平等。教育者不能剥夺受教育者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将最后获胜者的锦标均摊给每个人。）
属于校方权力范围，校方一定管紧；属于学生权利范围，校方绝不过问。例如，中学生早恋这种事，校方不会管──恋爱自由嘛，别说中学生，从幼儿园、小学起，男孩女孩卿卿我我、山盟海誓，教师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还打趣调侃。校方的权力与责任只在请专家来给学生讲“性安全”———例如艾滋病的危害之烈和预防之道。
让肚大的能吃饱，腿长的能快跑
如果说学校在行为规范上对学生有一定约束，在学业上，则是想方设法减少一切障碍。
高歌进了中学没多久，我们就亲身体会到这里灵活的学制，是多么适合学生充分发挥潜力。每门课程都分为荣誉班（有的学校称作“天才班”）、快班和普通班，每个学年末了，都根据成绩和老师的评鉴，决定下个学年进哪个班。如果老师认为某个学生的某门课确实优异，经过一定审核程序，可以安排跟高年级上课。高歌在新泽西州上9年级时受到老师称赞———“教了20多年书从没有见过数学这么出色的”，不仅“越级提拔”，更安排她同时跟10年级上一门数学，跟11年级上一门数学，在该校算是史无前例。这个例子固然说明美国中学生的数学水平确实不如中国同龄人，但也说明，他们有一套制度化的措施来让学习超前的学生吃上小灶。
我感到与中国差异更大的，或许还不是课内，而是课外。高中的学生团体有数百个之多，大的有上千成员，小的只有三五同好，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一官半职。下午3点课程结束以后，就是社团活动时间，晚上和周末往往也有活动。
高歌在社会活动能力上平平，也不算多才多艺，但也有一堆头衔：是一个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辑，后来又创办并主编了另一个杂志，此外还是校合唱团、“小型联合国”、社会学论坛、科学院等等团体的成员。从她那儿，我们得知了许多有趣故事。她在书中写了创办文艺杂志的曲曲折折的经历，而我最感兴趣是“小型联合国”。这项活动在美国许多高中开展，受到联合国总部支持，各校学生每年都要设计完成某些项目，参加全美国的“联合国”活动评选。
高歌所在高中有一年的活动是“朝鲜半岛局势辩论会”，“小型联合国”的同学们在自愿基础上分成几个组，有的组站在北朝鲜立场，有的组站在南韩立场，分头到图书馆去搜集包括金日成、卢泰愚、金泳三等人的著作以及演说和官方声明在内的各种材料，准备好代表他们观点的演讲稿，再来进行公开辩论。这项活动校方完全不干预、不介入，而活动的组织者也不会预设立场，不会有谁将某种观点指定（或者内定）为“反面教员”———他们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分出输赢，而在于让同学们意识到自己是“地球村”的成员，学会独立思考，甚至是跳出美国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迥然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这些复杂的国际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个了解。
很多学生活动都会与图书馆发生联系———这正是美国中小学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学校本身的图书馆被学生充分利用，就是每个城镇的公立图书馆也是学生的最佳去处。美国每个城镇的公立高中、初中与小学，一般都与公立图书馆是近邻。每天下午3点钟学校放学后，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图书馆，做作业和查资料，是最常见的风景线。我妻子是公立图书馆的馆员，每天到这个时辰实际上往往扮演了校外辅导老师的角色，学生们会来问：今天我们××课布置了这么一项作业，请问要查阅什么书？很多时候，学校老师会事先来与馆员通气：我们要布置一项作业，会用到哪方面的图书，请你们提前准备好集中存放。有时候则是来打招呼：学生们会来问某某问题，请不要告诉他们答案，要他们自己去搜集资料。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上6年级，她的体会是：美国课堂上教的知识内容比中国浅多了，但是面相当广，很多作业就是布置要他们自己动手做项目（project），自己到图书馆去找资料，写出报告来。
城镇的公立图书馆如果还查不到有关资料，就得到附近的大学图书馆和大型连锁书店、专业书店。好在美国图书馆和书店都是全部开架，任何人可以直入书库，除了查书刊，还可以查缩微胶卷、借录音带、录像带，近年来更增加了电子资料，可以从图书馆上网检索。
墙内栽花墙外忙
校内活动就已经让我们这些家长眼花缭乱了，女儿更很快就融入社会，与同龄人一样在校外有了更多的任务，内容和形式五花八门：13岁时担任送报生，每天早起送报一个小时，挣出自己的零花钱；14岁起去照管小孩、做家教；后来到公立图书馆做义工；更大一点时，每个星期天到一家医疗中心义务服务7小时护理老人……
学生这些个人活动，学校一概听之任之。偶尔学生会要求校方开个介绍信或证明，校方也有求必应。校方很清楚：课堂小社会，社会大课堂，校园只不过是对人生的特定阶段提供集中教育的时空，应该与社会保持开放交流，学生有权利在校外经风雨见世面，校方也乐观其成。
对于社会上很多教学辅助机构举办的各种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活动，学校也尽力提供方便。学校的布告栏上各种海报琳琅满目。如果活动时间与上课有了冲突，这些机构会与学校协调，主管或教师多半也开绿灯。高歌在10年级时考上郡里艺术学校的诗歌班，这个由官方基金会支持的艺术学校每个星期四下午集中上课，这样原来学校的几节课高歌就得请假。几门课老师都欣然准假，整整两年，每个星期四下午高歌就坐上艺术学校派来的校车，出外上课。学生许多其他临时活动，例如各种球赛，演出，数学、化学等校际比赛、颁奖，也都是这样；就算是高中生全美预考（PSAT）和统考（SAT），同样如此。这种预考、统考，一年要举行好几次，学生自行决定参加哪一次和选择哪个较近的考场，寄去报名表和报名费支票，收到准考证，向自己的老师请假（否则要记你旷课）前往。校方并不打乱正常进行的教学进度，也没有集中统一的复习时间———复习和考试，都是你自己的事。
校方和老师还经常联系社会上各种机构，向自己的学生提供各种信息，鼓励他们出去抓住各种锻炼提高的机会。高歌上高中的4年间，光是我们现在能记得起来的她参加的较大活动，写下来还真不少：
离我们家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普林斯顿大学，冬末到夏初每个周末上午请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专给高中生开讲座，凡是学业平均成绩在B以上的学生，就可以自由参加；
州立大剧院聘请了包括她在内的几个高中学生当“特约评论员”，给她提供整个演出季节的说明书、节目表，她可以免费看6场本来票价相当昂贵的歌剧、前卫话剧和歌舞表演———还允许自己任意挑其中一场另外带一个朋友，条件是要求她每看完一场演出，必须写一篇感想──角度听便，褒贬随意。
最刺激的一次活动，大概是到“英语国家推理小说家年会”上当义工了。这种一年一度的大场合，既是同行交流，也是大腕与书迷的见面谈心、签名促销，还是作家、书商和经纪人的一次交易大集。美、英、加、澳等各国小说家、出版商和经纪人上千人来赶集，主流电视报刊记者们也闻风而往。高歌的英语课老师不知有什么通天门道，竟争取到机会带班上4个孩子去做义工（也是年会上仅有的4个中学生义工，他们后来被作家们戏称为最小的4个会议“代表”），会期3天住宿宾馆的费用由会议主办者报销。高歌得到这个天赐良机，如饥似渴地聆听了十几场包括斯蒂芬·金在内的大牌畅销作家演讲和对话……
这些机会，实际上多是由社会团体（包括华人社团）提供的。社团组织和企业纷纷拿出一定的钱设立某种名目的奖学金、举办某种活动，形成了一个“谁对教育做出更大贡献谁光荣”的百花竞放的公共环境。
我们所认识的绝大部分华人家庭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地申请到了这种那种奖学金。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有6万多种奖学金，其中有些不大知名，罕有问津，多年来没人申请。高歌的第一笔奖学金，是“发现”信用卡（Discovery
Card）公司给她的。这个全美性的奖项，在每个州设金银铜奖3个名额，高歌壮起胆寄去申请材料，获得铜奖1000美元，新泽西州当时的两名联邦参议员布莱德雷和劳登伯格还先后给她写来贺信。她还有一笔奖学金更是偶然撞上：高中毕业那年，有次我们全家接受校方邀请，出席学区的早餐表彰会。一位社区名流在致辞中提到，有个专门资助本地高中毕业生读大学的基金会，每年提供一个5000美元奖学金名额给有志于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高歌立即寄去申请，结果她连续两年得到了这笔资助。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高歌和她的同学每次做作业、写论文和应考，强记硬背相当少（但也不是没有：高歌有过一连多少天每天要背熟五六十个英语和外语单词的经历，还背过大串大串佶屈聱牙的生物名词），更用不着去为揣摩老师的“标准答案”花脑筋。她们绞尽脑汁的只是：有没有自出机杼、又能够自圆其说的见解？能从哪个途径取得新鲜独特的资料？在提出一个自以为得意的见解时有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撑？在表达时能不能设计出有创意甚至有轰动效应的方式？……她们知道，在这儿，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老师不在乎你是否与他的看法针锋相对，更不会有兴趣要你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某段圣谕经典。老师在意的只是，你是否学会了搜集第一手材料，你的项目是否有你自己内在的逻辑性，作业是否打上你的个性印记。
现在可以归纳一句我旁观美国教育的强烈印象了：这里的学校，固然不赞成向学生“知识填鸭”，但也不能简单地看成只重视向学生传授谋生求知的实用技能。这里的特点毋宁说是：尽可能地提供一个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有利于学生锻炼能力、施展才华、张扬个性的自由、宽松、多元的环境。
如果说中国古人的见解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美国的做法是“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渔场”：教育者也手把手地示范传授怎么捕鱼，却更重视创造一个宽广辽阔、有风有浪的渔场，让被教育者自己从实践中学会怎么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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