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认为远洋海员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至少可以周游列国呀！
近来有人跟我说船员的生活其实很苦，并不浪漫，而且苦得让人难过，我不大相信。我去过北京复兴门的中远大厦，那是花巨额人民币造的，大厦里有号称亚洲第一的漂亮大厅，有据说一万美元一棵的高高的两排异国树木，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智能电梯，还有外国人给设计的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巨型金属雕塑———工会宣传部长对我说，我们船员说它像肠子。
豪华大厦里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的海员们是怎样的？
集团工会宣传部推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海员让我去采访———船长、轮机长和政委。回来打电话联系，船长不是船长，是大副；轮机长不是轮机长，是二轨；政委不在家，出海了，我只得再找其他船员。
我被告知：他们可能会有“牢骚”。我不大理解，这么好的职业会有什么牢骚呢？
“过去当船员的高干子弟还挺多呢，你看现在哪有？”
大副卢刚家住在和平里，38岁就拥有一套很大的三居室，两年前分的，装修很漂亮，花了6万多。一进客厅就看到角落里两个奇怪的有异国情调的木头人，让人感觉到底是个周游世界的人。
卢刚一身运动衣裤坐在宽大的沙发里，随便，舒适，他身边，年轻的妻子亲热地紧挨着他坐，8岁的儿子拿着雪糕在客厅里快乐地跑来跑去。
“我真的不喜欢上船。”卢刚腼腆，说话爱脸红，“一想到上船我就发憷，心里就难受，离开家一走就是一年多，唉，那个罪遭的。”他下意识地使劲摇头，好像那船那海还在他眼前。
大副是船上的高级船员，是甲板部的首领，收入仅次于船长，但公司通知卢刚几次出海他都没去，在家每月只开几百元，一年多了，他还是不想走，每天看书，看电视，翻翻杂志，过得百无聊赖。
“他们介绍说你是船长呢。”我说。
“是准备考船长，海龄还不够，我的同学九六年就考船长了，我九六年才考大副，回来休假一休就是一年多……”卢刚有些无奈。
国际通行，船员升职，要有一定的海龄，卢刚学历有了，当大副的年限也够了，就是在船上的海龄还不够。
“我一个人带孩子多苦啊，一苦就给他写信，让他回来，回来就不想让他走。”妻子不好意思地笑，手却扶着丈夫的腿来回摩擦着。
家里什么都有，就是经常没有男人，带孩子的女人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是这个家耽误了他考船长。”大副低头听着，不说话。
环绕地球的航行，给卢刚的是不堪回首的感受，冬天冲洗巨大的货舱，冰凉的海水，穿高筒胶靴；有时船等在港口外面进不了港，寒风里一等就是七八个小时；夏天，甲板上摄氏五六十度的高温；赶上港口国船检不合格，从上到下都要加班加点，敲锈，补漆；在只有二十多个船员的巨大货轮上，卢刚想念孩子，想念妻子，想念这个家，还想自己的未来。
“碰上风浪，抽屉都能晃出去。”妻子比划着，好像她也出过海。
“一晃就是十几天，睡不好觉，那个滋味呀！”卢刚苦笑。
“但在人们印象里，船员见多识广，吃得好挣外汇，还能出国，挺让人羡慕的。”
“那是过去，过去当船员的高干子弟还挺多呢，你看现在哪有？如果好他们干嘛走？有路子的谁当船员？上船挣的钱回来摊到休假上，每月就没多少了，地方公司都比我们挣得多，国外船员干几年就够吃一辈子的。”
“如果是这样，远洋公司怎么能留住人呢，还不都跑了？有时是要花很多钱从外面雇高级船员。”
在漂亮的中远大厦里，集团工会宣传部长也坦言，由于收入不如地方公司，中远集团高级船员流动性很大，地方公司和中远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外派到国外船上得的外汇，公司要扣去一大半，而国外船员有代理公司，给你找活干，船员只交很少的管理费，得的都是自己的。”有着大学文化水平的卢刚，对外面的事了解得很清楚。
在天津，中远下属天津远洋公司的一位干部也这样说：“过去在这里当船员的，部级以上干部的儿子就有8个，现在一个也没有了，连处一级干部的孩子也没有。现在最苦的是船员，公司里处长要比船长拿得多。”
“船员出海艰苦，怎么收入反倒少了呢？”我很不理解。
“其实收入并没减少，是改革开放物质水平提高，陆地和海上的差别缩小了。过去船员出海一年回来，一下能领2000多元，新鲜东西摆一大桌子，七九年我跟船跑了一年，买回一个外国旧电视，别人都羡慕得不得了，当时谁也买不到啊。不过，那时干部受压制，也是他们子弟当海员的一个因素。现在，陆地上挣大钱的机会多了，出国容易得很，海员的优势就显不出来了。”
在公司给的材料上说，在那个年代，船员在国外买旧货成风，在中国人中，船员是第一批享受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的人。
但说到地方公司和外国公司船员的收入，这位干部激烈起来：“国外公司和地方公司是挣得多，但他们船员下了船，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像我们，房子、劳保、各种福利，甚至连老婆孩子都管，这些钱都从哪来？”
“可是如果将来都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船员上了各种保险……”
“现在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退休的，有病的，公司不能不管。有个船员做手术，一下几十万元出去，靠他自己能行么？就说外派到国外船上吧，20多人一条船，27万美金，看起来很多，可是船员上下飞机、上船前的培训、开工资、各种养老保险、基金、家属医疗费等等，都是花销。”
长年的计划体制，让国企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职工和企业，谁离开谁都已经很难，作为中远下属的天远公司，上半年效益虽好，只比去年同期减少亏损1．5亿，5月才刚刚实现当月盈利。至于我看到的那幢豪华大厦，集团在上面也只占几层，其他的都还要出租，为的还是挣钱，养活这个庞大的企业。
我问卢刚：“既然地方公司挣得多，为什么没有换个地方干？”
“他们这些人在船上都呆傻了，都脱离社会了，人特老实，回来从不出门和人聊天，也是，船员挺让人看不起的。”妻子嗔怪着。
“不干干什么去？学的就是航海，离开船什么也不会，再说离开船，本子就收回去了。”
原来公司也有必要的管理措施，船员上岸，那个职务本子是要交给船长保存的，到你下次上船，再发还给你，这样就堵住了一些船员到地方公司走穴的渠道。
“地方公司没有保障，他们也知道。”天远公司的人对我说：“不知道哪天就垮台了，他们去了一时挣得多，可回来就没有你的位置了，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走。”
“搞货运代理，不是挺能挣钱的？”我问卢刚。
“想过，有同学叫我去，我还是想考船长，稳妥一些。”
守着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好的家，卢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陆地上的各种诱惑太多了，可是离开船他不知道自己能作什么，一下丢开稳定的生活，丢掉背后山一样牢靠的国有企业，他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男人还要顶起这个家。
“是不是所有的船员都不愿意上船呢，有没有愿意的？”我还是不大相信。
“只要有办法，都不愿受那份罪，你看船上下来的船员都穿得笔挺的，可是在船上，像水手，三轨，四轨，都是一身油泥，跟什么似的。”
对卢刚这番话，天远公司的干部很不以为然：“说船员生活苦？看怎么比了，现在一出海每条船都带15部片子，在国外碰上公司的船还可以换，到了国外港口国还可以下船玩玩，领略风光，买买东西，文化生活并不枯燥，就算现在出国容易了，老百姓也不是谁都能去，可船员就行，还可以挣美金，要说两地分居，陆地上也很普遍，并不只是船员才这样。
“至于不想上船，那是假话，现在是船少人多，船员虽挣不过地上的，但船上的活儿专业性强，你只能在船上干，你还得听公司指挥，谁不听话就不让上船，你就没饭吃。上船还得找领导托关系呢。我们公司现在待岗的就有两千多人，待岗期间工资很少，把不上船的钱都压缩给上船的，船员都哭着喊着要上船，上船能挣钱哪，总比待岗强吧。这些富余的船员，你不把他们外派，就呆着没事干，总得让他们有收入吧。”
据了解，过去由于在航工资和待派工资没有太大差别，船员多以泡病假请事假来拖延上船时间，收入拉开后，连家属都催着船员上船，有病也不愿讲，弄得调配员都头疼，每天要接待许多闹着上船的人。
也许在船员当中，大副卢刚的想法只是个特例，他还年轻，身体好，有学历，并已达到大副职位，再有一步就是船长了，他正是远洋公司的中坚力量，各个公司抢夺的对象，他还不用哭着喊着要求上船，他还有被公司召唤的资本，所以他收入的参照系，始终是地方公司和外国公司。
“要说实践，我现在还没看见谁比我行”
船上轮机部的首领叫大轨或者老轨，仅次于老轨的就是二轨，今年52岁的二轨贾来群可以算是公司里的模范人物，上过电视。
那天贾来群到楼下接我，他个子很高，长得精瘦精瘦，面色黯黑，就像卢刚说的，西服笔挺，亮亮的金边眼镜，一只手插在兜里，另一只手在外面晃着，很像个人物。
贾的房间是个两居室，也刚刚装修过，但比卢刚家差远了。这里除了贾来群夫妇，还住着他的岳母和23岁的女儿，连小晾台都搭了床。
小屋是女儿的，墙上挂着好几幅女儿的大艺术照。
“这是你女儿吗，真漂亮呀！”我惊讶地说。
“是吗？”老贾笑得很开心，“像她妈年轻时候，你看那是她妈年轻时照的，挺漂亮。”贾来群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和我一起有滋有味地欣赏着，好像这些照片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你怎么才两居室？依你的年龄……”
老贾胖胖的妻子不高兴了：“找过公司要房，人家说了，想要房考大轨呀，考下大轨马上就给你调。”
“考了吗？”
“考了两次，没考下来。”老贾说起这事有些背气，“一共4门，两门不及格。”
“能补考吗？”
“人家劝了，别考了，都这个岁数了，那意思我明白，咱也得知趣点，基础太差，没法跟年轻人比。”
贾来群的房间没有一点干了30年船员的痕迹，看得出这个家庭过得节俭而有序。
“他们公司就这么差劲，你看船员家属去了那态度，那些领导原来差不多都是船员，一上去就变了。”妻子说起公司就一肚子气。
“怎么变了？”
“会治人了呀。”
“我真奇怪，怎么船员家属对上面都这么大情绪？”我问。
“有什么奇怪的，那回体检，说是有胆结石，就不让上船了，还告诉我们，就两条路，或者胆摘除，或者就下岗，我说这就邪了，我们同事胆结石那么多年，好好的，也没摘除呀。”妻子快言快语，根本不让老贾说话。
“在陆地上犯病，能上医院，要在海上犯病了上哪儿找医院去，人家当然让你摘除。”老贾小声嘟囔。
“你瞧瞧，你瞧瞧！他就是爱向着公司说话。他这人就爱上船，离开船不能活，过去没电话，都是摩托车来通知上船，一听摩托响我就心跳，睡不着觉，你猜他怎么着，高兴得蹦高，真邪了门儿了。我说你去吧，别回来了，现在他一回来我都不习惯了，多这么个人，家里怪别扭的。这回呆两年多了，都把我呆烦了，赶快走吧，省得在家老想管别人。”
以前一听摩托响就心跳的妻子，如今就盼着丈夫赶快离开了，黑黑的老贾坐在一边默默听着，笑得有些尴尬。
大屋茶几上，戳着个小纸牌子，那是妻子做的，上写“禁烟区”。
“这是我给他立的，要抽上外面抽去，别污染了我们大家。”
“怎么发现的胆结石？”我问老贾。
“没有一点症状，哪儿都好好的，体检完了就说有胆结石，不让上船了，我说一点没事的，可怎么说也不行，没法子，只好听人家的，把胆摘除了。这边刚出院，那边就来电话了，让赶快走，过两天就飞美国接船，护照都办好了。”老贾很高兴能重新被重视。
“不上船拿多少钱？”
“就那几百块。”
“这一走多长时间？”
“一年半吧。”
“在海上想家吗？”
老贾犹豫了一下：“怎么不想？想闺女。”
这会儿，妻子正好给我倒水去了。
比起在家里，老贾似乎更喜欢在船上的感觉，说起来声调也明显偏高：“你到公司打听打听，没有不知道我贾来群的，上回要开船了，发动机不响了，他们赶快找我，我去了，三分钟，真的就是三分钟，机器就响了。我这人不是吹牛，技术上咱们没的说，什么鼓捣不了的，我去了准行。你别看他们职位比我高，那都是理论的，书本上的，考试咱考不下来，要说实践，我现在还没看见谁比我行，三分钟那事政委都看见了。”
“政委看见管什么，回来想帮你说话升大轨，管用吗？”妻子问。
老贾不说话了。
“他们是不是离不开你？所以刚出院就召唤你？”我问。
“别得意了，胆摘除花了7000多元，才给报了4000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七扣八扣的说就报这些，咱上哪说理去？你总得让人家先把治病的钱挣出来再住院吧。”妻子还是在埋怨。
老贾不喜欢妻子老这样说，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形象，他耐心给妻子算着账，想告诉她，人家公司是有道理的。
妻子根本听不进去：“得了得了，好像你是公司的人，没事人似的不是还让你胆摘除？人家有路子的，老有上船的机会，你这在家都两年多了，要不是胆摘除，还不就下岗了？”
“我在家倒也没闲着。”老贾还要找回自己的自尊，“我把电脑和车都学会了，这不，要不是我在家，这套房子也闹不着，你不在谁还管你？”
把自己看得很重的老贾，弄这套房子还是费了番力气。
“学车是想买车吗？”
“退休以后吧，现在买了还得养着，花挺多钱，闺女老想要个奥拓，看看吧。”
“等到他55岁，我就不想让他干了，在家多好。”妻子终归是妻子，看着黑瘦的丈夫终于有些心软，说了实话。
“像你这样年龄的二轨现在还多吗？”
“不多了，船上都是年轻人。”老贾不大想说这段。
“他明明是二轨，那回上船让他干三轨的活儿，他也真给人干，真可气，也不知上面怎么想的。”
“三轨怎么了？我还闹个清闲不担责任呢。”老贾小声反驳。
“那你就干三轨得了还要什么大轨？”
老贾不理妻子，接着说自己的：“现在在船上，也就40岁以上的人才呆得住，年轻的都不想上船，那你得说我们受的是什么教育。”老贾的声调又高了，“都是过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别说你给我这些钱，就是再少，干一天我也要好好干，我不是夸自己，我的思想就是这样！”老贾有些激动。
“既然你技术这么好，找你走穴到地方公司干的人肯定也不少，去过吗？”
“没有，一下船本子就交了，我现在就想拿到本子。”
“干嘛？”
“我那是中级职称的本子，我技术又好，到哪都挺管用的，拿到本子就自由多了。”
看来不论老贾怎样夸耀自己的技术，表白自己的思想，这次生病还是让他感到了危机，他希望能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同样也面对着地方公司高收入的诱惑。
“我们结婚20多年，就这回在一起呆了两年多，当时找这么个海员还得查祖宗八辈呢，得出身好，也真是的，我怎么就找了他，要放现在，就这么不着家，离10次婚也有了。”妻子说起来全然不顾老贾的感受。
马上就要走了，一走就是一年半，老贾穿着笔挺的西服坐在沙发上，和这个温暖舒适的小家显得不大协调。
“他早就习惯了，就和船上的人才有话说，一听招呼高兴得什么似的，走吧走吧，赶快走，我们也清静清静。”妻子又说硬气话了。
送我出来，我问老贾：“胆摘除之后，你的身体没问题吧。”
“没问题，棒棒的，我身体以前从来不闹病，其实这次也没感觉。”摘了胆的老贾好像很忌讳别人谈他身体不好，他仍然把一只手插在兜里，另一只手和我握着，挺直腰杆儿，像个人物那样送我。
“我的政委就是我的贤内助，后勤部长”
天津港巨大的货轮让人看了壮观甚至有些恐怖，很难想象二十几个人就把这几万吨重的大铁家伙，开得满世界跑。
我上的这条散装货轮“富阳山”号正在装货，巨大的吊车爪抓着几个白色的袋子缓缓向深深的货舱移动。
42岁的船长在船长办公室里忙得不亦乐乎，接着各种电话，我四处看着。
在船上，船长和政委都是最高统帅，他俩的房间最好，有卧室、办公室和卫生间，天远公司的人告诉我，政委过去是船上的一号人物，上面下文都是先政委后船长，可现在反过来了，先船长后政委，政委的级别过去相当于部队的师级，后来降到团级，再后来又降到营级，和船长一样也是科级了。
在北京，曾有船员向我埋怨，船上的政委不懂业务，反倒在船上指手划脚，政委是挣得多，干得少。外派到国外船上，在船员名单上，政委经常被安上普通船员的头衔，但干不了什么活儿，有船员说，如果一条船上政委和船长配合得好还行，要配合不好，你看吧，尽添乱了。
政委回来了。尽管是船上的高级领导，这个52岁的政委却没有船长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力和威严，他是跑去给船员寄奖金去了，此时坐在那里，还在呼哧呼哧地喘气。
我惊讶地问：“政委还管给船员寄奖金哪？”
“是啊，我们合作得很好，我的政委就是我的贤内助，后勤部长，所有事务性的事他都包了，没有他可不行。”船长笑嘻嘻地说。政委听了有些不好意思。
打开政委的房间，和船长的形成鲜明的对比，干净整洁得像没有人在这里办公，桌上没有杂乱的表格和业务资料，屋里也没有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卧室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一切都透出政委在船上的工作性质———所有谈业务的人都要找船长，这里自然要冷清一些。
我说：“看得出政委是个细心的人哪。”
政委笑笑，随手把门关上了。
在船上，每个船员都有自己的房间，我让一个48岁的水手打开自己的房间，虽然小些，但挺舒服，桌子底下摞满啤酒，墙上大美人的挂历格外显眼。据说船员们每次靠岸都要弄好多啤酒上来，有时要一卡车，没有啤酒的航行是枯燥乏味的。船上心脏部位的轮机部噪音震耳欲聋，对面说话都得大声嚷，船长给我介绍大轨二轨，我伸出手来，他们也下意识伸出手，但紧接着就缩回去了。这条船上的“轨们”都比较年轻，见不到像老贾那般年纪的人。
船长带着我在这条大船上楼上楼下地跑，兴致勃勃地介绍，政委始终跟在后面，微笑着，一句话不说。
在船的最底部的逃生出口，我仰头望去，长长的扶梯顶端，透出一小块光亮，如果轮机舱发生情况，那些“轨们”就要从这里爬出去，包括52岁的老贾。
逃生出口仅够一人向上爬行，我奋力抓牢铁梯向上爬着，等爬上阳光灿烂的甲板已是满身大汗，在我后面，船长敏捷地跟上来，接着是政委，他喘着粗气，背着我的书包，头上沾满被我从扶梯上踩下去的铁锈。
我问船长每月的收入。
他说：“4000多人民币吧。”
“像你这样吃香的职位，为什么没有到地方公司走穴？”
“没有。你去走穴，那边还没下船，这边公司就叫你了，来不及，叫你不来，几次就没你位置了，怎么办？现在都不愿意在家呆着，不挣钱哪。”
42岁，在船长中还算是年轻的，他上船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人，他甚至还来不及去想走穴的事情，在他的天平上，在国有企业挣这些钱，还是要比到地方挣大钱稳妥得多。
“是不是下船就把本子收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船员说自己的本子丢了，另补上一套，照样管用。有时上面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你拦不住啊，经常有叫上船来不了的，就是炒更去了，我们广东管这叫炒更。”
这是一条有13年海龄的船，收拾得像新的一样，我四处看着，不住地夸赞，船长非常得意：“到了港口国，人家要上船来检查的，通不过不让走，这条船，耽误一天就是5000多美金。”
在北京，有船员告诉我，13年，应该算是条老船了，我们的船，船型都比较落后，老旧船很多，为了能通过港口国严格的船检，只能靠细心的保养来提高安全系数，延长使用年限，所以船员们经常要加班加点抢时间，劳动强度很大。
我问天远公司的人：“我们现在靠什么和国外远洋运输公司竞争？”
“靠什么？国外造船业发达，好船新船多，可以拉货值高的货，咱们就算你不停地跑，经常也只能保本，在这方面还是竞争不过人家，况且咱们的企业负担太重，成本高，现在，只能靠良好的信誉和人家竞争。”
据材料显示，中远下属的天远公司，目前是国际航运市场上自有船舶力量最大的干散货运输公司之一，这支计划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船队，一直把拥有自己船舶的数量当作实力的象征，但在目前国际航运界，大多数国家自己拥有的船舶，只占30％－50％，其余都是租来的现代型船舶。当我们正在为拥有船舶的数量而骄傲的同时，也给自己背上了装载量少，耗油高，维修费用也高的老旧船的包袱。
既然国有企业这样，那么地方远洋运输公司又靠什么挣钱呢？
在北京，卢刚的妻子曾埋怨：“他们船员上面，有总公司和分公司两级公司，那么多行政人员靠什么？都要靠这些船员吃饭。”贾来群的妻子也说：“两级公司，都盖着那么漂亮的楼，还不都是船员的血汗钱盖的！”
一位老船员告诉我：“地方公司行政人员少，又没有那么多老弱病残需要养着，不管船员的各种福利，有活儿就招人，干完给钱就走，和船员关系简单，但船员的保险系数也低，因此他们的高级船员更不稳定。”
在北京，我还听说，有的地方公司，即便出高薪也招不到高级船员，竟然伪造高级船员证书，让普通船员顶替，以便能够开船拉货。
看来对一些高级船员来说，背靠大山，偶尔下来捞捞油水，确实不失为一种生活策略。
但对于中远集团，改变自己长年形成的战略，却要艰难得多，船舶老旧，船少人多，无数如今看来“货值”很低的负担，牢牢地捆在国企这条高龄船上，使这条大船不堪重负，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我们只能期盼国力的增强，改革的深入……
在北京，中远集团的人曾告诉我，我们正在加大改革力度，提高船员收入，增强企业凝聚力。
但天远公司的人却告诉我，现在我们又有了新说法，船员的收入是靠岸上公司的人挣钱，岸上人给你揽货，揽的货值高，公司才赚钱，船员只是操作者，没人给你揽货，你拉什么？所以现在船上挣不过岸上的，船长不如处长挣得多。
我不知道船员们听到这说法会有什么感想，尤其当这些巨大的货轮还是名副其实的国有资产，每个职工都是国企这条船上的“操作者”时，这种说法，就有了更多说不清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