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敢接触草地的黑熊们
3年前，葛芮在美国犹他州电视台当记者，回广东拍片。
经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与中国政府交涉，广东关闭了两家活熊取胆的熊场，基金会随即在广东番禺建了一个黑熊救助中心，收养这些熊。
“救助中心开张时，我去拍电视，真没想到，当时的情景让我怵目惊心，终生难忘，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葛芮说。
被监禁了13年的黑熊，如同被解放出来的黑奴。每只熊都伤痕累累，拨开它们的毛，皮肉上都是铁棍子印，它们常年呆在铁笼子里，没有活动空间，只是神经质地摇头，身体摇来晃去，经年累月身上被铁栏杆压出一道道伤痕。每只熊肚子里插根管子，天天抽胆汁，有的还带着铁背心。
有只熊，放进笼子里时是小熊，它长大了，但笼子还是原先那么大。结果它的锁骨根本不发育，头都抬不起来，根本没法自己吃东西，只好给它安乐死。
剩下7只熊，被送到养护区。养护区不大，只有两亩，但有水池子，有草有树。
“照理说熊是应该生活在树林里，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喜欢在草地溜达。可这些熊，一辈子都没碰过草。
“那天，熊从笼子里出来后的情景，看得我热泪盈眶，熊爪子刚挨到草地，就吓得缩回来，伸一下，又缩回来，像被烫着似的。它们只知道爪子应该放在笼子里，放在水泥地上。园子里也有条水泥路，是为了车能进去。结果这群黑熊，就那么沿着窄窄的水泥路，走来走去，怎么也不肯回到它们真正的栖息地———土地和草地上去。”
拍完这部片子，葛芮就改行了，由电视台记者改为职业动物保护者———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代表。她和两位助手，加上无数热心的志愿者，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为各种各样的动物奔忙着。
“对动物残暴的人，无疑对周围人也具有威胁”
去年，有人给葛芮他们通风报信，说有些野生动物园打着野化训练的名义，搞了个“斗兽场”。他们赶去后，拍到这样的录像：1只牛被3只老虎抓打撕咬，血淋淋的，熬了半个多小时还不死。没法儿，人只好把虎赶走。那头牛惨不忍睹地躺着。人开着拖拉机进来了，拖拉机在牛身上碾来碾去，可那头牛还不死……
这样的场面，供游人花钱参观。观者有孩子，有老人。
“你说，给孩子看这么血腥的表演，名义上是要动物野化，这能野化么？动物，只在野生的环境下才有野性。”事到如今，提起这事，葛芮还是气鼓鼓地，她认为这纯粹是人为的商业炒作。
“放虎归山，中国现在能找到一片没人的地方让老虎生存吗？一只雄虎，要占一百平方公里的地儿，人早把老虎的猎物捕光了，老虎根本没法存活，没有猎物，你让它们怎么活？”
她用E－mail发给好几个世界有名的虎专家，问他们：世界上有没有这种老虎野化法？这样做真能让老虎野性大发吗？几位虎专家结论一致：这种野化，纯粹是无稽之谈。
世界猫科动物专家彼德·杰克逊说：我强烈谴责让游客付费观看活牛活鸡喂食老虎的行为，放虎归山的尝试需要在虎的栖息地繁育新一代虎，使它们同人类的接触降到最低并提供野生食物。
印度的虎专家维维克·米南回电说：让老虎在围栏中捉鸡或其他家畜与老虎在野外捕食有着极大的区别。我不认为训练虎在围栏中捕食对虎会有什么好处。即使要进行放虎归山的尝试也要有计划地、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地点应设在离放生处较近的地方。
米南说：“据我的经验，从未有过任何完全意义上成功的放虎归山。并且我认为目前还不具备足够知识来指导这种尝试。在动物园里通过给老虎喂活饵来野化，是绝对错误的途径。”
他们提供的这些知识，使葛芮觉得这件事情更不对，“从道德上讲不对，从科学上看也不正确”。他们采取行动干预，写信请求野生动物园停止这项活动。可人家不理他们。
他们把虎专家的回信翻译出来，送交到国家林业局，请求他们过问此事，最后林业部门下了一个通知：禁止野生动物园用活体动物喂食。
后来葛芮去看过，动物园不用牛和猪这种大型动物喂了，改成鸡，让游人买鸡，然后坐车进猛兽区，把鸡从车里丢出去，看老虎吃鸡。
她问我：“你说这无聊不无聊？如果你有孩子，你乐意让孩子看这种血腥的表演吗？”
在葛芮送我的一个小册子上这样写道：“对动物残暴的人，无疑对周围人也具有威胁，因为他如能伤害无力对他构成威胁的动物，那么他也能……
“评判某人是否值得信任的内容之一是，看他对其他生灵持怎样的态度，能够善待动物的人，必然也是善良的人。”
“麋鹿保护区成了泄洪区，相当危急！”
1998年夏，长江发大水了。
许多人都想到捐钱捐物，救助灾民。葛芮他们想的还是动物：洪水中有没有动物，有没有动物受到伤害，怎么救助，我们能做些什么？救助灾难中的动物，这在中国还是个稀罕事儿。
正好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湖北做保护区调查，他和一个志愿者刚从石首回来，那儿有一个麋鹿自然保护区。
志愿者说，麋鹿保护区的大堤快被水淹没了！当天下午，葛芮就给石首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水已经进来了，把我们办公室都淹了，如果你明天打电话，可能我们连电话都接不了了。问到麋鹿情况，回答说：大堤只剩4米宽，水已经上来很多，大堤现在断得一段段的，麋鹿保护区成了泄洪区，相当危急！
当天他们就把情况反映到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美国总部，晚上收到总部意见：我们愿意去救助它们，你们带着钱尽管去好了。
他们把东西和钱准备好，第3天，葛芮带4万元现金，和一个叫胡佳的志愿者，加上两个记者，飞到石首。
到的时候正好是洪水最高的一天，保护区的人建议他们不要上去。天快黑了，但葛芮他们急着要看到那些鹿。从老乡那儿租的全是小木船，他们把3只木船绑在一起，这样上到大堤。
当时的情景令人感动：一群武警为保护麋鹿，正冒雨加固大堤，保护区至少有二三十个工作人员没撤，和麋鹿住在一起。
保护区原先有围栏，自然状况非常好，水草丰盛，而且天然气候很适合麋鹿生长。现在，水草都埋在水下，麋鹿吃不到水草，就可能游到长江里头，游到对岸，鹿群会失散，已经有一些麋鹿跑掉了。
葛芮也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保护区用他们带来的钱请民工到水下挖水草，挖出的水草拌上精饲料，搁在大堤不同地方，让麋鹿吃。
去年5月，葛芮又请了一位专门捉野生动物的兽医，他们给保护区捐赠了两只麻醉枪和一批麻醉药，对他们做了培训，希望他们能把洪水中逃散的麋鹿找回来。
“他们刚给我们写了一个报告，你看。”葛芮拿给我一页传真纸。
报告的大意说：他们没有用麻醉枪把麋鹿捉回来，原因是野生麋鹿警惕性高，还没达到麻醉枪的有效射程范围，麋鹿就受到惊吓跑开；野外芦苇枫杨茂密，影响射击，无法击中目标；麋鹿是湿地沼泽动物，经常在水边活动，开枪射击，一旦射伤了它，万一落到水里就会被淹死。但是有10多头鹿自己陆陆续续回来了，现在有130多头了。
由于葛芮他们的救助，保护区受到国际、国内媒体的关注，带来很多的资金，国家环保总局和省环保局拨专款180万元，让他们重建围栏。
葛芮说到这儿，脸上乐滋滋的：“他们说非常遗憾，没能把鹿捉回来。但我想只要这些麋鹿能安全地生活，没糟蹋农田，能给予它们很好的关照，老百姓又没太多抱怨，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不在乎它们没被捉回来，没有关系。看到他们这封信时，我心里非常高兴。”
“要么把大象收走，要么我们把大象炸死！”
“如果野生动物跟老百姓发生冲突怎么办？你们是帮人还是帮动物？”我问葛芮。
她说这样情况的确有，他们刚启动的一个项目，就是解决人与动物争夺栖息地的矛盾。这事发生在云南思茅，是人跟大象的冲突。
负责这个项目的张立是位生态学博士。去年9月份，他带一个小组到云南省的思茅搞调查。
野生亚洲象在我国现存约250只左右。1976年，思茅有大象被偷猎后，就再没人见过象。1992年，大象重返思茅，现在约有20头左右，游走在思茅的中南部，黄昏时活动频繁，直至次日凌晨。偶尔有独象进城溜达，曾有只独象，在飞机场跑道上散步，后又到了思茅三中校园内。
大象刚回来那阵儿，老乡们可高兴了，把它当吉祥物看待，拿东西喂，有人甚至蒸了一锅米饭，跪在地上，双手过头供给大象吃。人与象翻脸是1999年。
大象原始栖息地成了农田，森林里的食物不够了，老百姓在树林子里开荒种的苞谷、香蕉、花椒地成了摆在大象家门口的餐桌。
老乡们想了不少办法对付大象，发动拖拉机，或几十号人聚在一起，大声吆喝，点灯、点火吓唬，但大象很快就熟悉了这些把戏，不怕了。也有农民开着拖拉机吓唬大象，大象一屁股就把拖拉机给坐了。又试着用电围网拦大象，大象一碰就被电打一下。但这也没挡住大象，它拔起棵小树，把电围网砸了。
有一农民，自费挖防象沟，深两米，宽两米，长1000米，花了8000多块钱把自家地圈起来，但大象用鼻子拱几下，土就松了，迈过去了，竹林被踩了，屋子弄倒了，大象甚至跑到人家里，吃盐……
一个孤老太太好不容易种了几亩地，几天就被象吃光了，她求政府救救她。
每年野生动物补偿费，思茅这个县级市总共才有两万块钱，但光大象造成的损失，一个南屏镇，就有260多万元，分到老百姓手上只有几元钱，一斤稻谷只能补几分钱。甚至发生了3起大象踩死人的事故。张立他们小组在村里调查时，老乡们苦苦哀求说：“我们乡里、市里都去过，没用，你们是北京来的嘛，回北京后你们给总理说说。”
老百姓对象的态度全变了。开始认为大象是神，是吉祥物，知道受法律保护，但屡受损失后，实在受不了了，老乡们忍无可忍：“要么把大象收走，要么我们把大象炸死，我们全村一块儿坐牢，每人轮流坐3年。”
张立说：“人与象矛盾再激烈后，就会伤害到大象，我们要创造一种人和动物和谐共处的氛围，既保护大象，又保护老百姓的财产。7月12日，我们的项目正式启动。”项目为期3年，一是了解亚洲象活动规律，它有什么食性，怎么保护。二是村寨社区发展。第三是教育，安全教育，动物保护教育等。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思茅设了一个办公室，聘请了一个动物教育专家。这个项目计划在3年内投100万元以上。
村寨社区发展，不再像从前那样拿一笔钱给老百姓一补了之，因为保护面越来越大，补偿金越来越多，政府根本拿不出。
“我们想的办法是：为每户提供100美元，也就是800元，农民自己一户再拿出100块钱，十几户人、几十户把钱存一起，成立一个互助基金小组。
“互助小组的钱不能平均分配，不能分掉买烟喝酒，这笔钱用来做小额信贷，扶持农村经济，让农民自己找些活计替代农业挣钱。在一定周期内，半年或一年，还上这笔钱，再借给别人。民主选举小组长来管理这笔资金。我们选了4个试点村，第一批有两百户左右。这钱留给农民也是有条件的：只要你不违反自己定的互惠协约，不毁林开荒，积极参与退耕还林，保护野生动物的话，这钱就永远留在社区里，留在小组里。
“如果有人上山砍林子，打猎了，那么你这户就得退出，那800块钱就不能再给你用……”
我问张立：“假如大象再来吃农民种的东西，是让它吃呢，还是不准它们吃？”
“我们提供大象的食物物种，让农民种，比如花椒、竹子、芭蕉等，大象是游走式的，不固定待在一个地方，等它走了以后，吃剩下的，农民可以收获。
“这个项目不光解决眼下大象和人的冲突，我们更想探讨一种新模式：解决人和动物间冲突的新办法。以前国家一味地补偿，什么时候能补到头呢？每年都补，每年都损失，而且由于种种因素，补偿过程中会有一些腐败贪污的事情发生，老百姓的意见就更大了。”
“万一藏羚这个种没了，我们怎么跟下一代说呢？”
1998年秋天，葛芮通过“自然之友”认识了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野牦牛队当时的队长是扎巴
多杰。葛芮与扎巴多杰在北京会面，两人长谈了一次。
“我们谈得很好，扎巴多杰很坦率，讲了野牦牛队的困难，他们本来是治多县西部工委派去可可西里搞开发的，后来他们开始保护藏羚羊，但并不知道怎么保护，他们卖过没收的皮子，卖了皮子来养这支队伍。
“我跟他谈，这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么干，你就不能树立自己清白的形象，本来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伟大、非常有意义的事，这等于自己给它抹黑了。他说不卖了，再也不卖皮子了。”
葛芮做梦也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永别。扎巴多杰回可可西里没几天就去世了。但他跟队里明确说过，咱们以后绝对不要再卖皮子了，这话成了他的遗训。
扎巴多杰他们每月工资二百多块，雇的临时工几个月也付不起钱。冬天巡逻容易抓着盗猎分子，因为有车辙印，但冬天巡逻非常危险。春秋天，地正解冻，车陷在泥水里、河里，一陷好几天，衣服裤子全湿了。那地方平均海拔4500米，年平均温度摄氏零下4度，夏天都能赶上暴风雪。野牦牛队巡山，有时候一个人4天才能吃上一包方便面……
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是索南达杰，他是在和盗猎者的枪战中牺牲的。当别人赶来时，他冻僵的身体还保持着举枪的姿势。第二个是扎巴多杰。野牦牛队还有一个烈士，是巡逻中搭帐篷时被杆子砸死的。
“活生生的一个人，一回去就没了！扎巴多杰的死，对我震撼很大，当时我就觉得：我们有责任帮助这支队伍。藏羚羊，已经有这么多人的血为它流了……”
从1998年开始，基金会向3个保护区———新疆阿尔金山保护区、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西藏羌塘保护区和3省区15个林业公安派出所，也包括野牦牛队，捐助一批通讯器材、夜视仪、传真机、照相机、对讲机、发电机等。
“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使他们巡逻更有效，更安全、更舒适一些，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加强联系，那个地方地广人稀。”
去年5月份，野牦牛队请葛芮和“自然之友”参加他们的烧皮子大会。
“到那儿以后，他们对我们热情得不得了，特别感激，这些年很少受到社会、政府的重视。虽然我们不是政府，但我们毕竟是从北京去的人，他们把我们当恩人似地看。
“其实，真正要被感谢的正是他们，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反盗猎！”
今年年初，基金会在青海做了个试点，印了一批宣传材料，向当地农牧民宣传藏羚羊保护。他们把宣传年历发给青海省林业厅、保护区，也寄给了野牦牛队。他们通过集市，搞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在公路上向过往车辆发放。
“他们刚寄来了一张照片，是索南达杰的侄子，在青藏公路向过往司机发放我们的宣传品。”
葛芮说，一到藏羚繁殖期情况就特紧张。“藏羚，一年一万到两万地被捕杀。这个数字，已经不可能使这个种群健康地繁衍。1998年，扎巴多杰来我们这儿时，带来一张照片，是藏羚羊在繁殖地内被宰杀。”
每年5月份，公母分开，母藏羚躲到一个固定的、有水的地方生育，可惜被一些盗猎者发现。1998年，扎巴多杰他们曾在繁殖地发现盗猎者。母藏羚怀孕跑不快，很容易被打中，打中了就是两条命，小藏羚没有妈妈根本没有办法成活。
去年繁殖期里又有一大批藏羚遭到捕杀，今年春天，野牦牛队在藏羚繁殖地建了两三个点，守在那儿，保护母藏羚和小藏羚，一直到夏末秋初。
“提到藏羚羊，我挺悲哀。这个物种能否保住，到今天也不敢保证。盗猎者以每年两万只的速度杀藏羚羊，目前藏羚羊仅剩不足7.5万只。万一这个种没了，我们怎么跟下一代说呢，就说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花了很多的钱，但是还是没保住这个濒危物种？”说到这儿，葛芮眼圈发红。
野生动物的走私额仅次于军火和毒品，也是暴利。一张藏羚的皮子盗猎者卖300块钱；皮子卖到国外，制成披肩后，每条能卖到7000到上万美金。获利最大的是中间人，这些中间商集中在尼泊尔和印度。
葛芮说：“印度是一个大的口子，这个口子要能堵住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8月20日，印度有一个时装周，很多藏羚羊绒织成的披肩将在印度德里被出售。因此葛芮他们抓紧时间联系印度野生动物基金会和时装协会，一起在时装周中搞一个“对沙图什说不”的活动。他们找到了6个印度的“世界小姐”和一些著名的时装模特，她们都愿意做保护藏羚羊的形象代表。她们要告诉人们，不要买、不要用藏羚羊制的披肩。葛芮他们还设计了一种宣传小册子，封面仿藏羚羊的皮子，里面是宣传照片和文字，介绍藏羚如何被宰杀……
“我们把这些直接寄给欧洲的时装设计师们，告诉他们，你制成的披肩是如何血淋淋来的，请你不要参与杀野生动物，一定要用替代品。有很多设计师支持我们。”
但说到底，真正能直接保护藏羚的还是战斗在青藏高原第一线的反盗猎队伍。
除了物资援助外，葛芮他们下一步打算给这些队伍提供培训的机会，讲讲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和方法以及保护区的管理。
“如果吃的药里有这样得来的熊胆的话，不愿意再用这样的产品”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高斓大厦，只有一间屋子。屋里满当当的，除了办公桌椅外，地上堆满了装有各种宣传资料的大箱子。墙上贴有多幅彩色动物照片：大洋里的蓝鲸，草地上的斑马，冰原上的白毛幼海豹，树丛里的小熊猫，雪花飘飘中的豹……每一幅都很精彩，每一种动物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它们使这间杂乱的屋子，充满生命神采和灵性。
1998年，基金会在北京和上海做的爱护动物的调查，调查结果令人振奋：92％的被调查人认为，动物也有感觉、有感情，也有喜怒哀乐；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表示，如果知道活熊取胆那么残酷，他吃的药里有这样得来的熊胆的话，他们都不愿意再用这样的产品。
但市场上，在任何一家药店都可能找到熊胆酒、熊胆粉等东西。而且很多国际机场出境大厅里，也卖类似的东西。
“这违反了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我们专门印了个小册子，介绍这个公约，还特制了宣传牌放在上海、昆明等机场的出境大厅。”
随着基金会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动物保护项目找上门来。
黑颈鹤夏天住在海拔高的青藏高原上，冬天飞到云南过冬。春天吃饱后，再飞回高原度夏。可春天，正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百姓刚种下的种子被黑颈鹤吃了，种子里裹了农药，黑颈鹤吃后会中毒。
“我们连着两年春天，资助云南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出钱买粮食，成立护鹤小组，让护鹤员到山上去给黑颈鹤喂食。”
今年的春天，葛芮他们又接到大连斑海豹国家一级保护区的紧急求援。斑海豹初春在冰上产仔，很多老百姓就把冰面上的小海豹给抱回家。想在市场上卖或当宠物，但很快发现小海豹太能吃了，海豹母奶里含很厚的油脂，小海豹一天能长20磅，老百姓发现自己养不起了，就不管了，结果不少小海豹饿得奄奄一息。
“保护区的人从渔民家没收来的海豹，要养一段等它们恢复体力后才放生，但没钱，我们已经出钱资助了这个顶目。
“咱们国家许多动物保护区，把钱用来雇人、建房子、买汽车上，真正拿来救助动物的资金很少。我们基金的赞助者，要求我们必须保证把钱用在动物身上。”
葛芮说，他们现在不缺钱，每年他们能从国外得到400多万元的资助，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手不够。她问我能不能帮她一个忙，替他们基金会物色这样一个人：懂英语，当过记者，能在高强度下工作，爱护动物，尊重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