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回来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那笔钱，如果没有那所学校，她们该怎么办；究竟有多少人，由于没有去县城参加笔试的路费，或是根本就没读过书，她们连试的机会都没有。
三个城市女性走到一起
储荟芸，美籍华人，女陶艺家。1995年，储荟芸第一次来大陆旅游，在四川乐山无意中走进一户农民低矮潮湿的土房，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刚出生的女婴，她突然开始思考这个女婴以后的命运……第二年，储荟芸跟随丈夫常驻北京。她为自己订了一个目标：用在华的三年时间，完成100件陶艺，资助中国农村女童上学。2000年4月23日，储荟芸陶艺义卖助学活动在北京长安俱乐部举行，3个小时义卖筹款27万元人民币，储荟芸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谢丽华，中国妇女报副总编，农家女百事通杂志主编。’95世妇会非政府论坛一次关于“梦想”的会议上，谢丽华说：“我的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创办一所完全属于农家女自己的学校，让那些不能再上学的大龄农村姐妹走进学校，想学什么就能学到什么，然后回乡去圆自己的梦。”5年后，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宣告成立，谢丽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吴青，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作家冰心的女儿。1998年、1999年，吴青连续两次前往乐山贫困山区为当地农村妇女开展培训活动。最后一次在马边彝族自治县的夜晚，吴青含泪听取了12名乡村女教师关于当地妇女因为贫困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汇报。临别，她说，我会继续关注马边。今年5月，在她的倡议下，储荟芸与谢丽华联合成立“农家女助学基金”，无偿资助中国西部贫困地区16－22岁、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青年，到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接受为期3个月的电脑培训，之后在北京及当地为她们寻找就业机会。首批20名资助对象定在四川省乐山地区，其中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各10名。
吴青说：“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妇女；教育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一个人，教育一个妇女，就是教育一家人或几代人！”
只有一个面包，面对10个饥饿的孩子
前面是山，后面是山；下面是山，上面还是山！路是一串串的土窝窝，蜿蜒着从头顶上挂下来。每爬一段时间，娄者罗甲就会停下，回过脸来冲我裂嘴笑笑。他的左腿悬拖在空中，几乎顶着我的脑门。36岁的罗甲是前进村第一个初中毕业生。但我对他没有好感，因为他让3个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全部辍学了。只有大女儿阿伍今年读到小学毕业，还是县妇联资助的。
阿伍在山腰上冲我们招手，穿着漂亮的彝族花边褶裙。从县城参加完我们的招生考试后，她就站在这里等，已经两天了。裙子是借的，因为家里买不起。
家在山腰上，三间土屋，一条裂缝像遭雷劈一样，从屋顶直裂到地，里面塞着脱完粒的苞谷棒。屋里黑咕隆咚，借着门外的光，我看见罗甲伸着胳膊满空乱抓，“啪”，一只灯泡亮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阿伍递给我一只手电筒，四处扫过，我发现除了两张木板床，屋里再也没有家具了。墙上贴着几张白纸，画着一座大瓦房，一朵花，一个女孩在跳舞，画的名字叫“一个美家”。阿伍的理想是当一个画家。
画完这幅画，阿伍就失学了。“爸爸的腿断了。”阿伍别过脸去，肩膀抽搐着。
罗甲的左腿是在上山砍树时砸断的，当时阿伍在读3年级，两个妹妹刚上一年级。“砍一棵树可以挣5元钱，孩子们要交学费。”罗甲说，“我想让她们读初中的。”虽然后来断腿接好了，但罗甲不能再砍树了。家里有两亩地，都在山上，没有水，只能种玉米，每年收1000斤干籽。罗甲用竹篓背一半下山去卖，给女儿交学费。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家里没有粮食吃，罗甲再借钱下山买点土豆。
小学毕业后，县妇联不可能再资助阿伍读初中了。因为马边县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的辍学率接近80％，其中大部分是女性。
“三个孩子都听话，主动不读书了。”罗甲笑着，突然哭了起来。阿伍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斜靠在土墙上，手里机械地抠着一个刚煮好的土豆，那是她们今天的午饭。
那个小孩是罗甲的第4个孩子。虽然此前老婆上了环，但还是怀上了。罗甲找政府，希望能给点钱，让老婆流产———他实在借不到钱了。可是政府也没有办法，因为干部的工资也没有着落。
罗甲弟兄5个，他是惟一一个读过书的。“我小时候想当一名乡干部，因为干部可以不用种地。”罗甲不好意思地笑着。但当干部需要有人推荐，初中毕业后罗甲只在村里当了一名组长。政府号召种乌梅，当时7元钱一斤，罗甲带领组里人种了，然而5年后挂果时，乌梅价钱跌到一两角钱一斤，罗甲又带人把树砍了；后来政府又号召种杜仲（药材），十几年过去了，山上的杜仲只有茶杯粗，一棵只能收三四元钱。文化给罗甲带来的最大便利是每年替组里写救济粮申请。“前年开始连救济粮也没有了。带阿伍走吧，回家种地她会把字都忘了。”罗甲眼巴巴地看着我。“每年雨季，山上都要滑坡，土地越来越少了。在家没有活路。”
“如果阿伍在北京挣了钱，你打算干什么？”
“让下面的三个继续读书，要读到初中！”罗甲肯定地说。
“以后呢？”
“如果还能找到钱，就让她们读高中。”罗甲犹豫了片刻，还是肯定地说。
“如果她们考上大学呢？”
沉默。“上大学？”罗甲含着泪，突然大笑起来，“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我做梦也不敢想。”
这是我在马边走访的第4户。我不敢确定是否能带
阿伍去北京，因为未来的几天我们还要走访很多户。她们的眼睛里充满同样的期盼与无助，而贫富的差别在这里可能只是一床被子，一只猪崽。
如果你有一个面包，面对10个因为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孩子，你该怎么办？
“每年每月、每月每天、天天盼望”
啥玛智乌只考了68分。我们本不打算去她家家访，然而她一再哀求：“老师，去我家里看看吧！”我们无法拒绝那双眼睛。
从县城去智乌家要坐4个小时的车，再步行翻两道坡，过一条河。一进村，就看见两座外墙贴着白瓷砖的瓦房，在破落的山寨里，犹如香港中银大厦般的繁华。“那都是不让孩子上学的人家，劳力多，上山砍树挣了些钱。”妇联干部丁丁说。
智乌笑着，站在一座黑糊糊的木板房前。一个脸色蜡黄的瘦小女人，飞快地跑进屋里，赤着脚，眨眼又跑出来，掖下夹着两条长木凳，放在我们面前，用袖子抹了又抹，然后直起腰，大口大口地喘着，有气无力地冲着我们笑。
她是智乌的母亲，有病，不知什么病，因为没有钱去医院。
智乌家8口人就住在这几间板房里。3个哥哥只有大哥读过小学，因为家里没有劳力；弟弟5岁时得了淋巴结核，没有钱，耽误了，手术后落了残疾，今年15岁，刚读小学二年级。
智乌读初中每年需要1000多元开销，全靠爸爸和哥哥们上山砍树。从1998年开始，政府不准再砍伐天然林了，正在读初二的智乌失学了。
门板上有粉笔字的痕迹：“每年每月、每月每天、天天盼望”。
那是今年6月初，智乌听说我们要来马边招生，她赶紧跑到学校，向老师借了几支粉笔，她的家里没有笔。她心里最想写的两个字是“机遇”，然而当她拿起粉笔时才发现，握了两年锄把的手已经不会写字了。智乌哭了。上学时，她的理想是当一名小学老师。
智乌的课本还保存着，20多天的时间，她从小学课本看起。往昔像一场噩梦。
空荡荡的屋里有一个小书架，是智乌仿照学校老师的书架自己做的。几本可怜的教科书上面，有一本鲜红的“脱盲证书”。里面写着：“啥玛子石，女，16岁，系马边县铁觉乡人，于1990年2月1日至12月9日参加扫盲学习，经考核验收，已达到国务院规定的脱盲标准，特发此证。”啥玛子石是智乌的姐姐。
我这才发现，远处一个瘦小的少女，蹲在地上，一直充满羡慕地看着我们。“这是什么字？”我指着证书上的“啥玛子石”问，姐姐犹豫着，微笑着。“这个呢？”我指着“马边”。姐姐犹豫着，微笑着，哭了。
姐姐今年25岁，只上过一年学，因为爸爸和哥哥要上山种庄稼，家里没人做家务；长这么大，姐姐只去过一次县城，回来时在汽车站找不到来时的车，她问一个城里女人，女人说，车上不是都写着吗，你这么年轻拿我开什么心。一个同乡把姐姐领回了家。姐姐哭了。她发誓要认字，可是扫盲班只办了两个晚上。
“我教她认字，她不让。我知道其实她做梦都想认字，但她要干活。她说她不想出嫁，我知道其实她是怕她走了后，我要干更多的活……她说不能让我像她一样干粗活，因为我读过书，我应该去当老师，教很多的孩子认字……”智乌用双手捂着脸，泪水从指缝流下来。
“我读过7天书，我知道不读书的苦。没办法，我没办法。”51岁的父亲尴尬地笑着，豆大的泪一颗接一颗地滚下来。禁伐天然林后，家里的主要收入是上山打笋子。每年5月间，山民们要背上几十斤苞谷面，走两天两夜，翻越十几座大山，最后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搭个草棚住下来。苞谷面吃完的时候再背着竹笋下山，这样一个月
可以挣七八百元钱。然而从今年开始，政府对打笋子也做了限制。
弟弟治病借的几千元债现在还没还完；妈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姐姐不会汉话，她一直蹲在旁边，羡慕地看着我们，微笑着。
判断题：1、家务活是女人的事；2、小云家里特别穷，刚上完小学六年级，父母就让她辍学，以便让弟弟继续上学。
这是我们来马边前，在北京设计的考卷中两道再简单不过的传统性别意识测试题，正确答案应该是“错”。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农村女性之所以失学，主要是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作怪。然而包括智乌在内的许多考生选择的答案都是“对”。
———“家里只能供一个人读书，弟弟小学毕业就退学了，他说，姐姐还有两年就读完初中了，他还要读三年。去年他结婚了，因为家里没有人养猪，他不想让我回家养猪。可我知道他不愿意结婚，他才17岁。”娄者妈麻说。
———“读初二那年，弟弟妹妹也要上初中了，我要退学，爸爸妈妈不同意，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他们一天天变老……”阿克布志说。
究竟谁错了？！
“我不仅不能帮他们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反而成为他们说不出的痛”
“考上高中我也不会去读了。”面试的时候，16岁的余洪兰很坚决地说。
到她家时，天已经快黑了。余洪兰正坐在门口看初中英语课本。“我的英语不好，几天不学了，怕忘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着。今天是她初中毕业后的第12天。
门里的小木桌上，一台老掉牙的收音机含糊不清地唱着。旁边一张麻袋做的躺椅上，半躺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孩子，身子瘦得像一把芦柴棒，只剩下一双大眼睛还在忽闪着。他是余洪兰的二弟。小时候走路就比正常人慢，上小学4年级时，连路也走不了了。学校在山下10来里的街上，当时只有13岁的余洪兰背着他上完了5年级。二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第二年连腰也直不起来了，只能回家养着。
墙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奖状，都是余洪兰和二弟上学时得的。
“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我问。
“没有钱。”余洪兰的妈妈像小学生一样笔挺地坐在小矮凳上，紧张地看着我。她心脏不好，上山背苞谷的时候，几次昏死过去。余洪兰还有个三弟，读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去山上看爸爸砍树，回来后就哭着说不读书了。“他说他看见他爸背着木头像狗一样在山上爬。”妈妈说。三弟今年14岁，几天前，去县城冰棍厂打工去了，每月200元钱，一年可以干两个月。
“以后挣到钱，你打算干什么？”我问余洪兰。
“给妈妈和弟弟治病。”余洪兰小声说，“如果还有钱，我想再读书。”
“为什么？”
“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如果我们不读书，社会就不会进步。”余洪兰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转。
妈妈一直挺着腰，像小学生一样拘谨地坐着。趁我记笔记时，突然探过头来：“听说冰棍厂很冷，人进去要穿棉袄，是真的吗？”
干完农活，余洪兰会握着二弟的手写字，因为现在二弟连胳膊也抬不起来了。
“你愿意让姐姐出远门吗？”我盯着二弟的大眼睛。
二弟羞涩地垂下了头。
“姐姐去读书，挣钱回来给你和妈妈治病，好吗？”
二弟点点头，突然哭了。
余洪兰班里有7个女生，都参加了我们的招生考试。“恼火得很，今年全区一共有68个初中毕业生，能有10个继续读书的就不错了。”徐兴德沮丧地说。他是区中学总务主任，每年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1000多元钱为学生垫交学费。“要体力没体力，要技术没技术，回到家，她们连农民都不如。”他一边翻着笔记本，一边痛苦地摇着头，“李洪琴，住在山上，没活路做；向朝会，中考成绩不
错，可惜了，妈妈有精神病……”
从我们一进家门，向朝会的奶奶就开始哭，她今年76岁，从没有坐过汽车，她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人从毛主席住的地方来帮她孙女谋条生路。
通过妇联干部翻译，我终于听清了：向朝会的爸爸是个癞子，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妈妈是奶奶的亲侄女，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可是又没办法，生下向朝会后就疯了，经常打女儿。奶奶希望我们带朝会走，在家种地一辈子没有出头的日子……
“我不恨妈妈，因为她生了我。”向朝会眼圈红了，“可是我没办法给她治病，家里的钱都让我上学用光了。”墙上贴满了奖状，都是向朝会的。妹妹今年13岁，上了一年学就不读了。“我教她写字，她不学，还骂我。”向朝会一脸不解地说。
向朝会的叔叔是全县的新闻人物：不久前，他在浙江打工时，摸了50万元的大奖。“村里人都这么说，叔叔说没这回事。”向朝会平静地说，“中不中奖是他的事，钱再多，没有知识，也会用光的。”
说话间，一个小女孩背着一篓几乎和她一样高的猪草，赤着脚，“咚咚”地从山上跑下来。不等我们回过神来，已经扔下竹篓，风一样地钻到屋里去了。我走进去，她已经把奶奶给我们倒的一茶缸水全喝了，正像牛一样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被露水打得透湿，滚满了泥，裂着大嘴冲我傻笑着。她就是向朝会的妹妹。
“你为什么不读书了？”我问她。她裂着大嘴笑着。
“读书累，还是干活累？”我问她。她裂着大嘴笑着。奶奶赶紧跑过来冲她大声嚷嚷着。
“不知道。”她摇摇头，继续裂着大嘴笑着。
下山的时候，向朝会跟在我身后，这个刚满16岁的孩子悄悄地问我，“老师，能带我走吗？如果我一辈子生活在这里，以后会不会也疯了？”
知识给她们带来了幸福，因为她们不再是睁眼瞎；知识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因为她们不再是睁眼瞎。
“上学并不都是快乐的，可是如果我不上学，我只能做一个农民。爸爸妈妈天天像牛一样干活，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过得艰难。他们辛辛苦苦地供我读书，就是不想再看到我像他们一样在地里风吹雨淋。但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做一个农民。我不仅不能帮他们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反而成为他们说不出的痛。”一个叫吴燕的考生说。
她们贫穷，但这不是她们的错；不是因为愚昧，不是因为懒惰，她们缺少的只是机会；她们曾经是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她们的父母为此不惜卖掉家里最后一只猪崽；然而那些日渐衰老的农民一生的寄托与付出，却在她们毕业回家的瞬间，灰飞烟灭；她们曾经苦苦追逐的知识在贫困面前是那样苍白无力！她们一度陷入“在家没活路，出门没能力”的窘地！
“老人一辈子的血汗，我一天就给毁了”
“四川省会是重庆，故宫在南京，1米等于10厘米，1公里等于10里……”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一个上过初中的人答的卷子。“你是怎么学的，99乘99你都能算出来，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写错了？”我大声问。
“我失学6年了，一直在家种地。”曲古小声辩解着。“可你上过两年初中啊！种地就不需要文化了？”我不敢说了。曲古用手死死捂着嘴，身体剧烈地抽搐着。“带我走吧，在这里读书再多也没有用……爸爸妈妈只有我们姐妹三个，没有儿子，村里人都瞧不起我们……”曲古“哇”地哭出声来。
月儿坝村像月牙儿一样从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蜿蜒下来。高处有30多户人家，要爬两个多小时，祖祖辈辈没有人读书，因为没有老师愿意去。曲古的爸爸阿牛初中毕业后上去办了一个教学点，做了代课老师，每月24元钱。他劝家长送女儿读书，但很少有人听，后来不知为什么闹了矛盾，曲古家两亩刚出苗的玉米全被人拔了。“后来我辞了，因为我的女儿也读不起书了。”阿牛愧疚地说。他在山上教了8年，12个学生。
一座东歪西倒的土房，用竹笆隔成3小间。曲古的那间四周贴满各类植物的挂图，有些褪色，罩满灰尘。挂图是曲古退学时向植物老师要的。“我喜欢植物，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曲古说。在家6年，体重只有80多斤的曲古每天要上山砍100多斤柴，和爸爸翻越十几座山挖鲜嫩的竹笋，而生活从未因此而改变。挂图上许多植物的名字已经忘掉了。
在曲古家里，我看到了走访了十几户以来，惟一的一本农业技术书。破烂不堪，残页上还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去年家里3头猪得了怪病，曲古到区兽医站借来这本书，和爸爸一起研究，猪死光了，才查到病因：痢疾。
小学就在曲古家后面，几间四处漏风的木板房，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月儿坝村成人农业技术夜校”。“那是去年挂的，从来没有成人来上过课。”曲古说。
10年前，月儿坝有了全区第一个大学生。“还有一年就毕业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曲古满脸惋惜地说，“阿
英很有才，上初中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过诗。
阿克阿英在我们来时的山路上收乌梅。“诗人，有人找你。”一片哄笑声中，一个又黑又瘦的汉子骂骂咧咧地跑过来。我递给他一支烟，他客气地推让着，伸出焦黄的手指接了，大口地吸起来。
“生意怎么样？”我问。他吱吱呀呀地说了一大通。妇联干部翻译说，广东老板刚罚了他300元钱，因为许多乌梅质量不好，他不忍心看着农民赔了，就收了。
他已经不会说普通话了。
“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呢？”
“进了大学的门，有几个还在好好读书的？”他低下了头。
父亲在他上高中那年死了，母亲先是卖了耕牛，后来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全村人家的钱几乎借遍了。阿英考上了西南民族学院，入学成绩在班里排在前面，但他发现同学中有几个连分数线都没有达到。“当时有些不平衡，也没什么。”他不屑地摆摆头：“饿，主要是饿。”后来，只要谁能给他吃的，给他钱，让他干什么都行。
开除回家后，母亲当时就昏过去了。“现在她不提这事儿了，她老了，脑筋不太管用了。”阿英干笑了一下，露出一嘴黄牙。
“还写诗吗？”
“刚回家那两年还写点，现在不写了，写诗需要激情……”他突然抬起头，狠狠瞪着旁边正在怪笑的人，旋即转过脸来，认真地对我说，“主观改变不了客观，你信不信？”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会不会好好读书？”我小声问他。
“我宁肯一天学不上。家里5个孩子，只有我上过学。”他有些自嘲地笑笑，“老人一辈子的血汗，我一天就给毁了”。
开除回家后第8年，阿英结了婚，29岁，是村里同龄人中结婚最晚的。老婆是一个没读过书的山里女人。第二年，给他生了儿子。
“继续写诗吧！”告别时，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赶忙用双手接过去，小心翼翼地装进内衣口袋，脸上灿烂地笑着，问我：“如今外面还有人读诗吗？”
马边几乎没有什么企业，但马边资源很富饶，磷矿储量占全国第三位，水能资源可开发32万千瓦。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正在向马边吹响。马边需要人才。
“需要人才是一回事，有没有适合人才脱颍而出的条件又是一回事。”县教育局局长汪中泉说。自1998年招生制度改革以来，马边积压了300多名待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年全县企事业单位将进行第一次用人制度改革：公开考试，竞争上岗，可以解决20名待业大中专毕业生。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的改革主要是为了缓和1998年以来的压力，属于特殊情况，明年不会再搞了。
“对于马边这样的贫困地区来说，素质教育首先应该是怎么谋生的教育。自己的生存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追赶，讲什么跨越！”一位从教20多年的乡村老师说。
“老师，你还会来马边吗？”
向朝会最终没能够走。体检时，她被查出得了乙肝，在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就要上车离开马边的时候，她在大街上哭起来，抱着电线杆，父亲垂手站在一边。我和妇联的干部劝他赶快给女儿治病，病好了还是有机会出去的。后来，向朝会不哭了，递给我一本写满毕业留言的日记本，要我留下学校的电话号码。她的脸上又恢复了拘谨的笑，她向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老师，你还会来马边吗？”
7月4日18时30分，马边长途汽车站。前来送行的主要是男人，因为女人们下不了山。他们没有话说，目光有些呆滞地站在车旁，望着女儿，望着远山。车内乱做一团，女儿们找着自己的位置，兴奋地叫着。只是在汽车开动后，父亲们开始追在车后奔跑的时候，有人哭了。故乡，倒退着，远去了。
7月5日7时，成都火车站。票贩子，拉客的，人贩子，小偷，警察，人流，我们。
7月6日17时，保定站。她们开始梳理凌乱的长发，那是彝族女人美丽的标志。她们开始换上彝族的长裙，很多人是为这次离家特地借钱买的。两个女大学生在车厢里尖叫起来：“哇赛！快来看呀，真是美呆了嗳！”
7月6日19时30分，北京西客站。在城里人眼里，一群少数民族少女，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幸福的微笑，踏上了祖国的首都。她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霓虹灯、车流、闹市、水泥与钢筋浇筑的森林。她们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吗？
7月12日，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
阿伍充满敬畏地注视着眼前的电脑，手指轻轻地拂过键盘，“啪”，她按下了开关，屏幕上出现了一片蓝天白云。阿伍笑了。
四川，马边，大山深处。
曲别希尔，女，17岁。1995年，父亲在运送木料时受重伤，希尔姐妹3个先后失学；1997年，在县妇联资助下，希尔进入女童班读小学三年级；每月50元生活费，靠父亲上山砍5棵树支付。今年6月，女童班失去资助，小学毕业的希尔再次面临失学。理想：当一名乡村女医生。
陈光桃，女，16岁。1998年，父母在山体滑坡中双双身亡。正在读初一的陈光桃退学回家，靠种地、养猪、借债，供13岁的弟弟继续读书。理想：打工挣钱，供弟弟读完初中。
还有俞家群、孙海梅、向朝会、曲别丁丁、立果坚罗……她们没有能够走出大山，这次，也许是她们今生惟一的机会。
日子像脚下的马边河，雄浑、沉闷、悠长，穿越她们的黑发，她们的梦想，她们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