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饭店，中国一家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五星级饭店。
一群看上去黑黑壮壮、土头土脑，说话带川音的男人来到这家饭店，他们要在这里请客，请一位与他们出身完全不同的人吃饭。
进出北京饭店的人肯定没一个人能想到：这群人，曾被城里人喊成“叫花子”、乞丐，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曾是最贫穷、最没地位的人。
他们要请的人，从前是北京一家医院里年富力强的主治医生，这伙人叫他王教授。
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把他们扯到了一块儿？
“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两年才决定的”
王维平，十多年前是北医一院传染科年轻的主治医生。
突然有一天他说不干了，不当医生了，要去搞垃圾。医院里没一个人当真，都当笑话听。才30来岁，出了《灾难医学》、《旅游卫生》等四本专著，正是挑大梁的时候。
可没过太久，他真的调到了当时人称“垃圾局”、“大粪局”的北京市环卫局。
“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两年才决定的。”
在简陋的、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坐在北京市垃圾、粪便清洁场分布图下头，王说自己不后悔。
“在垃圾领域，现在没人比我的名气大，全国有200多家电视台播过我，全世界报纸电视报道我50多回。”
他爸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早年属家庭成份不好一类，受歧视，没参加过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后来去了北大荒兵团，推荐上大学也轮不上他。
王维平说他性子最大特点就是倔，不服气，可能跟他属牛有关。越是境遇不好，越是不信邪，越折腾。先是拉二胡，在文工团里干，后来上了大学，分到北医一院当医生。与共和国同年出生，又一直不停地折腾的王维平，按理儿说，这下可以消停踏实了。
安稳日子没过太久，又想折腾了：“我就是每天看30个病人，一年能看多少，一辈子能看多少？我难道就在来苏水中过完平淡的一生？”
1983年，北京曾搞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结果发现沿现在三环路一线，有7000多座垃圾堆———北京成了被垃圾包围的城市！
而全国呢，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周围都被垃圾给围上了。城市垃圾问题凸显，成了世界各国政府都为之头痛的问题之一。
“人，可以一辈子没坐过飞机火车，甚至一辈子不结婚生孩子，可是，有哪个人不吃饭，不排垃圾？”
“中国不缺医生，缺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学过8年的“公共卫生”专业。
托福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资源短缺、贫富落差大，垃圾包围城市，如果现在不加紧考虑对策，未来人类就没有出路。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如此。
“世界迟早会出现‘垃圾浪潮’”。他选中了研究垃圾的事业。
1986年的一天傍晚，王溜达到西单，一眼瞅见环卫局的牌子，就上楼，直奔组织部，说要来搞垃圾，是硕士，出过书。当时环卫局有两万多职工，只有8个大学生。管人事的人很是惊喜，当即就同意，一周后王维平调入，由主治医生变为垃圾工程师。
后来借到建设部，搞全国城市环卫规划，起草产业政策。
弄出两份文件后，他感到内疚了：我虽学了8年卫生系，懂卫生，但我不懂环境呵！
又下决心停薪，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专攻“特种污水处理和垃圾对策研究”。
他的父兄在日本，家在东京，有不动产。东京人口比北京还多，很繁华也很干净。亲戚朋友带他去了富土山、北海道等风景名胜的地儿，可他的目光总是离不开垃圾：人家是如何处理的？
在东京有7000多名小贩，专回收旧报纸。他们开着小车子“叮呤呤”地来了，把人们放在门口的旧报纸拿走，换上卫生纸。就这样，东京的报纸回收率高达75％，为造纸工业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原料，仅此一项就少进口木材300万立方米。
还有回收易拉罐，东京每年有一个“捡空罐日”，回收1吨易拉罐，可少采几吨铝矿。由于日本当局实施“垃圾源头消减计划”，日本垃圾产量连续多年回落。
访问学习期满，他哥哥在东京给他找好了工作，月薪3500美金。
他说还是回去。往东京成田机场走的路上，80岁的老父亲送他，路上老人不停地问：“你想好了，回去？你想好了，回去？”望着老人一头枯稀的白发，王维平说当时内心矛盾得厉害。
王维平信心十足地又回到他的“垃圾局”，这回他可以大显身手，搞了不少调研，弄回来不少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
先给局领导来场汇报会，又是准备资料，又是做胶片，他兴致勃勃地讲着：“最主要的是，中国现在的垃圾对策不对，是事倍功半的对策，是落后的对策，必须首先改变，可以借鉴国外好的做法和经验……”
领导听不懂，认为他学的这套洋货在中国行不通，给了他两个字的评价：狗屁！
王维平当头一闷棍，有些发蒙。
镇定下来，倔劲又上来了：“我就不信先进的东西、好的东西，中国政府和社会不接受！”他要把他的洋货，结合进中国的实情，重新研究。
这时候，几个四川农民来环卫局，找到王维平。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一吨垃圾就是一克黄金”
“大哥，我们找你好几年了，你干啥去了？”他们见了王维平问。
这些人里的头儿叫许际才。1988年，他靠在北京当干部的一位老乡介绍，辗转找到王维平。是王维平的一张条子，把他介绍到国营垃圾场拣垃圾。许从此一发不可收，“忽啦啦”从老家召来几百号人，他是第一个在北京承包垃圾场的四川农民。最多时，他承包过4座大垃圾场。
我在北京北郊的一家小饭店里，见到了靠拣垃圾起家发财的许际才，在他开的饭店里，他的几个同乡围在桌边坐着。他们现在还承包着亚运村北的一家清洁场，占地40多亩，每天来倒垃圾的车子有200多辆。
一提起早年包垃圾场的事，老乡们来了情绪，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拣垃圾的农民10人一小组，拣金属、塑料、鞋底胶皮、玻璃、纸类包装等，收上来的废品再卖到河北等地。还有些人专干拆旧房的活，发包人不给工钱，拆下来的废砖和旧木料归他们，将碎砖剔净码成垛，连砖带木料卖给农民砌院墙、垒猪圈。
许掏出纸笔，给我算细账：一个月能出玻璃25吨、铁皮10吨、塑料15吨、塑料皮40吨、布毛10吨、瓶子10吨、泡沫塑料2吨……可利用的占垃圾总量的20％，就是说，垃圾里有五分之一是有用的，剩下的多是渣土。
人就住在垃圾场四周，自己盖屋。每天早上5点开始，陆陆续续有垃圾车来，一直到下午3点。垃圾车一到，众人“忽”地围上，几分钟工夫就能扒拉个底掉。谁勤快，拣得多，钱也就多。10天一结账，发现钱。高的时候，一人一月能拿上500块，现在有上千块。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一吨垃圾就是一克黄金。”（能拣出90多块钱）他们总结道。
还有一笔意想不到的收入：养猪。
最多时，许际才他们养了几千头猪，好大一片猪栏。他们的垃圾场一天能拣将近一卡车的馒头，一个月能拣40吨。
知道北京拣垃圾挣钱，老家人一个传一个，越来越多，光是许一人前前后后从老家叫来了2000多人。每到寒暑假，村上有上高中、中专的学生也专门来拣垃圾，从垃圾堆里挣学费。
来北京拣垃圾的四川人主要是巴中和仪陇两县，那儿多为山地丘陵，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在家只能种地，现在一斤稻谷才卖两毛八分，一个人才有四分地。靠种地，连交提留都不够。”
“提留好多哟，一个人每年300多元……”
许际才说，开始觉得拣垃圾丢人，好几年回家都不说，现在不了，每次回老家，乡干部还请他们吃饭。
“为啥子？只要家里有人在北京拣垃圾，他家的提留肯定是交上了。”
据说联合国一官员到巴中，县长告诉他：我们县共有60万人，有20万人在外面拣垃圾，光北京就有4万人，他们为带动巴中的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清洁北京城尽了一分力。
“这些年，我们拣出多少资源呵，我们巴中人在北京拣出的东西，能堆两座大山。”
但现在包垃圾场越来越难，北京好几座大垃圾场都闲着不包。
“一座垃圾场，一年我们交30万人家也不让包。多可惜，一年几十吨的资源，几百万的利润就这样白白填埋掉了。”说得他们直咂舌。
“我们对北京是有贡献的，起码延长了垃圾填埋场的使用时间，一吨垃圾占两个立方，如果一座垃圾场使用寿命是5年，我们又给延长了半年。”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热情不减，好像还挺有光荣感，这与王维平给他们的灌输分不开。
“确定好对策，进入良性循环，可引发一场垃圾革命”
再说当年那些农民见到王维平后，直率地跟他说：
“大哥，我们现在都发财了，你说要什么吧，是买手机呢还是买房？”他们要报恩了。
“我只要一条，你们听我的！”王答。
接着吩咐道：“下礼拜三，北京饭店吃饭，把你们各帮帮主都叫来，我请客，你们掏钱！”
就这样去了北京饭店。开席前，王跟桌上的人说：“一人一张纸，把你们的年收入，管多少人，一天能拣多少，都拣些什么，人住哪儿，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统统写上。”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迟疑，不敢写。
终于，有人吞吞吐吐地问：“大哥，你该不是想分一股吧？”
“我是要为你们这些拾荒大军正名！谁要是瞎写，以后就别来找我，就别干了！”
王维平拿到了第一手资料。跟着，每到周六、周日，他换上拣垃圾的衣服去暗访，核实。
拣垃圾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拣的，各帮有各帮地盘，生人进去是要被打出来的。王先跟帮头们打好招呼，去了京广中心。这儿是北京的富地，住这儿的人消费水平高，不仅垃圾量大，且含金量也高。又去呼家楼，跟人一起拣垃圾，他把自己拣的送给农民，混熟了再打探着问：一天能拣多少呵，拣些什么呵，能卖多少呵，往家寄多少钱呵，计不计划生育呵？
再跟着大卡车到河北去卖，慢慢地，垃圾领域里各个环节摸熟了，王维平有关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也出来了：
“外地人进京拣垃圾谋生大体始于80年代末，如今已发展到8．2万人。其中，四川约4．6万人，河南约1．7万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从专业分工角度，8．2万人中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拣垃圾的人约2．1万人，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对策研究》是他的代表作，提出了中国的垃圾对策。
“确定好对策，进入良性循环，可引发一场垃圾革命。”
以前垃圾处理的观点是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他认为首选对策是让垃圾少产生，即源头削减，然后才是减量化和资源化，最后达到无害化，看上去只是词儿的位置换了。
“可别小看了这顺序，大思路变了。与其大规模建垃圾场，不如少产生垃圾。”
把他的观点捋顺了就是：
1，把垃圾对策的重点和视点前移，移到社会物流的源头，避免和消减垃圾的产生。
2，对不能不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分选，循环利用；
3，垃圾量减少了，末端处理也省力了，再用焚烧制能、无机物制砖等方法，让垃圾资源化、无害化。
“大量开采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产生垃圾，中国本来就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绝对经不起这么糟蹋浪费。”
垃圾源头削减有些什么办法呢？他对净菜进城做了这样的经济分析：
1，蔬菜废料，像菜根、菜叶、菜帮等不能吃的部分，要是在菜地里就弄干净，还田，可以增加地力，有机肥；
2，毛菜进城，不能吃的部分占总运输量的10％～15％，属无效运输；
3，蔬菜废料在城市中变成垃圾后，还得人清扫收集；
4，垃圾再运出城又是无效运输；
5，垃圾处理场容量压力增大，增加处理场费用；
6，净菜进城可让食者减少摘菜时间和麻烦。
“目前我国蔬菜公司或菜贩，认为毛菜便宜，易被市场接受，净菜贵成本高，至于垃圾不垃圾、污染不污染的，不在考虑之列。”
王提出这样的建议：国家可以对净菜市场进行短期补贴，使净菜占领市场后，发布禁令，禁毛菜上市。由于净菜进城可以减少10％～15％垃圾量，就能降低对垃圾处理费的支出。
其他减少垃圾量的办法还有：少用消费性包装啦、循环利用包装物啦、垃圾分类啦、对电池、灯管和包装等企业征收处理费、垃圾计量收费等等。
“新鲜，收垃圾难道还有人称呵？”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地问。
“计量不等于称重。”他解释道。
“如果一刀切收费，谁排的垃圾多，谁得便宜。像日本东京把垃圾袋分为10升、20升、45升三种型号，10升的垃圾袋上要贴10升的垃圾处理票，以此类推，垃圾票要去清扫局买，不贴垃圾处理票的垃圾袋，不管收运。咱们可以通过街道居委会和环保志愿者干这些事。”
他的调查报告，到了北京市政协，接着招来了“凤凰卫视”，跟着中央台，北京台，东京台都来了，王维平因研究垃圾就此成名。
“凤凰卫视”拍片时，王维平带主持人杨澜见了另一个拣垃圾拣出了大名堂的巴中农民，这人叫杜茂献。
“环保必须走产业化的路子，培育环保市场，发展环保产业，实现利益驱动的市场机制，实现多元化投资”
北京南郊，过洋桥再向南，出四环路几百米，眼前矗着一座大垃圾山。垃圾山呈锥台状，看上去年头不短，顶部被碾成个大平台，边缘像墙壁一样，经风吹雨淋扯出来的旧塑料，在风中飘呀飘。
隔条马路，是一红砖围成的大杂院，院里杂乱，贴墙盖着一圈平房，敞开的房门口放着燃烧的炉子、水桶等。院中间堆放着泡沫塑料、纸箱，不断有骑三轮车的人进出。
院门口挂个大牌子：北京茂献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杜茂献站牌下，显得矮小。杜高中文化，说是还念了几年农大，80年代在老家巴中还干过教师。“说是一个月30元工资，实际上也得不到。”
那时，他的同乡许际才已在北京拣垃圾发财，回去跟他说：“拣垃圾都比你教书强，一年一万块。”杜跟着上了北京，进垃圾场。
“我当时穷得连把三齿（耙子）都买不起，还是跟我一个学生借了一把。”他在垃圾场开始了新生活。
天天起早贪黑，大太阳晒着，雨淋着，垃圾堆臭气熏天，滋养着老鼠、蟑螂、蚊子及各种各样的苍蝇。一天干下来人被垃圾熏得恶心，才拣了一个月，他就觉得这不是个办法，太低级落后，太原始，也太不卫生了。他换了个干法，跟踪收运货的车到厂家，了解到行情和差价。然后自己一辆板车，自收自卖，当起收垃圾的小老板。
杜给自己确立了几个“五年发展规划”：第一个五年挣两万，第二个五年挣10万，第三个五年挣50万……
等王维平从日本回来时，他跟许际才一个城南，一个城北，各把一方垃圾场，成了拣垃圾圈里的“老大”级人物。
提起王维平，杜一口一个“王教授”地叫着。
我故意问：“怎么，搞垃圾，还能当教授？”
“王教授是专门去过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人民大学现在也请他当教授。他的办公室我常跑，环卫局三楼314，就是厕所旁边的那间……”杜茂献和他拣垃圾的同乡，在教授的指导下拣垃圾，水平不断提高，且进入新的层次。
许际才和杜茂献包的垃圾场，也成了王维平的两大研究“基地”，他也常跑。王维平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干不行，得成立公司，得正规化管理，这样也才能受法律保护。
采访王维平时，问及为什么建议拣垃圾的农民成立公司，他说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
一是农民进城拣垃圾，有利有弊，政府有责任兴利除弊，把这些散兵游勇组织起来。
农民进城拣垃圾总的看是件双赢的好事，既利于垃圾减量和资源化，又增加就业带动扶贫。但同时也产生弊端，比如：作为社会游民，不好管理，有些进城拣垃圾的农民，拣不着就偷，井盖、铁管子、电线、脚手架上的卡子等都拿去当废品卖了，影响社会治安；生活在垃圾场那种环境，很容易得传染病，对他们身体有损害，且造成二次污染；有70％的人不计划生育……
再从另一个角度说，现在管环卫的就环卫局一家，又是法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和监督者；是管理者，又是操作者。教练、裁判、球员全一身担了，他认为这样不好。
“给人的感觉是，城市环卫好像完全是政府的事，公众只是旁观者。全额财政拨款，没有竞争机制，必然产生懒惰和低效，资金缺口还越来越大，成了无底洞。”
他的结论是：“环保必须走产业化的路子，培育环保市场，发展环保产业，意在实现利益驱动的市场机制，实现多元化投资。”
杜茂献今年年初有了自己的公司，他是公司的法人代表，跟他拣垃圾的老乡也有了堂堂正正的身份。他们在北京丰台南苑租了20亩大小的空地，盖了60多间简易宿舍和库房。杜茂献的办公室也是自己盖的，还装备上了一台联想电脑。
“我们已从游击队变为正规军，将来就是集团军。我们共分三步走。”对以后的发展路子他踌躇满志。
“首先，我们搞清扫、保洁、清运，现在已经包了西城区的垃圾楼，承包了宣武区的红联小区和北潞春小区保洁，每个工人能清扫2500平方米。一边清扫，一边对垃圾进行分拣和回收。
“第二步，再生资源加工，主要是塑料加工回收。合作的是北京鹏远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合资公司。
“光是旧塑料就有几百个品种，塑料占垃圾的80％，每吨旧塑料卖价是300块，如果加工成颗粒后，每吨能卖到4000～5000块，可以生产垃圾桶。旧塑料靠我们自己拣，再收一些，然后运到我们自己的厂子加工处理。”
第三步，是搞垃圾焚烧。
“我们用的是再燃式多用焚烧炉，这炉子已经在南极用上了，搞垃圾，也必须有高科技。”
杜茂献从抽屉里掏出一撂材料，有公司介绍、合同书，与他合作公司的产品介绍等等，他从里边抽出一张印刷精致的彩色图片（见本版下图）说：“看，将来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垃圾从居民楼出来，先装分类桶，再运到再生厂，厨房垃圾送到堆肥厂，剩下的再用压缩车运到填埋厂……”
“政府现在投一亿元才能干的清洁活儿，要给咱们3000万就够了”
因为是采访与垃圾有关的事，来的路上，我特别注意周围的垃圾。过了洋桥路两边还算干净，快到四环路时，路边越来越脏，几乎成了垃圾沟，垃圾下流着黑色的脏水。我停下来想拍张照片，调焦距时，一低头瞧见脚边不远，蹲着一只肥大的老鼠注视着我。
一骑自行车的男人停下，冲着我喊：“拍，拍，你好好拍点儿，这也脏得太不像话了！到底有没人管呵？”
杜茂献说他自己手里一没高科技、二没大资金，“但咱们有人呵，咱老家人能吃苦，能干。现在北京的城市卫生，还赶不上一些中小城市。吃大锅饭都把人吃懒了，呆着拿国家的工资，活儿却转包给外地人干。假如说政府现在投一亿元才能干的清洁活儿，要给咱们3000万就够了，而且保证干得领导高兴，老百姓舒心。”
“你敢不敢把全北京保洁的活儿都包了？”我问他。
“怎不敢，可太难！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真太难了，我现在都打怕了。咱们曾跟一个单位谈，人家开口就让咱们交103万元的风险抵押金，然后每个月还要交多少多少。他们自己不干，还不让别人干，就知道管、卡、要，我恨死他们了！”
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性子够拗，是个轻易不低头的主儿。他的不少同乡拣垃圾挣上钱后，都回老家盖房或在县城买房了，杜说决不回去买房盖房。
“因为我根本就不准备回老家，这辈子就在北京干了，就干垃圾这行儿。”他说他们公司现在不挣钱，是见缝插针占市场，是跟环卫部门抢饭吃。
他说跟他合作的企业老板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人，特看好中国的环保市场：“人家国外企业，就等着我们加入WTO，等着中国开放环保市场了。中国人最多、垃圾产量也最大，这是一个多了不得的市场呵。
“为什么王教授现在研究环保经济学、垃圾经济学呵？这叫第四产业，一旦市场开放，不得了呵。我肯定能等到那一天！”
离开“茂献公司”大杂院前，他说：“等今年10月，咱们小区保洁规范化了，工人培训什么的都搞完了，准备开个会，到时候请你来呵。”
如果我真去开他的会，应该能遇见另两个人：王维平和许际才。
繁华首都与贫困山村，具有现代环保观念的知识分子与埋头苦干的农民，竟这样联手干出一番事业———好个“垃圾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