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黄昏，我突然看到妻子在阴影中泪眼汪汪，手里拿着本《英雄无语》。
这是一本描写真实历史的类似纪实作品的小说，关于几个在党史中曾是重要角色的男人和他们家庭恩怨的故事。书的作者是主人公的孙女，项小米，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
《英雄无语》使很多人很感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在一大堆赠书中，随意翻了翻这本书，立刻就陷了进去。他说：我一下觉得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和国家，重新看待那些我们过去不经意对待的老人，他们的默默无语实际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错误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甚至我们这个时代，使人的感情更温暖。确实，我们不应该找借口阻碍我们下个星期天回家坐到父亲的身旁，听他们讲过去那些令他激动的故事。
这本书有许多说不清楚，但读者读毕可能会意识到，任何革命、任何所谓伟大的事业都应该对人民有益，或者说，即使做大事情，也不能放弃普通人的感情，不能放弃个人品性的修养，对人民乃至亲人，不能残酷。坚持这一点或许可以避免许多大错误，甚至“文革”那样的劫难。
爷爷———令人恐怖的暗杀者
高干子弟和他们的家族是当代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曾经苦恼和被误解的作者项小米说：“怎样看待自己的前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前辈的功劳当成自己攫取的资本，那是很不文明的，或者说很野蛮很土。”
我早在她大名鼎鼎父亲项南因“晋江假药”而受波折的那个时期就认识她。我知道这是一个“红色贵族”家庭的女儿，但她表现出的普通姑娘的作派，使人容易忘记一些高干子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她嬉笑寒喧，交游广泛，也常写东西，但对她的家族不说一词。我知道许多中国人都在说这个家族。我更多地知道她的父亲，我到过福州和泉州，听到过那些从形形色色的冤案和贫困中解脱的人，或白肤色带有中亚血统的石狮姑娘带着感激口吻说他们的项书记。甚至在莆田，那个为了知青儿子的境遇给毛主席写过信的穷教书匠李庆霖从“帮派体系”中的解脱，也是靠了项书记。
南中国的人大都知道这是一个为父老乡亲干好事的官。
对于她的爷爷，早先项小米知之不多，印象中那是一个很神秘的面目沉郁的人。爷爷去世后，她从党史材料中得知：他们这些孩子曾非常不喜欢的这个前辈，是“一个立过大功的地下工作者，一个猎犬般蹲守于上海街头三月之久，终于在某个早晨猎杀掉变节者的人；一个打掉自己四颗牙齿化装成乞丐，把重要情报送达红都瑞金，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远征的人。”
可是她爷爷生前永远沉默，直至在“文革”中被折磨死。项小米终于到了不惑的年龄，到了全面立体审视历史的年龄，萌生出不可扼止的激情，“我突然对这个一点也不亲近的爷爷产生了很深的敬意。我要写他，让人们知道和理解这样的人。”
受过现代人文教育的她，并不赞同先辈的许多做法，在中国两大集团的铁血之争中，他的爷爷有过许多暗杀、爆破行动，曾经为刺杀蒋介石，颠覆了南京至上海的列车，致使许多乘客命丧无辜……
当他和同志们冒充敌人打入“德安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时，敌人故意在其隔壁折磨一个年仅19岁的女共产党员，借机窥察他们的反应。敌人中最残忍的几个人把那个女学生扒光了，用火烫她的皮肤，用钳子把她的十个手指甲一个个拔下，用铁丝穿过她的乳头，用利器切戳她的……蹂躏了整整一夜，女孩子凄厉的惨叫，使周围的人难以入睡。她“两腿之间血肉模糊，屋里弥漫着血腥味和烧焦的皮肤味”。连伙夫都恶心得呕吐，站在院子中大骂凶手“不是他娘下出来的”，而她爷爷却与地下党的兄弟们喝酒打牌整整一夜，毫无所动。第二天天没亮时，刽子手们打累了，走了。那个女孩把蚊帐撕成布条勒住自己的脖子，在床腿上吊死了。
项小米从资料中读到这一段后，感到胸口发闷，头剧疼，她跳起来扔掉手中的书，跑出楼外，心中愤愤不平。她后来写道：“她永远只有19岁。爷爷他们，能救而没有救她，这合乎逻辑吗？这是真实的吗？是党性允许的吗？或者，是人性能容忍的吗？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吗？遗憾的是，这是事实。”
项小米尤其不能容忍他对亲人特别是奶奶的态度，他对身边的女人像对一块抹布，想用就用，想扔就扔，他娶过三个女人，从来没有真心对待过她们。奶奶从小就跟着项家，而他对她从来就没有笑脸，当他跑出去参加革命后，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跟别的女人结婚了，只是轻描淡写地对组织上说家里有一个包办婚姻强配给他的女人。他从来没想过这个女人的感受，她这一辈子去依靠谁？怎么生存？这跟他对待组织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对待上级近乎愚忠，而似乎完全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表现出对家人的一点爱。”
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是红军的救星，中国革命的“救星”。他和弟兄们的“残忍”，比“坏蛋还要坏蛋”的做派，在1934年10月得到了大效益，他们搞到了极为重要的情报──再过几天，希特勒亲派的德国军事专家帮助蒋介石设计的铁壁合围的最后缺口就要关上，那时红军将被围击在瑞金及周围很小一块地域里，插翅难飞。
他自报奋勇，亲送情报。在白军司令部的昏灯下，几个兄弟看着他，知道此行要通过检查极严的无数封锁线，中国革命，千钧一发，全系于他一个人身上了。他心急如焚，一夜难睡。他先是扮成教书先生，走了上百里后，差点被揭穿。看着远处极为严密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他掂砖猛砸自己的嘴，四颗牙被砸下来，血流满面，装扮成乞丐，混了过去，终于把绝密情报亲自送到当时红军总政委、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手中。日后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承认她爷爷的贡献，说红军之所以能逃过第五次反围剿，全在于白区同志的功劳。
爷爷和中共特科的同志击毙出卖彭湃的军委秘书白鑫也是很神奇的一段。白鑫当了叛徒后，国民党待他颇为不薄，给了他当时很大的一笔钱（由四条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的命换来的），让他躲在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家的小洋楼里，并准备安排他去意大利避风。
那天早上，爷爷和同志们在“法场”的路上营救彭湃和杨殷失手后，对叛徒更加愤怒，下决心要击毙白鑫。白出卖同志后，非常后悔，他很了解中共特科的身手和风格，因而胆战心惊，在范家三个月闭门不出，窗帘都关得死死的，吃饭也不与范家共用，而是让佣人端到楼上他的房间。
在这三个月中，范争波家周围发生了微妙变化，项小米的爷爷把近旁一幢高于范家的顶楼租了下来，惟一可以通往范家里弄口边的那间报亭，也被人买下而不动声色易主了。
三个月过了，白鑫以为稍可行动。一天天蒙蒙亮，两辆轿车无声无息地滑进里弄，范家大门突然打开，三四个人匆匆钻出，头一低就要往车里钻。就在这一瞬间，从旁边的顶楼，从报亭，从四面八方突然射出子弹，白鑫和范家兄弟三人，一齐倒地而亡。白鑫一条腿已经跨入车内，与彭湃的死法一样，也是头部中弹。
就是这么一个功劳卓著的人，以后却命运多舛。潘汉年的被捕和冯雪峰的失意是他们白区工作者倒霉的一个信号。他这个1922年参加北伐军的老革命被分派到东北一个很不重要的部门任副职。工作并不如意。那些任正职的红区出身的老干部处处压他一头。于是他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表现对组织的忠诚。他把每月300块钱的工资大部分都存起来上缴组织，把自己的大房子换成小房子……这可惹恼了正职，讥讽道：“我们哪行，我们扛枪出身的大老粗，哪比得过他们想得那么多……”
性格和教养中的某些缺陷使他不能善待亲人，在延安相识的第三任妻子又离他而去。他孤苦伶仃地住在关外一个小楼里。他来北京与儿子商量，想接过两个孙子孙女由他抚养，但大家都哭着喊着拒绝，孩子私下认为他是魔鬼。
他习惯沉默，但他知道太多的事，30年代上海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更不能令有些人容忍的是，30年代中央曾命他们调查江青，于是他们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文革”时，接到当时中央某些人授意的红卫兵，勒令他爬上七层桌椅垒起来的高度，桌椅塌了……他从此中风失语。他真的不能说话了，某些人就放心了。这时他70多岁了，1米81的大个子缩得不到1米7。他踽踽独行在东北的寒风中。
我爷爷实际是紫色
由于奶奶的灌输，项小米一向恨爷爷，她知道爷爷年轻时是一个冷酷而英俊的人，为了目的不计手段，他能够对家人好一点但他不这样。其实他稍微顾及一下，就可以使家人不受那么多的苦。因而她觉得，这种对组织和对亲人判若水火是一种极大的自私，由此她心里一直藏着一种恨，她这样写到她的亲情矛盾：
“我爷爷到‘文革’时，彻底无奈下来。我陪爷爷奶奶到颐和园，坐332路，人多得一塌糊涂，我保护我奶奶，把她推护到车上，我喝斥我爷爷，在车上看着他艰难地往上爬。他的脚在抖，就是上不去。我突然看到他一脸凄凉，我心如刀割。我下到车底把他推上来。虽然我内心阻力很大，但我想对他好一点，我跳了下去……”
爷爷知道谁都对他愤懑埋怨，行为更加怪异。有一天突然消失在家乡福建的客家大山里，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地方领导也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这个一拐一拐不能说话的老头，独自跑到了广州的一个医院，看望当年把那个关键情报传给他的国民党元老莫雄。这个北伐元老也是备受折磨，前半生的泼天大功这时全变为罪恶，一个人待在医院里，行将就木。两个80岁的老人没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相互望着，手搭在一起拍了拍，然后在嘤嘤声中分别。他们知道从此再难相见。
爷爷去世后，项小米的心仍很矛盾，她看到一份也是上海地下工作者写的材料：“即使是为了刺杀蒋介石而误伤了这许多无辜的生命，不也实在与黑社会势力无异，实在太残忍了吗？”
爷爷在她心中一直是红色的代表，这时却被加入了一抹神秘的黑色。爷爷的颜色发生了变化，成了紫色。
这种对亲人和革命的极为矛盾的心理，对红色家族的深深困惑，促使她写出这本书。把自己爷爷的丑陋和骨子里的英雄气质，把爷爷的儿子、自己父亲的宽厚和血液中带着的为民请命的悲剧色彩写了出来。但她把更多笔墨倾注在奶奶、大字不识一个的闽西客家农妇身上。
不懂革命为何物的奶奶是红色家族中最受尊敬的
“奶奶”就是项小米的亲奶奶，但她又是文学长廊中一位最新的“母亲”形象，在以前的50多年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惟一让人记住的母亲形象是《苦菜花》中的母亲，而《英雄无语》中的“母亲”要丰厚和真实得多———她似乎来自更原始的大地，她不知道革命是何物，她依据土地和血缘的感情和法则行事。她更朦胧和混沌，因而也更真实和抽象。她的核心就是生活，让亲人更好地“活着”。
早年她受尽苦难，解放前夕，为找儿子项南，在南方各个阜镇城乡乞讨漂游。后被谢觉哉的部队发现，帮助他们母子相见。她住进北京的洋楼后，又照顾起儿子一家八九口的生活。在五六十年代困难的日子里，她使一天三顿饭菜香，缝缝补补不离手，孩子们离不开她，她成了家里的中心。孙辈们在她的抚养下，走向世界，而她年过90后安然而去。
她生后3天就被送到丈夫家当童养媳，几十年来在这个家出力最多，受气也最多。她忍受着丈夫的乖戾，公婆的打骂，以客家妇女的忠诚对待丈夫。她怀着一种希望，或许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希望。
丈夫突然失踪，过了几年又突然来信让她到上海。她很高兴，以为丈夫回心转意了。她带着小女儿辗转十几天来到上海丈夫开办的一个中药铺，发现丈夫身后有一个抱着孩子的白嫩女人。她差点晕倒。原来丈夫让她来洗衣做饭照看他和这个女人生的孩子。
她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忍着巨大的痛楚伺候他们。但最终她还是把对丈夫的最后一点温情和寄托抛弃了。原来，丈夫一点没把她放在眼里，几乎夜夜在隔壁和那个女人弄出很大的声响……这是一个女人所能遭受的最深的创痛。一天夜里，她爆发了，失去了理智，发疯地打小女儿，借以骂隔壁男女。房门哐一声被粗暴踢开，丈夫只穿一条裤衩，握着拳头走过来……
这里是共产党的重要地点，这个中药铺是地下党领导顾顺章变节后，党在上海仅剩的两个联络站之一，吵骂声却经常在这里响起。有一天，丈夫又突然失踪，他为了革命跑到江西德安，没有一点交代地就把两个妻子抛弃在上海，让她们住在联络站里承担风险。当他自己打牌喝酒为党冒风险时，她们却坐牢、乞讨，死里逃生，为他承担一切———这个联络点还是被敌人侦破了，奶奶和她的小女儿被抓到监狱。
姑姑像小羊一样被送到祭坛上
项小米的亲人是多难的，她的叔爷———爷爷的兄弟，被阶级仇杀卸成八块，挂在连城的四个城门上。还有好几个姑姑都在贫病中死去，而奶奶的小女儿名“每”，也就是项小米最小的姑姑，也在阶级搏杀中死去。她在书中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乎是中国文坛从未有过的幼小圣者的形象，但她是真的，不是文学的。
项小米说：这个细瘦、眼睛大大的、皮肤苍白得透明、懂事而不多语言的小女孩天生就有一种悲剧感。她那么小却总为别人考虑，用天然的善良调和奶奶和二奶奶的关系。在爷爷把她和奶奶遗弃在上海后，她们就陷入极大的困境中。母女俩还有二奶奶母子俩目不识丁，上海几乎没人听得懂客家话，每开始饿肚子，更惨的还在后头，共产党白区的领导顾顺章叛变，上海整个地下党网络全被破坏或转移，每和奶奶也被抓进上海提蓝桥监狱。恶劣的条件使每的身体开始长疮，伤口越烂越深，最后烂到碗口那么大，烂到了骨头。8岁的每像一只快被人踩死的小猫那样号叫。
牢房里有一扇手帕大小的天窗，同牢的女刑事犯个个可怜这个烂了脊背的小女孩，于是把这片阳光全给了每。阳光一寸寸移动着，移到谁那里，谁便无言地挪开。一个瘦小的脊背从早到晚对着这小片阳光。最后这小小的脊背再也直不起来，便只能由母亲捧着她晒。
5个月后她们被放出来，艰难地回到客家的大山中。
老家等待她们的也是一片凄凉，冬天到了，饥寒交迫，每的情况越来越糟。每死的那天，只想喝一碗粥，奶奶出去要米，谁家也不借给。每说：“姆（客家话，妈），你莫要烦我，我吃下这碗粥就走了，再不会烦你。”奶奶心发颤，又出去借米。还是没有人借给，她呆呆地站在雪中。等她回到家时，每已经冰凉了。
奶奶每次给项小米讲这段经历就开始语无伦次：
“那天没有粥，那天总要让她有碗粥吃。每身上的骨头戳人。每在手上有多重？没有一个月的猪崽重，两只胳臂伸出来，真真两只蜡烛一样细……”
项小米说：我的这个姑姑，她懂什么叫革命？她像一只小羊一样善良和无辜，不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仇杀。她是革命的受难者，就像一件牺牲，被送到中国革命的祭坛上。
“写这一段时，我从头天晚上写到凌晨5点，我一直掉着眼泪，我一边写，一边想着命运怎么是这样，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为别人受难。”
人们都在读到“每”这个人物时眼圈湿润了，我所知道的有解放军的作家周政保、乔良、黄国柱，有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有中国作协的领导高洪波……
项小米说：许多感动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人们在现在物质消费时代，还保持着朴素的同情，于是每这个像透明的精灵一样的形象，跨时代地湿润着人们的心。
那些逝者是那样年轻英俊
“这群早期革命者连外形都是优美的，正像斯大林女儿写的《十二封信》中说的，你看那些发黄的照片，他们的眼睛那样亮，那样年轻和英俊……”项小米说。
对这个红色家族，项小米有很多话要说。她曾把爷爷的“黑”轻飘飘地归为中国农民的劣性。但她重视牺牲，总是被人类的精神所感动，她说，只要是牺牲，都是有价值的。她说，人们只知道瑞金，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却很少知道她的家乡，离瑞金不远的连城一带，仅两年中就有20万精壮的汉子被杀死……她家乡的许多事很传奇也很飘逸，像党的早期领袖邓子恢，也是闽西人，是她父亲的忘年交。
瑞金时期，毛泽东很不得志，被贬到红四军陈毅手下（陈毅时任军长）也就是闽西这块地方，闽西党的负责人邓子恢在一个晚上见到了毛。一夜的谈话，他被毛的气质风度深深折服，从此誓死跟着毛。毛从此安心闽西，用心经营这块比较偏的地方，写了那首“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词。（这些闽西地名，都是项小米的家乡。她的叔爷参加了革命队伍，而这时她的爷爷正在上海暗杀敌特。她的父亲被爷爷带出后，与父失散，被李克农收留。）
在以后的战斗岁月中，她的父亲认识了邓子恢。那种闽西的乡情和对党内正义的追求使他们的友谊很有些悲壮。他们都属于为民请命而终生郁郁不得志的人。
庐山会议期间，邓子恢眼看着彭德怀倒台，还一次一次地向毛泽东进言，许多人都苦劝他，但他说，我本人就是农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打多少粮食……苦苦进言11次。到了1962年，终于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职务。从此他赋闲在家，10年不说什么话，只有少数几个老战友偷偷去看看他。1972年寂然而去，老百姓们都不知道一个党的早期领袖就这样走了。
她的父亲项南一生三起三落，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岗位被贬到中阿友好公社，开始了数年的田间劳动和农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打倒关押。到了80年代，又受到“晋江假药”的牵连……
爷爷和父亲给项小米的感受大不相同，父亲简直就是慈祥的化身，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化身：
“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父亲给某个求上门来的同事或职工几十、几百块钱的记忆。我们家有9口人，还有远在洛阳的外公需要赡养，平时生活并不富裕，在六七十年代，几十几百块钱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但父亲总是告诉我们：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帮。过去我们曾对父亲有过不解，觉得父亲一生为人太过善良，他永远那样坦诚无私待人，却很少计较别人的态度。在我们踏上社会后，更怀疑这社会是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在父亲去世后，在如潮的鲜花和雪片般的唁电挽联中，在人群发自内心的泪雨中，我们懂得了父亲。他一方面是那样的清贫，在福建为官主政5年，返回时的行李是一堆废纸箱，纸箱里装的是5年前从北京带到福建的书，惟一在福建添置的大件是自己掏钱买的一台福日牌彩电；同时他是那样富有，在共青团工作上的创新，在农机工作上取得的成就，福建改革开放的腾飞，厦门特区的兴建，晋江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全国第一条程控电话线、第一个向国外借贷修建的大型机场……
在他离休后第一次回到晋江时，人们事先在楼上、树上、电线杆上绑满了一挂挂鞭炮，他刚踏上这片土地，满街的鞭炮便齐齐炸响，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欢迎他，叫着他的名字，顷刻间地上积起几寸厚的纸屑。那次，父亲只走到半道便退回去了。他懂得群众的感情，但他不愿以个人的名义接受这份来自人民的馈赠……”
项小米怀想过去，最难的日子是文化大革命，爷爷被“灭口”，父亲被关押，备受磨难。全家四分五裂，她14岁就离开北京到宁夏插队。兄弟姐妹也都四散各地，艰难求生。
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却总是受屈辱，这成了全家人心头无法愈合的伤口。要不是奶奶那种来自土地的朴素感情和全家人心头的亲情相互融合，他们可能很难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这个干部一生只知道老百姓，做官做到这份上，天也感慨！”（梁晓声语）项南在人民悲痛的怀念中离去。那天，福建天降大雨，福建几千民众把厦门、漳州的飞机全包，要赶到北京吊唁，北京的几百辆出租车也将被福建人包下，一路要开过长安街，向万寿路项南住所驶去……经省委劝说后，这些得益于项南的工作而致富的福建人，把爱全投到了项南的老家，这个穷得只产地瓜干的连城先后得到了成百上千万的投资……躯体成灰之后，一个人竟还在为广大穷人造福。
红色家族就这样一代代地走了！
1978年项小米考入北大后，一直思考如何把家族写出来，这本《英雄无语》原名《紫色》，她还要写出专门描述父亲的《红色》和专写他们这一代的《粉色》。
这本书，引起了能先睹它的文学界的轰动，大家都觉得，书中描写的老一代走过的路给我们启发，他们的失误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现在应汲取他们的教训，完善自己，使我们的事业更加文明、更加人性。
1999年，《英雄无语》得票超过被媒体推崇的《突出重围》，获得解放军最高文学奖八一文学大奖，同年入围全国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初评。一位评委说：“我就是要投票使我掉泪的书，它使我很激动。”
（《英雄无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