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小人物。”在西安一条狭窄的巷子里，老新闻摄影家葛新德对我说，他50年的记者生涯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葛新德最近在新闻摄影界引起不大不小的注意，他写了一本书《昨天的瞬间》，这是一本有点像《老照片》或《黑镜头》，但又比它们有更多语言叙述的书。他把这当作争取摄影记者话语权的一次尝试。
这大概是中国摄影记者撰写的第一本将历史回顾和业务自传相混合的畅销书。
我翻开《昨天的瞬间》，那上面很细腻的黑白照片有一种古旧的味道，历史人物带着与今天不一样的笑容。我开始体会到他说的“摄影记者最有历史感”这句话。
“你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我们记者犯了很多错误，中国新闻摄影走的弯路太多，但过去很少有反思。我想告诉年轻的记者们，他们做的比我们做的更接近新闻的本义，也就是说更像新闻。而我们的付出，我们的错误，就如铺路石一样谁也不注意，人们踩着这条路走了过去，走向比较好的环境。”
“我快乐是来自一个摄影记者的醒悟”
“50年来，我听过许多很伤心的话：‘摄影记者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就是端起相机，咔嚓咔嚓吗？’‘你文笔不错，为什么要当摄影记者？’……
“我曾经向老总们建议，以后培养摄影记者要用本科，他说你们照个相也要大学生？你没上过大学，不是也拍得挺好吗？我说我拍得好不好不敢说，但我爬到这个水平用了40年，如果我上过大学，用四五年就行了。
“我们民族对形象的东西感受不如西方人那么强烈，我们更喜欢用文字来表达，即使用文字也是较少描绘眼睛所见或描述形象，而喜欢直接给出结论，再加上物质条件和各种设备的限制，图片成本高而且效果不好，这决定了我们不如西方那么重视图片在媒体中的作用。于是摄影记者难逃配角的命运。
“我知道，今生当了摄影记者注定走不了‘阳关大道’，而只能走独木桥了。但是我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配角，我知道形象的意义，生活大于理论，形像大于语言，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真理，我们应该比他们（文字记者）更牛气才对，我们更需要灵感、更需要瞬间把握的机智、更需要对美的敏感。新闻摄影从来不是机械操作，而是用文化来照相，多年积存的正义非正义、审美、批判、歌颂……都凝聚到按快门的那一瞬间。
“我虽然这样自己给自己打气，但心里也有矛盾，我恐怕在下意识里也有点觉得文字可能需要更多的智慧。
“现代科学研究，写作用的是左脑，是逻辑优势的那半边，而搞画面用的是右脑，空间感和造型感都出自那边。搞摄影的一般用惯了右脑，懒得用左脑去码字。我之所以能写点东西，是因为我爱人家族的刺激。1961年我落难到了山西，认识了我爱人，她是人大毕业生，又是山西日报记者，父亲是陕西民主党派负责人，西北大学教授，她的亲戚们也多是知识分子。我们当时谈恋爱，她家是不赞成的，认为我中学都没毕业，还是照相的……这给我打击很大，我于是发誓要写出点东西，给他们看。”
为了消除心中情结而写作，几十年来，他写了《摄影美的探索》等五六本著作。写作成了他的习惯。现在情结已淡得没影儿了，他仍在写……虽然六十多岁了，但笑容很灿烂，有一种心中没有阴影的儿童般的感觉。
一个普通人不至于快乐到这种程度，没有权，钱也不多……
“我快乐是来自一个摄影记者的醒悟。我记录和经历了汹涌澎湃的历史，但我又有自知之明，我是历史长河中小得连一朵浪花都算不上的人物，只是一粒砂。但许多被认为是大人物的人又怎么样呢？我镜头里的‘英雄人物’95％现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挺骇人的，怎么大人物消失得都那么快？而我一个小人物一直存活着，我不得不知足，因而也不得不快乐。”
“要是记者天天来，俺们就享福了！”
“对于过去的新闻，有人激烈地说，要从事它必须学会撒谎。我不想用撒谎这个词，我要说的是，所有初入道的记者都要经过一个不适期，即记者要学会改变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真理观。”
葛新德曾经很痛苦，因为他的不适期很长，这跟他的素养、经历和个性有关。一个记者，一个稍微有人的感情的人总是处于矛盾之中。
“我1950年就当上记者了，而到1959年还没过适应期。那一年，中国摄影学会组织摄影家到河北涿鹿参观采访人民公社。一天东道主把我们一行引到一个生产大队的公共食堂。在此之前，我曾听到过一些关于农村食
堂的微词，但当我走进这家食堂，看到丰富的饭菜，闻到扑鼻的香气时，我一下被惊呆了。我想这哪是什么公社食堂，简直就是城市的餐馆啊！这时，一个老农在窗口付了餐券，然后领了一壶酒，一碟凉菜。我们几位摄影记者几乎同时连连按动快门。来吃饭的人寥寥，我问陪同前来的公社领导，怎么就这么几个人来吃饭。回答：‘大多数农民还在地里劳动，一时回不来。’接着便催我们离去。
“出了食堂，看到端着酒菜的老农还没走远，便赶上去问他：‘食堂每天都有这么多花样吗？’老人想了想，沉着脸说：‘有，要是记者天天来，俺们就享福了！’说罢气冲冲走了。
“我一切都明白了。突然感到像吞了一只苍蝇似的恶心。
“其实那个年代弄虚作假非常盛行，我这个当记者的见多识广，应该习以为常了，
但不行，碰到这种事，我还是痛苦不堪。回去后我不忍心发稿，也不忍心送去参加‘大跃进摄影展’。尽管我对拍出的画面比较满意。”
葛新德承认：“在那个年代当记者，应当说是件痛苦的事。那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主体意识’，惟一的权利就是跟着极左起哄。为了紧跟，有时还得‘奋发有为’地起哄……”
“如果用了公家信纸，你就会在贺龙面前发抖”
“说说贺龙吧。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51年初夏在他的寓所，当时是六一儿童节，西南军区幼儿园的小朋友去看望贺老总。当时军区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都去了剿匪前线和朝鲜战场，我这个刚摆弄了几天折叠式相机的大孩子只得前去拍照。见到了这个传奇名将，我紧张得不会拍了。‘你站得太远，走近些照！”贺老总喊道。照完后，他笑着问我：今年十几了？我立正回答道16岁……”
贺龙是那种权威感很强的人，有时候人们会在他面前发抖的。葛新德给我讲三反五反的故事。
《昨天的瞬间》一书中有1952年拍的两张题为《逮捕贪污犯》的照片，那上面衣衫褴褛的“贪污犯”被持枪押解，在批斗他们的黑压压的人群面前显得灰暗、瘦小和胆怯。
看着与现在大腹便便、神态倨傲的腐败分子截然不同的他们，葛新德告诉我，这是西南军区机关三反大会。现在可以说，这些人中许多都算不上贪污犯，他们大部分是部队里的管理员、后勤人员……那时搞经济的都被怀疑，不搞经济的也要“人人过关”……
震慑作用非常之大，当时连公家的信封信纸都不敢用。有人向组织交待曾用采访未拍完的片头照私人相，还互相揭发谁把饭菜掉在了地上……
“三反五反有许多冤案。但我对这个运动很有感情，特别是看到现在的腐败积重难返。三反五反以前，党内腐败开始露头，这个运动一压，党内清廉了十几年，管了十几年的用。
“贺老总主持了那次大会，就是对那些‘鸡毛蒜皮’的‘贪污犯’，他也非常气愤，狠拍桌子：才进城几年，就有这么多同志忘了本、变了质……他把毛主席在七届二
中全会上那段话，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
1980年，葛新德看一篇悼念贺龙的文章得知：贺老总珍藏的许多生平照片在“文革”中被抄走一直未能找回。于是他把1951年为老总和孩子们拍的照片的底片找出来，放大成一张6寸照片寄给国防部，请他们转给老总夫人薛明。薛明收到后嘱女儿写信表示感谢，说看了照片，觉得很自然，很亲切。
“我当时就是实事求是，没有路线觉悟”
葛新德并没有拍摄过彭德怀，但他的命运跟这个大人物连在了一起。
“那时中国摄影记者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命’”，他知
足认命地微笑着说过去：“但在‘三面红旗’时代，一个记者，一个稍微有人的感情的人总是处于矛盾之中。”
那一年，葛新德领命到农村和部队采访“三面红旗”，在农村的任务完成得还凑合，拍了《全民炼钢
铁》和《工农齐跃进》等两组照片，画面挺漂亮，但组织官兵写歌颂“三面红旗”文章的任务没有完成，战士说，家乡来信了，吃不饱肚子，还强迫农民砸锅炼铁。干部说得更干脆：都饿死人了，好个屁好！
葛新德回去汇报，结果这些都成了他的观点。过去这种现象很奇怪，你如实汇报什么，就说是你的观点。
这事暂且不表，又发生了一件事。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始对彭德怀展开批判，葛新德软弱无力的批判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同情，被人看了出来。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组织上觉得葛新德有问题。
最要命的是他真诚解剖自己，说对彭德怀实在恨不起来。专案组等的就是这句话：彭德怀反对毛主席，你对他恨不起来，也就对毛主席爱不起来，对主席爱不起来，就是对主席的恨……这个逻辑把他套住了。他痛哭流涕地检查、挖根，多少夜睡不了觉，还是过不了关。刚开始是小组批，后来扩大到全政治部。人们黑压压坐满了一礼堂……
批了几个月后，把他赶到大兴修运河。
“因为你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不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但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是最后给葛新德的结论。
这位空军少尉被转业，不知为什么把老家南京的他弄到山西。
“到了山西省人事厅，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愿意做新闻工作。人事厅的人强调：你可是犯了错误的。但正好《山西日报》缺摄影记者，我就到了《山西日报》，到了那里又有人跟我谈，你可是犯了错误的……
“彭德怀平反后，我找到《空军报》，总编是当年一起工作的一个大尉林毅。他说我知道你会来的，什么也别说，明天来看结论。第二天我拿到了结论：‘葛新德同志当时就有那样的路线觉悟，坚持真理难能可贵……’我说：老林，结论不能这样写，我当时就是实事求是，没有路线觉悟，你就写对我进行了错误批判就行了。”
葛新德没拍摄过彭德怀，却见过，他说彭老总确实是中国人中很少见的一种人。
老葛说：“性格即命运，思考即悲剧，而且，那时候看起来像爱思考的人也不行，要装做没头脑、粗笨、狠呆呆的样子才行。”
可能他有时是少根弦，他老是为真实的生活所感动，老看不清背后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为了真实、艺术、技术，而忽略了政治变化，各方山头平衡，以及“有时作假是需要的”的理论……
他在穆青等人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发表后访问兰考，当时到兰考的参观团和记者
蜂拥而至，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搞得兰考县委焦头烂额。一路上他一直在想拍什么。那里依然很穷，整天风沙弥漫，老百姓靠吃稀汤和黑窝头过活。他跑了十几处焦裕禄留下足迹的地方，拍了许多照片，觉得就是那张表现一群孩子们拉犁的《焦裕禄精神》最能反映报道主题，画面漂亮，情绪悲壮，但拿回报社后没被采用。他不死心，又分头寄给北京几家报纸和杂志
社，没有想到都石沉大海。
这时他才悟出来，小孩子拉犁的生产方式，太落后，太刺目，虽然真实，但那时怎么可能让人看到这种真实呢？人们是想听赞美的，要的是政治效果，真实、悲壮顶什么？
虽然悟出了，但他心里还是不好受，他想，倘若不存在这些落后、苦难和抗争，何以出现焦裕禄呢？又何以出现持续多年仍在感动人们的精神？
他认为，早在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就写了“实事求是”题词，就讲了辩证法，但几十年来，我们一遇到具体问题，往往就弄虚作假，就形而上学。
当然，照片太形像太可感了，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穆青的通讯里关于兰考极度贫困和悲惨的描写远远超过小孩拉犁，仍能够被人认可，而他的照片却只能被冷落。这也是摄影记者的可悲之处。
“咋能随便照？要照就好好照”
“有些人是不适宜当记者的，比如我。”葛新德显出对自己嘲讽的笑：“我虽从小参加革命，但从小到大一直被认为是只专不红。在左中右的分类中是偏右的。这个红，我说不清楚，我的工作是无可挑剔，发稿的质和量没说的，但他说你右你就右，你积极，他说你假积极。可能是你性格中某种东西跟表面上大老粗实际有心眼的那种人表现得不一样。”
“文革开始了，我急于改变我只专不红的印象，在当
时《山西日报》记者并不积极的情况下，第一个报名跟随红卫兵长征采访。我随着孩子们徒步向延安进发。路上碰到的一队队红卫兵，还挺有礼貌，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向革命同志致敬。吃着沿路免费供应的窝窝头，睡在生了虱子的被子里……但即使这样，没人说什么，没人表扬你。”
用你但不重用你，离不开你但轻视你，这就是一个不太会媚笑装憨奉承的的摄影记者的必然处境。
用还是要用，因为葛新德的照片拍得好，一些重要人物还得他去拍。山西的重要人物是陈永贵。
“我去过大寨无数次，也见过陈永贵无数次，我发现这个人确实很聪明，他没有上过学，但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展开讲也可以，概括讲也可以，根据情况，收放自如。
“他这个国务院副总理的窑洞，跟其他农民的没啥区别，只不过里面多摆了些照片。但窑洞旁有一辆当时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坐的‘大红旗’车，很显眼。
“有一次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和夫人到大寨访问，大寨的领导到阳泉去接火车，陈永贵当时不在，我就顺便搭上了这辆连省委书记都不给配的‘大红旗’。看到车窗外消失的虎头山，我在想，从西部农民到中央领导，从破窑洞到大红旗……这种反差，让人来不及接受，也促成了陈永贵性格的复杂。
“我愿意去大寨，因为那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新闻热点，但又怕去那里，因为那里的阶级斗争抓得太紧，给他们拍照，即使是一般的劳动场面，也要经过大队审查安排，画面里不能出现‘五类分子’，甚至表现不好的社员也不能出现，不能出现打补丁的衣服，不能出现不昂扬的表情……
“照片往往由大寨的主事郭凤莲亲自审定。有一次省里举办展览，我们等了三天，郭凤莲才抽空接见。她审查得很严很细，枪毙了好多照片。我很惋惜，解释说：那些成分差的人不是画面主体，穿带补丁的衣服正好说明艰苦朴素……郭凤莲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的意见说完了，展不展出，你们看着办吧。’噎得我无话可说，直为自己不识时务而懊悔。”
葛新德在《昨天的瞬间》中写道：
那个时期反映大寨的照片，绝大多数是“摆”出来的，人为的痕迹极浓。不懂新闻摄影“抓拍”为何的陈永
贵，习惯于让摄影记者摆布，认为那是认真负责的采访方法。如果摄影记者给他自由、也争取自身的自由“抓拍”，他非但不理解，反而觉得这个人不严肃认真，甚至生出其他看法。
有一回，我陪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摄影顾问田村茂去大寨，客人提出给陈永贵拍照，老陈答应了。坐在石头上不知咋办，问我：“咋个照法？”考虑到外国记者都强调“抓拍”，我说：“您自然点，随便一些。”陈永贵一听就有点不悦，给了我一个白眼：“咋能随便？要照就好好照！”他说的“好好照”，自然是给他设计一个姿势或者要求做个什么动作，要么发出“笑一笑”之类的要求。弄得我在精于“抓拍”的田村茂和“乐于让人摆布”的陈永贵之间无所适从。
田村茂50多岁，与陈永贵年龄相仿，是日本著名摄影记者，当时刚访问了战争中的越南，来到中国。他使用的日本相机当时还没有马达装置，但他那娴熟的技巧、令人吃惊的上片速度，每秒钟可拍三张，比现在用马达拍还快。就在陈永贵责怪我“咋能随便照？要照就好好照”的瞬间里，不待陈永贵做任何准备，客人已经扬扬手，示意拍照完毕，表示感谢了。
老陈见状，越发不悦，他不好对外国朋友发作，只好跟我赌气。
葛新德笑得很轻松，我想他当时肯定是诚惶诚恐，得罪了陈永贵还了得？我追问陈永贵怎么赌气。他说，陈永贵一甩袖子，也不跟外宾打招呼就走了，我一想坏了，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得找个机会向他解释解释什么是抓拍。不料他后来青云直上，当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再加上又有了一个什么管新闻的官，对你采访陈永贵的请求左推右挡，就再也没有机会与他坐到一起解释了。
摄影记者不能自毁家门
在屈辱和夹缝中生存，在同情和感动中工作，这就是新闻摄影记者。而对于葛新德还得加一条，他要经常与因追求新闻的敏锐和个性而“荣获”的“偏右”、“暴露阴暗面”等流言抗争。现在虽然离休了，仍有条件拿相机，而且大环境巨变，但他不拍了，只是写，他说拍不动了。
改革开放以后，“葛老”拍片以敢字当头，拍了《老太太买菜记》等一批针砭现实的作品，在地方上搞批评，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经历了种种麻烦，他真有些拍不动了。
“新闻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我们要用一种先进的心态接受它，目前媒体、大众和被批评者的心态都很古老，比如，我们过去没有让新闻摄影记者成为‘家’，而只让他们成为匠。我们过去纯粹自毁门庭，在新闻摄影上加了一个框，说新闻摄影就是记录，而且是记录积极的一面。监督性、客观性、由历史引发的激情和悲剧没人敢提……时代越往前走，我就越会发现我过去的照片的缺陷，为没有能表达出更多的意味而懊悔。”
好照片都是在夹缝中产生，也就是“碰巧”得来的。记者看到一张照片《手搭凉棚看谁人》，那里面隐藏的历史感和悲剧感很浓。
1959年，葛新德快要倒霉还没倒霉的时侯，一天《空军报》总编辑通知他找保卫部的人去北京南苑机场执行任务。采访什么，领导不说，但只要有保卫人员参加，任务必然重要、神秘。直到吉普车在机场一架巨型客机前停下，保卫部的人才告诉他：“周总理去苏联。”
一辆辆小车开来，他们是来送行的中央领导、国务院的部长、军队高级将领、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人员。天开始冷了，人们在冷风中没有笑容。周总理最后到达，他头戴皮帽，身穿藏青呢子大衣，脸色青峻，与众人快速握手后，迅即登上飞机。
这时，中苏关系已经紧张，苏联政府特派当时较先进的喷气式巨型客机图－104专程来接总理，希望能对两国关系做最后的挽救。这是一次秘密访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新闻媒体报道。《空军报》派葛新德来只是拍作资料。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去苏联。
飞机起飞后，葛新德看到有两个人站在跑道旁，手遮阳光在注视飞机慢慢消逝，脸上带着难言的情感。葛觉得有些熟悉，但没有一下认出来。他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赶忙拍下。这时他看出是陈云夫妇。
40年后的今天，有关部门认为照片上的形像不挺拔，建议不收进书中，但所有见过这张照片的其他人都说：感受到了50年代末中苏关系中的那种沉重气氛，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这就是一个摄影记者无法替代的贡献，仿佛用一只手把时空拽了回来，一张张贴到一本书中。他看到昨日还欢笑的人，今天已躺在土地中。而今天欢笑的人，他正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