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见到韩小滨的时候，我还是吃了一惊。
在电话里，韩小滨说：“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我找不着工作。我要和你谈谈。”他读过我写的一篇报道。
隔着电话线，我依然觉得头皮发麻。我尽量保持平和地说：“好，你来吧。”
在等他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他会是什么样儿？监狱里出来的，光头？络腮胡子？胳膊上有刺青？我说服我自己，无论他什么样儿，我都要在第一时间向他伸出手去，微笑。哪怕他身上绑着雷管呢！
韩小滨来了。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有几秒的恍惚。他有修剪整齐的头发，没有络腮胡子，穿一件干干净净的制服，领带规规矩矩地系在衬衫上。他白净、清秀，比他30岁的年龄显得要小很多。
采访持续了三个晚上。我们彼此的戒备也是一点点放松的。在整个过程中，韩小滨一直斯文、礼貌。在我记录的时候，他会细心地停下来，直到我写完，才又继续说下去。我说：“你是我遇到的最体贴记者的采访对象。”韩小滨说：“我只是从监狱里出来，做事比较小心，懂得要看人脸色。以前向干警、领导汇报，人家还没记完，你就往下说，不是让人烦嘛。”
第一个晚上：北京是我为当好人而努力的最后一站
韩小滨是因为偷盗而入狱的。在他身上，永远带着那张已经发黄变旧，却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那上面记录着：韩小滨，男，湖南人，1992年因盗窃被判5年徒刑。1995年因在服刑期间表现好获假释。
韩小滨说，“这就是我的历史，也是我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的命运。”
此次来北京，他是来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希望能被安排工作。此前，他已经为此在全国跑了两年半。
“我在信访办，和领导讲了我的情况。领导说现在整个社会就业情况就是这样，下岗的职工还有那么多呢，何况你。我说这些情况我知道，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社会能否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就是这句话说坏了。在此之前，那个领导虽然不能说很热情――当然像我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要求人家对我热情，但还算是公事公办的态度。可我说完这句话，那个领导就说，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没问你的，你不用说。
“我们犯了罪，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首先是希望通过自我努力洗刷身上的污点。但社会并不接纳我们。北京是我为当好人而努力的最后一站。可是，现在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希望。”
“但是，那个领导说的是事实。现在确实有许多干得不错的人都下岗了。而现在的社会环境，也不一定非得组织安排你才有出路。你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就不能凭自己干点儿事？”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我一直在努力。我不怕吃苦，也干了很多事，但都失败了。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可我连累着他们，把他们一辈子的积蓄都快花光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韩小滨给我历数了他在1995年假释之后干过的事。卖过菜，因为怕砸在手里，全都低价卖了，月底一结账，辛苦了一个月早出晚归，一分钱也没挣着。开过大排档，经营过小卖店，又不懂经营之道，没干多久就相继倒闭了。蹬过电动三轮车，由于赶上了新的市府禁令，4000多元买的车也被没收了。
“干这些事，都是父母给出的第一笔钱。我本来是想赚点儿钱，让父母也过点好日子，在经济上、精神上给父母点安慰，也算是对父母的补偿。但钱非但没赚到，反而赔了不少。从事了这么多职业，只有一次，赚了些钱，是开牌馆。来打牌的人一人给我一元钱，一共赚了2000元。可我父亲不同意我干这个，说是来打牌的好人少，怕我和他们混在一起，又去干坏事。就又没干了。”
我明白了，在韩小滨“自谋出路”的过程中，导致他失败的其实还不是他犯过罪，而是他自己。以他的能力，对社会的经验，无法让他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做到游刃有余。我说：“我觉得你好像不太适合自己干，这样也太担风险，你应该给别人打打工。不一定非盯着国有单位，民营或私营都可以。”
“打工我也找过。可是我一没有学问，二没有技术，三也不年轻了，四又是进过监狱的，哪儿都不要我。”
韩小滨在入狱之前，是在火车站做运转工。等到了1997年正式刑满释放，他在假释的两年间所进行的一切职业尝试也都宣告失败。“我想来想去，只能是把希望压在找组织，回原单位上。对原单位，我好歹还能去找，别的地方，我连找都没法去找，人家凭什么搭理我呀。”
“我是第一批合同工。像我这样的，一进监狱，单位就和我解除了合同。可是我听说国家有规定，作为挽救失足青年，可以给我安排工作。而且我们单位以前也安排过从监狱里出来的。但领导跟我说，现在人太多，不可能安排你，你自己找工作吧，找着了我们给你办调动。”
“你说国家有规定，可以给你安排工作。但不是必须。单位领导那么说，你也没法抱怨。那你就自己努努力呀。”
“我努力了。可是我能去找什么地方，还是得在本系统上还有点儿可能性。我先是竖着找，从火车站找到公司，从公司找到在长沙的总公司，从总公司找到在广州的集团公司。光是去广州就不下20次。后来又横着找，把周边几个省的铁路部门都跑遍了，结果……”韩小滨盯着对面的墙，半天没出声。
等他终于意识到我的存在，叹了口气说：“对不起，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吧。”
在长沙，一次韩小滨去见一个劳资部长。经人指点，韩小滨在一家宾馆门口等到了劳资部长。“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一个劳改犯，找我要什么饭吃，走开！走开！周围那么多人，他就这样大声地骂我。劳改犯也是人。当着那么多双眼睛，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另一次，在广州，韩小滨找到了集团公司总经理。总经理让一位分管副总接待了他。副总首先问的是：你和总经理什么关系？
韩小滨觉得看到了一丝希望，是不是说如果有关系工作就有可能解决。“可是，我当时想，我是为了不再做坏事，要做好人。本来就不被人信任，说什么也不能撒谎。我就说了实话，和总经理没关系。
“结果那个副总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我追着问他，他回过头来说，我自己的孩子工作还没解决呢，我能管你吗？！
“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干什么都行。干得不好，再让我下岗我也无怨无悔，我就是想要一次机会。”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市里、区里、街道，但我碰到的大多都是冷脸。前两个月，我去街道，想问问像我这样的，没有经济收入的人，能不能领最低生活保障金，但街道说我没有这个资格。
“我现在是站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这些人出来后，干坏事的多，干好事的少。因为我们接触的也是坏人多，好人少。以前的朋友，听说你犯了罪，都早早地离开你了，能走多远走多远。我们现在认识的，只能是坏人。我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想出来后做好人，太天真了。一开始我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们想做好人，太难了，第一要养活自己，第二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就是这样别人也还会歧视你，像避瘟疫一样地躲着你。而我们做坏人却很容易，甚至可是说是有基础，有经验。
“这次我在北京碰到一个阿姨。她说，如果在工作上歧视我们，就等于是在生存上歧视我们。这让我特别感动。现在的罪犯，有犯罪前科的人特别多。再被抓住，人们总是说，他本来就是个坏人，就不应该信任他，应该重判。可是有谁问过他，他第一次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想不想再进去，有谁知道，为了重新踏入这个社会，他做过些什么样的努力，又遭到过什么样的拒绝。”
“无论社会什么样，你抱怨也没有用。而且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当初你走错了，现在还要求社会给予你更多的照顾，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好像是在作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在这次采访中，我常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他。我知道他的道理并不充分，但我又隐约发现，我正在逐渐认识他。
韩小滨说：“我也知道不会有奇迹出现。所以，我现在走的是一条死胡同，撑不下去，我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知道现在好多没犯过错误的人都下岗了，何况是我。但是正路不向我们敞开，而走老路却是熟门熟路。”
“你的意思是说，社会更应该照顾你。因为如果你没工作，就会去犯罪。而劳模们再下岗，也不会去犯罪。你这算是一种威胁吗？”
韩小滨愣了，看了我半天，低了头，小声说：“不是威胁，是不得已。”
我和他相对无言，只有办公室的灯照得雪亮。
后来，我答应第二天以朋友的身份陪韩小滨一起去铁道部。韩小滨手里有一张写有铁道部信访办地址的小纸条。这是他今天在国务院信访办的惟一收获。
我说，别灰心，你走的不是一条死胡同，不是还有铁道部信访办的希望嘛。
第二个晚上：我就是要饭也再不愿意回到监狱里来了
韩小滨约我一起去铁道部，但我临时有另一件急事走不开。韩小滨在等了我两个小时之后还是自己去了。
晚上，韩小滨从铁道部回来，坐下，冲我苦笑了一下，就茫然地看着天花板。
“遭到拒绝了？”
“没有。我根本就没见到人。等我到了那儿，人家已经快下班了。但我也不想再去了。反正也不可能有希望，我不想再去碰钉子了。”
“那怎么行。都到了北京了，你好歹也该去试试呀。”
“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试了。我们从监狱里出来，自卑心理特强，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会伤了我。但这几年，我碰的钉子太多了，碰怕了。”
沉默了半晌，我换了个话题，“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入的狱吧。”
“我念书念得不好，初中还没有念完就不想念了。我爸看我也不是念书的料，就想让我早早工作。17岁，我就顶替我爸去了火车站。
“当时，我也小，到了工作单位，觉得什么都新鲜，就跟着比我大的学。没学太多好的，坏的倒学了不少，就学会了打牌赌博。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38元，后来涨到了100多元。但打一天牌，输掉几十元是常有的事。工资根本就不够花的。
“那时候火车站的管理也比较疏漏。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就去货车上偷东西出去卖。我们看见了，阻止他们，他们就给我们烟。那时候我年轻，看他们来钱来得真是太容易了。经不起钱的诱惑，我们也开始偷。我们有三五个同事一起干，偷一些金属，然后给那些农民，他们负责去卖，再给我们钱。”
“你不怕被抓住吗？有负疚感吗？”
“像你们没做过坏事的人是不会了解犯罪时的心情的。又刺激，又紧张，又害怕。”
韩小滨说他就这样干了一两年。有时候几个星期干一次，有时候几个月。
“1990年，我们被铁路派出所发现了。一算，我们偷盗总价值大概有一两万，其中我分了3000元。由于我当时年龄也小，又是自己单位的，再加上金额不大，由单位教育了教育就算了。后来我就再也没做，我们这几个人也散了。
“到了1992年，有一天，突然听说我们原来那几个同事中的一个被抓起来了，一打听，是入室盗窃。我也年轻，逞强，一心想把他营救出来，还冒我父亲的名义去找他的一个朋友帮忙。后来打听到说是团伙犯罪，保不出来。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所谓团伙是把我们几年前犯的事给供出来了。
“结果没过几天我就被抓进去了。看守所让我退赃，我父亲拿出3000多元，看守所也就暂时把我放出来了。出来后单位和父母都说只要我以后好好做人，这次就没有我什么事了。那时候我还是小，当时朋友们就说我应该先出去避一避，说还会再来抓我的。结果，我只上了一天班，就又被抓了。正赶上严打，就判了我5年。
“第一天到看守所，我就被同屋的人打了一顿。五六个打我一个，我也不敢还手，打完了浑身的皮肤都是绿的。这是看守所里的规矩，新来的都会被牢头指使人打一顿，算是下马威。也不能求饶，求饶会被人认为没骨气，让人看不起。
“在看守所，每一个牢房里都会有一个牢头，其实也是犯人，是最厉害的。一般家里给我们送的东西、钱，都是先给牢头，他再来分配，也许给你点儿，也许一点儿都不给你。
“看守所里的犯人特别多，有时候干警也管不过来，就会有牢头称霸。在那种环境下，人的心理压力特别大。一般进过监狱的人都个性封闭，不善于表达，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韩小滨的证明材料写他在监狱里表现良好，还帮其他的犯人缝补衣服。我问他是真的吗？韩小滨说：“当然是真的了。在监狱，当然得好好改造。别人做的我做，别人不做的我也要做。这样才能争取好表现。有人说，人生最痛苦的就是失去自由，对此，我的体会太深了。在监狱里，苦、累都是次要的，最难过的就是失去自由。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在监狱里看到的天都是灰色的。”
韩小滨说在他出狱的时候，队长说了一句会让他记一辈子的话。队长说，你现在可以出去了，我不希望再看见你回来。“那时候我想，我就是要饭也再不愿意回到监狱里来了。但是，出来后才发现，梦想和现实总是有很大距离。在梦里面想的，其实醒来什么都没有。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我们的存身之地。”
这个晚上，我们聊到了12点。临走的时候，韩小滨说：“我现在宁愿再进去。在监狱，至少不用操心养活自己，一个月还有3元钱工资，在监狱也够了。可现在出来了，我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
第三个晚上：犯了罪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韩小滨打来电话，“我打算回去了。我再在北京呆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我的钱也快花光了。在走之前，我还能再和你聊聊吗？”
我不知道韩小滨还有什么话没说，但我还是说：“你来吧。”
韩小滨来了，问我愿不愿意听听他的故事，他的家人。
这对我来说是意外之喜。在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中，我们通常想不到，也不可能有机会了解一个犯过罪的人是怎么经历他的人生的。但连续两个晚上，我没问韩小滨太多，我不敢冒这个险，我怕他对自己更绝望。他的绝望对这个社会是有危险的。
但今天，韩小滨的信任让我惊喜，可又隐隐让人有些不安。我觉得他今晚的造访好像是做了什么决定的，但我并不能肯定自己的感觉。
“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哥、姐和我。一开始，家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母亲带着我们都在农村。我父亲发誓说再苦再难也要让我们都从农村出来，要让我们都成才。
“为了实现他的誓言，我父亲开始给我们一个一个办城市户口。他一个普通工人，要把一家人的户口都办到城里，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去求人，父亲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走很远的路。
“我工作以后赌博，一开始不敢让父亲知道。我们念书的时候，父亲的脾气很大，记得小时候老挨打。但后来父亲还是知道了，他只是说，不让你玩牌是不可能的，你们年轻人都玩牌，但你不要赌博，或者赌小一点儿。
“那次爸没打我。我工作以后，父亲就没再打过我了。当时我想，父亲其实已经老了。
“1990年，我第一次被派出所抓住的时候，领导到家里来找父亲，父亲的脸一下子就黑了，在屋里来回走。领导们走了，他还在屋里走来走去，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我叫过去。
“那是我头一次看见父亲哭。父亲是个很坚强的人，这么多年，他只哭过两次。还有一次是我入狱的时候。我没亲眼见到，是母亲告诉我他哭了。但我见到父亲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头发全白了，那时候他才52岁。
“作为一个男子汉，父亲第一次流泪给我的震动非常大。后来我再也没偷过东西。但是，还是入了狱。又让父母伤了心。”
和我聊了两个晚上，韩小滨头一次有了一些语调，一些表情。在此之前，哪怕是说入狱，说别人对他的辱骂，他都像是说别人的故事。
“你的父母很爱你。”
“是的，他们是我活着的支柱。尤其是在监狱的时候，对亲人的依恋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希望。坐过牢的人对此都是深有感受。那时候每周六是接见日，到了周六，为了接见的15分钟，我们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等，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听见每一点儿声音都以为是干警在喊我去见家人，连空气都好像能擦出火花来。这一天被干警叫到去接见的人，都是跑着去的，一边跑一边笑。接见完好几天都平静不下来。可是，那些整整一天都没人来看的，脸色就会阴得可怕。
“我那时最害怕的，就是家里不来看我。父母年纪大了，经不起打击。怕他们生病，也怕他们就此对我绝望了。”
韩小滨说他在监狱里呆了三年，父亲一次也没有来看过他。“我原来以为他是恨我。后来我母亲说父亲是怕伤心，怕自己控制不了。后来我出狱后，父亲就去广州打工去了，一个月挣1000多元。我不知道爸爸是为了躲我，还是为了给我挣钱。不管是因为哪一个，父亲年岁这么大了，还因为我要出去奔波，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我实在是对不起父母。”
韩小滨说虽然父母对他恨铁不成钢，但是在生活上，金钱上都一直在给他最大的支持。他们希望他能站起来，重新成为社会的一员。
“我这次来北京，我妈送我出来，都走到马路边了，我妈又拉住我，嘱咐我要注意吃饭，要穿暖衣服……”三个晚上，韩小滨头一次眼圈红了。
“要不是为了我父母，还有我女朋友，我想，我都坚持不到现在……”
韩小滨竟然有女朋友，这让我有些意外。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中，对犯过罪的人的认识是非常简单和片面的，似乎他们除了犯罪就没有别的东西。而事实上不是这样。
“我和我女朋友是1991年认识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喜欢她。我那时候偷东西，她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想，一个男人，不应该让女人为他担心。尤其我又干的是不好的事。”
“入狱的前几个月，我还在和父母讨论我结婚的事。但那时候我女朋友觉得岁数还小，想再过一阵子，我就尊重了她的意见。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就入狱了。幸亏没有结婚，否则就耽误了人家。”
韩小滨的家人和他的女朋友让我心里踏实了一点儿。我想，有感情牵挂的人，也许不容易滑得太远吧。
“可是，其实我现在还是耽误了她。我没有工作，却有个污点。我没办法给她一份安稳的生活。但却把她拖到了30岁。我现在很茫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想，假如我要是又走上老路的话，肯定会先和女朋友分手。我既然不能给她幸福，也不能害了她。”
我刚刚放下的心又揪了起来。原来走老路的念头一直还是在韩小滨的心里徘徊。
我说：“你和女朋友就算现在分了手也一样是害了她。你们这么多年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给她以后的幸福。何况还得为你父母想想。”
“我是爱我的家人，我的女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不歧视我。但他们是没办法。”
“你一直在想重操旧业？”
韩小滨看了看我，“是。”
“1998年我就打算过。因为坐监狱的时候又认识了许多朋友，经验也更丰富了。但后来，为了父母和女朋友，还是没下这个决心。
“可这一次我已经绝望了。该努力的都努力了，得到的却是最不愿意得到的结果。如果你把我的故事写出来的话，我想用我的事教育那些正徘徊在犯罪边缘的人，犯了罪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就像我，没有机会，再也没有机会给我了。”
“你不觉得，你的想法太片面了？”
“也许。但现在我就是这种情况。”
夜又一次深了。韩小滨执意立刻去火车站。“我一分钟也不想在北京呆了。我要坐最近的一趟车回去。我把我的话全都讲给你听了，这就是我在北京惟一的收获。”
没有时间了，我只好直说了：“你等等，希望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这次回去就打算走老路了？”
韩小滨沉默了半晌，“来之前有一个狱友找我……但我说要来北京，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告诉他如果我回去再找他，那就意味着我下决心跟着他干了。
“不是我不想学好，你知道，我努力了！我努力了呀！！”韩小滨握起两只拳头，在空中晃了两晃，又颓然地松开，放下。
“韩小滨，如果你拿我当朋友，我们作一个约定。”我表情严肃。在这场马拉松式的采访中，我一直注意有亲切的微笑，有平和的态度。我知道，他会对这些很敏感的。但这一次不行。这一次我要是让他走了，就没机会了。
“你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在两个月内，无论谁找你去重操旧业，你都别答应！两个月后，如果你还找不到工作，我就不拦你了！”
一秒钟、两秒钟，我听见自己的心怦怦直跳。我们相互对视，只有时间飞速跑过。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听到“好，我答应你。”
韩小滨走了，我还站在那儿，心久久轻松不起来。在刚才，我本来想说的是“你答应我永远不要再去犯罪。”但是，我能拦得下他吗？我能给他什么希望？三个晚上的谈话，我不知道我能让他信任我多久。
韩小滨带着两个月的承诺走了。两个月后呢？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采访结束的时候，韩小滨提了惟一的要求。“我想不用真名，行吗？我已经这样了，我可以不要脸，但我不能不顾及父母的脸面。”应他的要求，文中采用的是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