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种文化里长大成人的人，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自己的一套为人
处世的方法。如果到另一种文化里去生活，他们就会觉得新鲜、不适应。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大大加强，外国人在中国
出出进进已是家常便饭，对中国古老文化的理解也日益加深。但不同文化
之间“磨擦和冲突”还是时有发生。与外国人接触的次数多了、时间久了，
我才慢慢地领悟到，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感受虽然常常以笑谈趣事的
形式出现，但细细想一想，其中的内涵还是极为深奥复杂的。
于是，我便产生了与他们探讨这种因差异而产生的种种感受的想法。
因为我对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比较熟悉，所以，它很自然地成了我采访的
“突破口”。
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VOLUNTARY SERVICE OVERSEAS），简称VSO，是
英国一个名气很响的非政府慈善机构。该组织负责在英国、加拿大、荷兰
等发达国家招募志愿人员，然后根据不同国家的要求把他们派往不同的亚
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帮助这些国家尽快发展起来。这些志愿人员所从事的
工作领域相当广泛，医疗、农业、教育等，应有尽有。但在中国的志愿者，
以教学人员居多。
当我来到VSO设在北京友谊宾馆的驻华代表处时，首席代表保罗·特纳
（PAUL TURNER）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VSO现在在中国有140多名
志愿者，在中国外专局的协调下，大部分在较为贫穷的省份做英语教师，
少数人员是治疗师和农艺师等。我们组织的宗旨是要求每一位志愿者本着
‘让世界更美好’的原则而工作。”
听到这里，我说在中国人眼里，志愿者应该是不计个人名利，只讲贡
献不讲索取，“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那种人。但特纳先生却认为，在英国
人眼里，志愿者并没有如此高尚，他们只是一些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每一名来中国的志愿者，他们会各有各的‘自私’目的。”
“自私？”我意识里已形成了对志愿者的固定程式，所以我本能地追
问道：“特纳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志愿者即使算不上英雄，也应该是
‘无私’的，你却说他们各自怀有自私的目的，此话从何谈起？”
特纳先生听后，显然流露出一些疑惑的神色。短暂的沉思之后，他解
释了“自私”一词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含义。听完，我朦胧之中领悟到，原
来所谓的“自私”，就相当于中国人理解的“个人的（PERSONAL，
INDIVIDUAL）”一类的东西，并非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私”就是只顾自己
不管他人。
我的采访行程尚未开始，因对词汇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文化碰撞便给
了我一个提醒。
“英国人一生可以有多个故乡，而中国人只有一个”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语言是最直接和最基本的交流工具。在操不同语
言的人们之间，经常会产生语言障碍，有的确实是由文字本身带来的，而
有的则是由文字所包含的文化带来的。记得一位翻译家曾说过，把一种文
字译成另一种文字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一种语言含有一种特定的文化，
而文化是不大可能被翻译的。
我在采访第一位志愿者的时候，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劳里·达克特（LAURIE DUCKET）是一位年逾50岁的长者，目前在江西
教育学院任教。他曾经在蒙古工作过，但不幸的是，由于水土不服他害了
一场大病。在蒙古呆不下去了，他便返回了英国，可在英国呆了一阵子后，
又觉得怪没意思的，又想到别的国家去走走。于是他来了中国。他表情严
肃，你问什么，他答什么，不问，就干坐着。
“中英文化的确不同，特别是两国人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和思维方
法上迥然不同，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结合点，使
彼此都能接受，尽量减少误解。比如‘故乡（HOMETOWN）一词，英国人认
为在一个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它称为自己的故乡，所以对一个英
国人来说，他一生中会有许多故乡，也正是因为如此，英国人的故乡观念
不是那么强。过了些日子后，我才发现中国人对故乡的理解截然不同，他
们只有把自己的出生地才视为故乡，中国人一生中只有一个故乡。因此，
中国人对故乡的热爱程度要比英国人深得多。
“当我第一次说南昌是我的故乡时，我的学生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他们或许还认为我这样说是虚伪呢。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以前我从未考虑过。不过我个人认为，
这可能与两国的不同历史文化有关。英国人外出旅游、贸易甚至举家在那
里定居都是很普遍的事，可以说有‘四海为家’的传统。”
“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幅员辽阔，只要在中国范围内活动，旅游、贸
易等问题都能解决。另外，可能是因为中国很久以来一直实行户口管理制
度，中国人迁徙不太容易，无论他们在外作官还是经商，最终还是要‘告
老还乡，叶落归根’，他们对自己的故乡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因此，家乡
观念会更深。”
“现在，中国对外开放已经20年，这种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将来随
着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这种变化也将会更大。随着中国人在国外定居
人数的增加以及在国内自由流动空间的加大，中国人的故乡也会多起来的。”
“三点使我感受最深的差异”
安·查利斯（ANN CHALLIS）女士虽然与劳里先生同在一所学校任教，
但他们的性格、爱好却很不一样。安女士热情、爽朗，一见面就海阔天空
说个不停。她首先把我带到她住宅门前的一块空地，说这是她的小花园，
在她的学生帮助下，他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开垦、种植、浇水，才呵护成
今天的模样。我走到近前仔细端详，果然看到一些嫩芽儿已破土吐绿。
听完我的问题后，她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虽已62岁，但讲起话
来像个孩子，手舞足蹈，绘声绘色，有时自己竟把自己逗得前仰后合。
“我之所以到国外工作，是因为我在英国的生活太无聊。来到中国后，
有一些现象使我觉得好生奇怪。其中以下三点使我感受最深：
“一是小商小贩们经常骗我们这些老外。他们见到我们老是过度热情，
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连说带比划，鼓动我们买这买那。后来我明白了，
他们向老外要的价钱要比卖给中国人的高得多。现在，我已是一名侃价老
手。”
说到这里，她饶有兴趣地讲述了一次她用汉英双语讨价还价的经历：
“RAINBOOTS（雨鞋）多少钱？”
“18块。”
“NO，NO，太贵了。20块。”
“啥？20块。”
“我错了，6块怎么样？”
“不行，少于12块不卖。”
“NO，NO，8块。OR I WILL GO（否则我就走）。”
“好。”
她还详细给我描述了雨鞋的款式和颜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她的一
句话使我感触颇多：“在中国做一名消费者可真难，你既要有讨价还价的
能耐，还得掌握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的本领。”
“第二个使我觉得奇怪的例子是中国的交通拥挤，但中国司机的技艺
绝伦。每天，大街上的汽车都排成长龙，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屁股后冒
着呛人的烟雾，自行车和行人相互交织，你争我抢，整个路面拥挤不堪。
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七拐八拐，到处穿行，使我感到十分紧张。突
然，司机在大马路上转了一个圈，惊得我瞠目结舌，好一阵子才缓过气来。
这在英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英国，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规则，违规现
象很少。如果中国人能切实按规章办事，即使不再修路，交通拥挤的状况
也会大为改善，交通事故也会大大减少。”
“第三是无论干什么事儿，中国人都很少排队。在英国，不管是大事
还是小事，只要有两个人，他们都自觉地排起队来，按次序办理。可是在
中国，人人都显得特别急躁，好像没工夫排队。比如上公共汽车。车还没
到，人们就翘首张望，车子一到，大家一哄齐上，各不相让。但在其他一
些事情上，中国人又显得异常有耐心，从不着急。比如，我的一只灯泡坏
了，三天前我就告诉了学院的有关部门，但现在仍不见动静，害得我只能
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和批改作业。”
“不过，这些也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我很喜欢中国。我周围
的中国人都很善良，对我很友好，事事都很帮我的忙。我每天还能看中央
电视台的英文节目，这里的条件比我在坦桑尼亚的条件好得多，在非洲，
连台电视机都没有。我希望能在中国多呆些日子。今年我家先生就要退休
了。他今年暑假要来中国看我，到时候我还打算劝他在中国找个差事干干。”
“迎合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关系就会铁起来”
离开北京之前，VSO的爱玛小姐告诉我，当她替我与在江西抚州师专教
书的安迪·谢里登联系采访事宜时，他问她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我喝不喝
酒，酒量如何，并表示等着我痛痛快快地喝一顿。人未到，先谈酒，在西
方相当少见。
我从南昌赶到抚州时，天下着蒙蒙细雨，我打了一辆“摩的”来到抚
州师专。一到那儿，我才知道安迪已冒雨徒步到车站接我去了。当他返回
师专时，他的衣服明显已经湿了，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他一边擦着脸
上的水，一边亲切自然地跟我握手、打招呼，就像两个多年不见的朋友相
逢，完全没有了与西方人初次见面寒暄过多而显得有点假模假样的感觉。
“听说你抽烟，到我屋里抽几支如何？”
“好的。”
在他的屋子里，我们边抽烟边谈。“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有许多不习
惯的东西。比如，中国人老是叫我老外，起初还觉得新鲜，次数一多就觉
得烦。再比如，我的学生到我的家里，东瞧瞧西看看，翻翻这动动那，这
对英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一次，一个学生一进门就听我的录音机，那
次我真的火了，立刻就赶他走，因为磁带里录的是考试题。”
“不过，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而且我还有意多了解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并尽量去适应他们。”
谈到这儿，吃饭的时间到了，他把我领到校门口的一家小饭馆。饭馆
老板和安迪是老熟人，我们要了几道菜之后，老板连个商量都没有就搬来
一箱啤酒。据说，安迪先结识了老板8岁的孙子，然后小孩介绍他认识了老
板。
“你能喝多少？”我问。
“等着瞧吧。”他答。
“我若喝多了，你的英语我怕听不明白。”
“我的英语挺地道，不用担心。如果下午谈不完，晚上咱俩儿住在一
起，来个彻夜长谈。”
我们都乐了。
安迪的同事陈老师和段老师介绍说，他不但朋友多，而且非常关心学
生，他每月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请学生吃饭。安迪接茬说：
“我请同学吃饭的目的不在吃饭上，而是为了英语教学。我发现，许
多同学在课堂上讲英语不够大胆，所以我琢磨着是不是因为课堂上的气氛
太正式了，应该换一个轻松的场所试试。在饭馆里，我让同学们扮演不同
的角色，老板、服务员和顾客等。这样大家都放得开，效果不错。另外，
我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户外教学活动，比如野餐、赛球等。”
安迪跟同学们亲如一家。在我们下午的交谈中，我们的谈话经常被电
话铃声打断。
“我的朋友有事没事经常给我打电话，不分早晚，有的约我打球，有
的约我吃饭，有的约我散步，什么样的都有。”
安迪跟同事的关系也很融洽。他称比他大十几岁的段老师为“妈妈段”，
称比他大七八岁的陈老师为“阿姨陈”，一点都不做作。段老师跟我当着
他的面开玩笑说：“我们都是他的长辈。”
“对，妈妈段。”
“中英两国习惯、文化不同，不管怎么处，总有一点‘终嫌隔一层’
的感觉。为了跟中国人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咱只能入乡随俗，迎合他们
的行为方式，这样，我们的关系就铁起来了。”
晚饭我们又喝了酒，而且还是白的。临分别时，他还劝我住一宿，说
他还有许多故事要讲给我听。但我第二天一大早要赶火车去武汉，无奈只
好分别。
在分别的最后一刻，安迪贴在我的耳朵边对我说：
“下次，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洗衣做饭我都会，生活自理没问题”
在湖北宜昌三峡师范学院见到米莉（MILLIE）小姐的时候，她的模样
着实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她黑黑的肤色，小巧玲珑的身板，怎么也找不到
西方姑娘皮肤白皙、身材窈窕的感觉。但坐下来一谈，她神采飞扬，肢体
语言运用频繁。她连珠炮似地介绍说：
“听说我是英国人的时候，中国人都觉得很奇怪，他们说我更像新疆
人，这倒使我有点奇怪了。其实，我的爸爸、妈妈是印度人，后来定居在
英国。我出生在英国，从小在英国受教育。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读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学，我
还读过孔子、老子的书，也学习了中国人的风俗。我在大学时是学法律的，
也学习过有关中国的一些法律。所以，我在中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
我生活得很愉快。我之所以花时间准备这么多，是因为我有过不太愉快的
经历。在我上大学期间，我曾在美国学习过一年。去美国之前，我原以为
美国在文化和社会制度与英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可是我一到那里才发现
困难特别多。我必须吸取教训。
“我曾经随我的父母在沙特阿拉伯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发展中国
家有许多有趣的事情，跟西方国家大不相同，所以我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
体验生活。中国跟印度是邻国，历史同样悠久，人口同样众多，所以我选
择了中国。
“我来中国后有一件事情是我没有预料到的，那就是中国人老是问我，
你这么年轻（22岁），生活能自理吗？谁给你洗衣服？谁替你做饭？”
这可能是中英两国在子女教育上的差异。在英国，父母自始至终都在
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小孩儿一生下来就跟父母分开睡，只有在必要的时
候父母才照料他们。等到孩子16岁或18岁，孩子们一般都要搬出去独立生
活，一切事情都要靠他们自己做。所以，西方的年轻人出国旅游或工作，
都自己拿主意，一切靠自己。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家长过分体贴他们，什么都替他们做了，孩子们的自
理能力特别差。
“我在中国发现，中国的老师教书一般都是自己说得多，学生讲得少，
老师怎能代替学生讲英语。为了培养学生独立讲英语的能力，我把凳子像
迷宫般地摆着，学生一回头、一转身就能方便地互相交谈。”
米莉小姐感到的问题的确存在。曾几何时，我们也呼吁“抱大的一代
令人担忧”。去年，我接待了一位专门从英国赶到中国来采访的自由撰稿
人，她要写的题目是“中国抱大的一代是如何生活的”。看来，中国孩子
的独立生活能力已受到了外国朋友的关注。
“中国人的慷慨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在湖北江汉大学任教的汉娜·威廉斯小姐
（HANNAHWILLIAMS）很健谈。她觉得中英两国人民在招待人的问题上
的差异让她吃惊。她说：“中国人的慷慨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何以为证？”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发生在1994年。那一年我独自一
人来中国旅游。我在郑州火车站买不到车票，人海茫茫，举目无亲，急得
我直想哭。当时我一句汉语也不会说，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名中年
妇女向我走过来，慈祥地对我用英语说，‘我能帮你吗？’我使劲地点了
点头，并向她讲明了我的困难。她什么也没说，扭头就帮我搞票去了。一
个半小时后，她回来了，但两手空空。我又急得不得了，她却安慰我，并
答应一定帮我买到票。晚上她把我领回家，好吃好喝好招待。第二天，我
顺利地离开了郑州。这件事使我多年难以忘怀。
“另一个发生在我来中国工作之后。一次，我身体偶有不适，好多中
国朋友来看我，他们大包小包地拎了许多东西，水果、饼干、营养品，应
有尽有，堆在桌子上像座小山似的。
“再则，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中国白吃了许多次饭。比如有一次我去
岳阳看朋友，火车上人满为患，一个个像沙丁鱼似地挤在那，没我落脚的
地方。我来到餐车，试图找个安身的地儿。一个笑容可掬的中年男子邀我
坐在他身旁，我们吃呀、喝呀、谈呀，我开心极了。”
“这种情况在英国不会发生吗？”
“反正我没遇到过。英国一般没有免费的午餐，成了人的孩子，即使
跟父母在饭馆吃饭，也是各掏各的钱，跟别人就更是如此。我爸爸有两个
日本学生，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问候他们，而且老是重复你好吗，我能为你
做点什么这几句客套话。几乎没送过他们什么东西。”
“是不是中国人助人落实在行动上，而英国人只停留在嘴上？”
“MAYBE（可能吧）。你是记者，嘴好厉害。看来今后我与记者讲话时
还要多加注意。”
其实汉娜小姐也明白，某些中国人的某些慷慨是在外国人面前显弄，
是可笑的幼稚。人家白吃了你的，还在心里嘀咕一句“有病”。
“中国人讲话声音特别大，其实满友好的”
在为期一周的采访中，我一共与12名志愿者进行了交谈。其中好几位
讲到了中国人攻击性强（AGGRESSIVE）的问题，这使我颇感纳闷。
在江汉大学任教的露丝·格里菲斯（RUTH GRIFFITHS）小姐刚来中国
不久，言谈举止让人感觉到她有一种优越感和傲气。她说：“来中国前有
朋友向我介绍，说中国人攻击性强。我来之后确实有这种感觉，这主要是
因为中国人讲话的声音特别大，让人觉得要打架似的。”
“还有什么事实来说明你的论点？”
她使用了西方人惯用的肢体语言，肩一耸，手一摊，表示再没了。
在湖北民族学院与科林·霍根（COLIN HOGAN）先生交谈时，他说他也
有同感。他又给了我另外一个例子：
“在西方，人与人之间都要保持一定的身体空间（BODY SPACE），不
能离得太近。比如英国人相互见面可能要拥抱接吻，有这一类身体上的接
触，但这只是一瞬间，接触完了就完了，双方马上要分开。这不是简单的
分开，而是彼此保持一定距离的分开。在中国，熟人见面虽然很少拥抱接
吻，但彼此拍拍打打，携手揽腕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
所以，当中国人与英国人交往中，如果彼此离得太近，英国人就会觉
得本来属于自己的空间被侵占了，他们的安全感消失了，于是自然产生了
中国人“攻击性强”的感觉也就不足为奇了。
“产生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也说不好。但有一个
事实可能有助于你的理解。英国人从小就注重个人独立能力的培养，突出
的表现是从小就一个人住一个屋，很少与他人分享，中国人喜欢四世同堂，
大家住在一起热闹。”
“你跟中国人接触多了，还有中国人攻击性强的感觉吗？”
“当然没了。那只是由于两国不同的生活习惯带来的误解。这种误解
是很容易消除的。我来中国不久，这种感觉就被中国人的友善冲到九霄云
外去了。”
说中国人讲话声音高的的确不止他们两个人，但在我的采访对象中艾
利森（ALISON）太太是对此反应最强烈的一位。
她是一位具有英国和法国双重国籍的老人，长期跟她丈夫居住在法国，
她自称是VSO年龄最大的志愿者，与安迪在同一所学校教书。在她的客厅里
谈话时，我注意到，在她的家门中央贴着一张白纸，上面赫然写着：
TALK SOFTLY，KEEP QUIET（说话轻声，保持安静）！
“在中国自己活得像个人物，可以找到作名人的感觉”
克里斯·科尼（CHRIS CONY）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伙子，经常发表一
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还不时地表演一些怪模怪样的小零
碎，时而装着腼腆谦恭的样子，时而又装着因紧张而坐立不稳的姿态。他
自己形容自己是“外忠厚内傲慢”。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愿意在中国生活，尤其是愿意到中国偏远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我
活得像个人物，可以找到作名人的感觉。
“在英国，像我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没人注意我，没人有耐心听我
讲话。在中国则正好相反，我能吸引好多人的注意力，有人请我吃饭，有
人追着跟我攀谈。我在云南蒙自师专教书时，红河电视台还专门为我录制
了一套50分钟的专题片，介绍我做饭、运动和教学等日常生活。中国人给
了我许多荣誉和尊重，这种感觉真好。
“如果我生活在英国，这一切我是得不到的。所以，我要继续在中国
呆下去。”
24岁的卡罗琳·格林（CAROLINE GREEN）小姐与克里斯有相同的经历。
“一次，一所中学邀我去做演讲。我一到现场才发现，两千多人齐刷
刷地坐在那儿，神情肃然地等着听我讲话，好像要聆听什么大人物的重要
讲话一般。在主席台上，还有精心制作的欢迎我的旗子。
“讲完话，许多同学要我签名留念，还问我成为‘专家’的成长道路。
“天哪！我哪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名普通人。”
“你觉得作名人的滋味儿不好吗？”
“滋味儿倒还可以。只是我还年轻，我需要从中国人身上学些东西，
不希望大家老捧着我，这对我没好处。希望你的文章见报后，能使更多的
中国人明白，普通的外国人跟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普通，没必要给他们特殊
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