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的苗野，住在一个筒子楼里：楼道昏暗脏
乱，堆放着煤气罐、家具等乱七八糟的杂物，公用厕所也没有电灯。一间
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从东北来替她照看孩子的母
亲，坐在大床上对我说：你看你看，她住的这是啥地儿啊，夜里，老鼠满
地窜，桌上的蟑螂一球一球的……

　　苗野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青年教师，她这样评价自己眼下的生活：

　　“从1986年北外英语系毕业留校至今，我没有出国和跳入经商的大潮，
十年间，自从教、弃商到成为执著的社会工作志愿者，这一过程在世俗人
的眼里，可谓是每况愈下，但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实现了自己做
人的愿望：做发自良心和有兴趣的事。”

　　她是个业余家庭婚姻情感的研究者，她在北京办起了第一个“单亲家
庭中心”。

　　在了解她做这些事的过程里，我意外地采访到，这个“理想主义者”
怎样被一次次弹到现实生活的迷墙上。

　　一个教英语的老师，为什么办起了单亲家庭中心？采访前，我猜苗野
八成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苗野讲话慢声细气，但直截了当：“我没离婚，丈夫现在在加拿大，
再过半年就回来，我女儿4岁。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觉得失望了吧？”

　　她又说，你千万别以为我做这些事，是出于爱心和社会责任感，跟你
说真话，开始做这些，全是为了我自己。

　　这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

　　早在北外念书时，为了弄清楚青春期时的自己，她就常跑到北师大听
心理学课。毕业后，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交往3个月两人就结婚
了。一跌进婚姻中，她发现跟自己原来想象的不一样，面临种种不适。
“婚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可我不知怎么办，总处理不好。”

　　“记得有天半夜都11点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空虚，心情不好，不知
道怎样活着才好，支点是什么，这时候，我很想找个人聊聊，说说心里话，
可是跟谁说呢？想了足足半个钟头，我竟然没想出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一是解决自己心理危机和对婚姻的困惑，一起探讨，共同成长；二是
排除孤独感。出于这两个目的，1993年，苗野去“妇女热线”值班。

　　“如果我一个晚上接13个电话，就能有9到11个人是谈自己婚姻和情感
问题的。头回打电话来的人，前40分钟，你根本插不进话，都听他一个人
说。可见这些人压抑得多么久，有多么强的倾诉欲。这时我才知道，原来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人是非常孤独的。”

　　一天夜里，苗野值班时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诉说道，她的丈
夫拿着家里所有积蓄跑了，抛下她和一岁的儿子……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失
望和怨恨。她说现在一见儿子就心烦，就勾起对过去不愉快的记忆，她真
想把这个孩子扔掉，自己也走……在她愤愤然的倾诉中，一个小时过去了。
当她俩要结束谈话时，电话里传来婴儿的哭叫声和这个女人粗暴的呵斥声。

　　“出于母爱的本能，我突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已开始牵挂那个孩子的
命运了。我破例给了她我家里的电话，告诉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心情
不好，就给我来电话。

　　“我不是个宿命论者，但我相信缘分，现在仔细想想，从情感上讲，
可能就是那孩子的哭声，把我和单亲家庭联在了一块儿。”

　　陆陆续续，苗野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单亲母亲。

　　1996年初春的一个中午，苗野跟她认识的一个叫戴维的美国人吃饭，
席间他们聊起各自的人生愿望。

　　“我在妇女热线做了3年志愿者，结识了许多单亲母亲，我们现在定期
见面，在各自的家里，这只是个互助小组，但我真想把它发展成一个合法
的、规范的社会求助组织。”

　　戴维眼睛一亮，插话道：“这会很有意义，你知道，我曾经是个单身
父亲，一当就是15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从当地的一个单亲家庭互助
组得到了很多帮助。”

　　“可这需要钱哪。”苗野说。

　　“听着，人生的愿望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放弃。”接着，戴维给她讲了
自己的事。

　　小时候，他家穷，可他的梦想是上航校，长大当飞行员。他每天望着
天上的飞机发呆，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时，他
们都说他疯了。然而只有他的爷爷默默地走到他身边说：“我帮你想办法，
人不能因为没钱而放弃自己的愿望，去做吧，孩子。”

　　几天后，他俩去金都饭店参加一个慈善组织搞的募捐会，在回来的路
上，戴维掏出一个信封口袋说：“我愿意成为你的第一个资助者。”

　　借着微弱的路灯，苗野看到信封上写着：“去做吧，孩子。”

　　她有了一万元的经费，两周后，单亲家庭中心开始第一次活动。

　　苗野给我讲了她们中心一个单亲家庭的故事。

　　这是一个由中年母亲和16岁男孩组成的家庭，父母离异时孩子9岁，孩
子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当他5岁时，妈妈给他买了把小号。有一次，在去
老师家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妈妈赶紧脱下自己的外衣把他包好，风雨
中她加快了蹬车的节奏。11年后，母亲含泪回忆这一细节，是在晚上9点，
回家的路上。

　　近两年来，她每天都得在这个时间回家，自从孩子入中学后，家里安
宁的日子越来越少，日常生活的冲突逐渐变成紧张的家庭氛围，谁看谁都
是一身毛病，不顺眼，家里家外，不分场合，他们都能吵上一架。

　　母亲说：“他对我没任何感情，只不过是在利用我。”

　　孩子说：“去我爸那儿也一样，两个地方都是狗窝。”

　　她痛苦地追问苗野：错儿出在哪儿，我该怎么办？

　　苗野受这个母亲之托作了家访。趁母亲不在，她先给孩子打了电话。
做了自我介绍后，她对孩子说：常听你母亲提起你，你在重点中学，学习
好又酷爱音乐。她特别为你自豪。于是，孩子邀苗隔日去家里。

　　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着。苗问及孩子对母亲的评价，他说：“我觉得她
头脑不够用，净做傻事。”

　　他妈端上两杯茹梦果汁，刚喝一口，他就对母亲大喊大叫：“我告诉
过你多少回了，这种果汁是不能兑水喝的。”

　　母亲无奈地说：“他花很多精力挑我毛病，耽误了学习。”

　　开始，苗野非常同情这位母亲，但后来接触多了，她发现问题还是出
在大人身上。

　　比如在离婚前，有天晚上，她和丈夫争吵，相持不下，他们叫醒正在
熟睡的孩子，叫他表态，半睡半醒的孩子哇哇大哭：“这不公平，你们的
事，凭什么叫我表态？”另外，她平时跟孩子吵架时，什么都说，吓唬孩
子，日子久了，孩子也就不把她当回事了。

　　邻居们告诉苗野，孩子小的时候，当妈的常不分场合地大声训斥孩子，
让他难堪，现在孩子到了少年期，开始反抗了……

　　“别说孩子，时间长了，连我也受不了。本来你兴高采烈跟她说件事，
她几句话就能把你噎回去，让人扫兴。这位母亲总是垂头丧气，生活态度
太消极。离异后的心态，直接影响了亲子关系。”

　　我问苗野，她的中心究竟能为类似的单亲家庭提供怎样的帮助？

　　“惟一能做的是‘清谈’。”

　　中心每两周举办一次活动，花钱租处地方，大家坐一屋子聊。来活动
的单亲妇女年龄大都在40岁上下，孩子十几岁大。她们很珍惜中心的活动，
一块儿交流，互相咨询，寻求帮助。这让她们有了归属感，心情舒畅，变
得开朗乐观。“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苗野说。

　　许多研究者认为，人在离婚后的前半年最为关键，调试得好，以后的
路可能就顺。这期间，一是要自己尽快恢复自信，走出阴影；二是尽量减
少对孩子的刺激。

　　中心的单亲家庭碰上难题，苗野就去请有关专家来参与“清谈”，如
何调试和提早预防。像上面提到的亲子关系紧张，再比如有的单亲家庭，
不是孩子黏父母，而是父母缠孩子，对孩子的期望值和情感回报要求都太
高，孩子往往活得太累；单亲家庭有某种繁殖性，很大比例的单亲子女组
建的家庭，后来也变成了单亲家庭……

　　“我从不同情她们，可怜她们，决不能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有
‘别人不要我了’等等念头。初次来的人，一般有40分钟的倾诉也就够了。
中心活动的目的，不是给她们一条鱼，而是教她们钓鱼的方法。”

　　“就像我跟你讲的那个母亲的事，如果她的生活观念不改变，痛苦就
没法改变。可是改变一个成年人的观念，真太难了。”

　　我采访苗野时，单亲中心已有两个月没活动了，苗野说走到现在，她
觉得力不从心，进退两难。

　　“办不下去，是因为缺钱吗？”我问苗野。

　　“不，不是。其实中心活动也花不了太多钱，不过是租租房子，付给
专家一点儿报酬，而且美国环球基金会也愿意资助我们。”

　　她听到了抱怨声，认为这样“清谈”不实用，一下也解决不了实际困
难。

　　“我承认，清谈的方法，在离婚早期有用，能在心灵和情感上给予支
持。心理咨询只是短暂的安抚而已，到后来清谈不管用了，他们需要更切
实的帮助和圆满的答案。”

　　比如，一个丧妻两年的男子问苗野，他想再婚可总摆脱不了回忆，该
怎么办？苗野跟他聊了近一个钟头，她说要么摆脱回忆，要么在回忆中生
活。“人是可以在回忆中生活的，如果现实没有回忆好，那么生活在回忆
中和生活在音乐中一样。”那个男人很不满意，他说没有得到实用的答案，
认为对他毫无帮助。

　　还有比这更实际的事情，比如住房困难，讨要孩子的抚养费难，探视
难等。

　　“钱啊房子啊，我实在无能为力，我本身的生活能力就差，现在不也
住在筒子楼里？清谈得再好，也不如帮她们介绍一两个男朋友来得实际。
可我不能大包大揽，只能陪她们走一段路，再说，我不能把时间都搁在这
上，每周我要上16节课，我也要生存啊。”

　　苗野说有一阵子，她特别绝望，没有信心。“我自己本来就多愁善感
的，常常不由自主地搅和到别人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的婚变故事里，听到
的净是生活负面的东西：欺骗，绝望，痛苦，怨恨，焦虑……日子久了，
我自己的心理损耗和压力太大，有些承受不住了。到后来，我一听电话响，
都感到恐怖，不敢接。”本想调试别人心理的苗野，一不留神自己掉进去
了。她急需自我调试。

　　在办单亲家庭中心期间，苗野应邀到英国萨赛克斯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做访问学者。访问中，她还到了英国、挪威、丹麦的一些城市，就单亲家
庭问题做了考察。

　　转悠一圈后，她得到这样两个结论：全世界的单亲家庭几乎面临同样
的难题：孤独和贫穷。在国外，为单亲家庭服务，是社会工作者的一种职
业，有一套较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政府有专门的机构帮助索要抚
养费，向单亲母亲优惠甚至免费提供住房……

　　“而我是个人行为，是在孤军奋战。”

　　苗野开始写文章，给报刊开专栏，如“单亲之旅”、“单亲家族”等，
出版了《妇女热线100问》一书，现又筹拍8集专题片：《漫漫婚姻路》。

　　她的主要观点有：

　　必须消除对单亲家庭作为一种家庭的异样感，代之以开放、接纳和宽
松；

　　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避免家庭变迁带来的不良影响；

　　我们不能阻止离婚的发生，但可以帮助父母把离婚带来的负作用降到
最低点；

　　我们不能阻止单亲家庭一直存在下去，但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关注使它
健康地存在下去……

　　“写作的感觉好极了，屋子静悄悄的，把心灵的东西还原成文字，活
在自己里。一种内在的激情，让人兴奋和激动。我一直认为，六十年代出
生的人，是被骗的一代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讲假话，离事实真相近
些，再近些。每当我勇气多一点时，文章就会写得好一点。”

　　写作，让她的心理得以休整和修复。

　　一次，在电视台做有关单亲节目的嘉宾后，苗野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828千赫请去做栏目主持人。

　　她主持的是一个午夜热线节目，从今年7月开始，每周六晚，每次50分
钟，她给节目起名叫：《心灵表情》。还是围绕婚姻家庭情感这些内容。

　　采访苗野的一天下午，一进门，瞧见她正一人趴在大床上写东西。她
闷闷不乐地说：老有听众打电话，向台里告她的状，她现在要写份东西，
再向台里说说自己办这个节目的意图。

　　“有话要说，我才做主持人的，如果不能说，也就没意义了。现在已
经是1998年了，不是1958年。”

　　我听过苗野主持的一次节目，这期节目的话题，是针对新《婚姻法》
的修改来讨论婚外情这一社会现象。

　　她请了个心理学专家来当嘉宾，在“婚外情是不好的，但又确实存在”
的前提下，他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为什么婚外情由来已久，且屡禁不止；
为什么有的婚外情使家庭变好了，而有的却导致家庭解体；他们还谈到婚
姻弹性，家庭平衡，婚外支持，承认婚外情在某种程度上，舒解了某些人
的家庭危机和情感压抑。

　　其间不断有听众打电话参与讨论。正在大伙讨论得挺热闹时，一个老
年听众打来电话，对节目公然替婚外情“说好话”感到生气。他一上来就
说：“我水平不高，听不懂你们说的。”然后道：婚外情就是侵权侵害侵
犯，不管多大代价，坚决离！

　　几句话就把嘉宾的话噎回去了，讨论没法继续。

　　苗野有些急，说话声也高也快了。她提醒这个听众有些跑题了，讨论
是有前提和范围的，“是在探讨，是在接近事情本来面目，不是下结论。”

　　老头儿可不管她这一套，坚持说：孩子不孩子的，不考虑，坚决离。
新《婚姻法》有个“三年问题”，离婚更容易了……一时间，两个人有些
争执。

　　“我们哪里是在说婚外情好呢，可能有些人会对婚外情夸耀、羡慕，
可我每每听了，心里总会阵阵隐痛。有婚外情的人是不幸的，他（她）的
情感是破碎的，家庭是不美满的，如果一个人非常幸福，干嘛要婚外恋呢？”

　　“我们为什么不去用知识帮人获得幸福，反而要不断限制别人的幸福？”

　　苗野说，她办这个节目之初想得好好的，本着“直逼心灵”的想法，
说些有意义的实话，直接切入话题，表明主持人观点，不拐弯抹角绕来绕
去。“现在只剩下什么策划和炒作了，我希望自己的节目能有‘心灵追求’
和‘清洁的精神’，可现在看来，很难。”

　　“还能办下去吗？”她又一次被弹到现实的墙上，陷入困惑和选择。

　　年初，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请苗野去做单亲节目，以一个年轻学者
面目出现，电视台要她穿西服。

　　苗野平时穿的多半是些“奇装异服”。她能把好好一条黑牛仔裤，在
裤腿拆出两寸长的穗后再穿，用大绿色福寿纹缎子做套棉袍棉裙，穿着它
在街上和校园里走来走去。她最不喜欢穿西装，也没西装，可为了符合电
视台的要求，她还是跟人借了件黑西装。

　　看完这期节目后，苗野说她一人走在大街上，心里十分痛苦：那个穿
白衬衣黑西服的，一本正经坐在台上的人是我吗？那个满嘴不咸不淡，不
好不坏的伪“青年学者”就是我吗？她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在电台做节目这3个月，总不断被人提醒要注意这注意那，我可不这
么想，否则，我还敢说话，还能说话吗？我只代表我自己，只想平心静气
地探讨问题。现代文明的标志不就是尊重个性、理性和宽容吗？干嘛非要
一派官腔，就不能有点儿民间声音，不同声音？我们对真话到底有多大的
承受力？”

　　在一次电台举办的听众会上，一些大学生鼓励苗野说：听不懂就是弱
智，你别让那些老头儿给搅和完了，我们爱听。

　　每次在电台做完节目，已经夜里12点多了。做一次节目，台里给苗野
150块钱，她来回打车就花掉六七十块。奔出广播大楼，面的司机老吴会等
在大门口，他是这个节目的老听众，每次他都接送苗野。

　　开始，老吴听苗野的节目不大习惯，觉得她跟以前主持人不同，说话
过于直率，不合国情。他劝过苗野：含蓄点，圆滑点儿，别叫人抓住小辫
子。

　　苗野不听，“我费半天劲儿，面面俱到一番，再绕到我的观点上，人
早精疲力尽，而且时间也到了。”老吴慢慢听习惯了，每回在车上都能兴
奋地点评一番。他觉得每回听，都能得点儿新东西。

　　午夜的大街，霓虹灯闪闪烁烁。与白天的拥堵相比，显得太安静，甚
至有些空荡荡。夜深人静时，尤其是一人待着时，内心很深的东西往往就
会冒出来。苗野说自己就有这种体验：

　　“曲终人散，面对无月的星空，一个声音会陡然升起，像鼓槌打着你
的心脏：你充实吗？你真的快乐和幸福吗？在这样的夜晚，你无处可逃。”

　　她的桌子上放了一大堆信，都是那些正经历婚变，正处于情感危机中
的人写来的，他们往往在信尾这样写道：

　　“苗老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苗老师，我到底该怎么办？”

　　“苗野，帮帮我！”

　　单亲家庭中心也不断有人打电话问：“苗老师，咱们啥时候活动呵？”

　　直到采访完，苗野也没告诉我，她们的单亲中心会不会办下去，会怎
样办下去。

　　但她也清楚地说：“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给每个人多一些人道的关
怀，多关注一下生命的质量。你想啊，一个自己不幸福的人，能给他人带
来幸福吗？每个人都幸福了，社会，也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我以前做的和将来做的，肯定是同样的事，就是和大家一块儿在感
情的大海里，寻找那座幸福岛。”

　　

敬告读者 本报11月1日起调整版面，《冰点》专题报道将改至每周 一第5版刊出，敬请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