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蛇口的创始人。他是一位极富传奇
色彩的、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之际，笔者约他谈谈蛇口往事。

　　谈话约在蛇口美仑山庄大堂。他已是八十有二了，但谈起话来思路的
敏捷度、思想的冲击力，仍不减当年。

　　邓小平说：“对！”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从改革开放初期流传至
今的口号，发源地是蛇口，作者就是袁庚。

　　袁老说，这句话当时还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袁庚又要钱又要命，比
资本家还狠。

　　1982年，这句口号被制成巨型广告牌，矗立在破土开发的蛇口最显眼
的位置上。这句口号是也非也？没人说它错，但也没人肯定它。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考察两天后来到蛇口。

　　袁庚在汇报时说：“我们有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

　　小平的女儿邓榕提示说：“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

　　邓小平一个字：“对。”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返回北京不久，召集了7位中央负责人会议。
小平同志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更
明确，就是不能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
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
了他们一点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除现在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

　　此次会后，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港口城市。

　　以经历而言，袁庚曾在战争中出生入死，是个标准的“老革命”。

　　香港之行，使袁庚在思想上产生了历史性的跨越。

　　袁庚用一句诗形容当时到香港的心情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他说，我过去当外交官经常路过香港，50年代香港不如广州，很多香
港人回广州找工作。就在我们国内搞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香港变成航运
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我大为惊讶，社会主义的中国和
资本主义的香港差距怎么这么大？中国这么下去行吗？

　　袁庚说：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属大智大勇，假如那时还不敢
提出来就麻烦了。如果还延续“两个凡是”，可能比苏联瓦解还惨。

　　1978年10月18日。袁庚被调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一到任，袁庚便
被人上了生动一课。

　　他到任后第一笔生意，为招商局购买一幢位于中环的24层大楼。第一
次交定金2000万。

　　双方商定星期五下午2时交付支票。招商局的人以为总要一起吃顿饭吧，
建议晚一些时候，这样距吃饭时间近一点。对方一定坚持要下午2时之前见
面。

　　袁庚和一位助手提前5分钟到达约定地点，对方几个人已在等候。

　　然后，对方除老板外，另3人拿着支票匆匆下楼。原来他们连汽车的发
动机都没熄火，开起来便奔银行而去。

　　假如星期五下午3点钟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就要损失3天
2000万元存款的利息。

　　袁庚说：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支票在家里过夜大家
根本不当一回事，这是内地理财的办法！此事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时
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的。

　　袁庚说，江泽民同志在蛇口建设初期多次来解决问题，他是最早向全
国人大推荐蛇口经验的。

　　那时，江泽民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是谷牧副总理的助手。
1980年8月8日，江泽民率工作组到蛇口。此行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蛇口
工业区的通讯问题。

　　当时，蛇口的通信，难于上青天。

　　1979年12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蛇口考察。因从深圳到蛇口的
电话一直不通，市委只好派员驱车前往通知。

　　一家外商因为打电话太难，只好派人去广州打长途。

　　万不得已之际，袁庚以招商局名义与香港大东通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
由对方负责供应及安装蛇口工业区的电话交换机，并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
的微波通讯系统。

　　结果，袁庚事先设想的最坏一种情况出现了。有关部门怒不可遏：邮
电通讯乃国家专控专管行业，岂能容忍一个企业擅自与境外联系？

　　于是，几经请示、汇报，有关部门总算有了松动：可以自办通讯，但
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建成后由邮电部门专管。

　　于是，再请示，再汇报，又争得一丝亮光：同意进口设备，但最快要
3年时间。袁庚的老战友，时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许智明一直为此四处奔走，
有一天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继而手指有关部门负责人厉声斥责：“你
们到底支持不支持改革开放？蛇口连电话都通不了，还怎么开放！”

　　通讯问题，再一次惊动了北京。

　　9月12日，江泽民在北京召集会议，会同邮电部等部门研究解决蛇口工
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多次讲到：给蛇口开点绿灯。

　　1981年时，人大常委中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到过蛇口。对这片土地的印
象，主要来自媒介的宣传和各种渠道的传说，自然是角度迥异，众口不一。

　　1981年11月23日，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江泽民对蛇口工
业区评价极高：

　　“这里值得特别介绍的是由交通部招商局开发的蛇口工业区，在各特
区建设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基本经验，一是招商局有较大的
自主权，从工程勘测、规划、设计蓝图、银行贷款到对外谈判、签约都能
自主，不像内地的管理体制那样，层层请示报告；

　　二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工业区指挥部与施工单位一律以招标方式，建
立合同关系；工业区的企业对企业董事会负责，由企业决定自己经营业务，
招商局不予干涉。招商局在蛇口工业区的办事机构，按政企分开的原则，
设置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各种企业专业公司，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和
经济效果。蛇口的管理方式，为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江泽民的“特别介绍”，给了与会者一个权威的“说法”，对众人褒
贬不一的蛇口工业区来说，实属可贵之至。

　　“蛇口有三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故事，你听说过没有？”袁老问笔者。
他讲起当年在蛇口干部而且是领导干部中发生的三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之一：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笑容可掬
地询问对方：“英国人是讲英语的，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

　　故事之二：英国剑桥大学派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与外宾接洽
时谦逊地问道：“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翻译有心
遮掩一下，对方已经有一位懂汉语的人笑出了声。

　　故事之三：谷牧来蛇口听取汇报，一位干部有感而发说“刚去香港一
趟，看过那边的情况后，思想彻底转过弯子了，不只是180度的转弯”。谷
牧笑问：那是多少度呀？这位干部认真答道：是360度的转弯。谷牧笑了：
同志，你转到哪里去了？

　　人才问题让袁庚伤透了脑筋。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
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讲了人才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
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能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
计。”

　　袁庚敏捷地注意到了讲话的关键：要破格，不能按老规矩办事。

　　如何破格？人才从何而来呢？袁庚决定采用香港“公开招聘”的办法。

　　“公开招聘，还要不要组织考核了？受聘者原单位工作受到影响怎么
办？用错一个人给事业造成损失谁人能够负责？”一时议论、疑虑一大堆。

　　1980年3月26日这一天，谷牧在“广东福建两省汇报会”的小结讲话中，
专门谈到用人问题。其中一段，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择优招雇
聘请”。

　　谷牧指出：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劳动指标和技术力量可以不受
限制，按实际需要，择优招雇聘请。

　　谷牧笑道：“你们要把蛇口工业区先办好，就可以取得一些经验。”

　　袁庚不失时机地插话：“我们要求中央、广东省加强领导，帮助解决
一些问题，否则就要卡住了。”

　　袁庚马上起草了一份报告。

　　他在报告中专门写上了一条：对各应聘应考专业人才，其所在单位在
其本人自愿原则下应予支持鼓励，不要加以为难。

　　谷牧批示道：我同意。据此同有关方面交涉。各方均应支持你们。

　　袁庚底气十足地开始四处网罗人才。派出人员，奔赴北京、上海、武
汉、广州等地，采用组织推荐、自荐、公开登报招贤等方式，经过笔试、
口试和组织考察。

　　两年后，1982年3月28日，谷牧率领一批高级干部到蛇口视察，特意问
道：人才招聘时有没有遇到抵制的？

　　袁庚答：有，有的报考者考试得分高，条件较好的“尖子人物”，原
单位就是不放，所以招聘也是困难的。我们将送上一个报告，请中央组织
部支持我们各种专业人员，包括招聘蛇口工业区区长和副区长的报告，请
谷牧同志批一下。

　　午饭后，袁庚把随身带来的报告送到谷牧案头。

　　谷牧又一次及时做出了批示：任穷同志，这是选人用人的一个新的路
线，我看应当支持特区继续试行，请酌。袁庚当即派人飞赴北京，将谷牧
的批示和《报告》一起送到中央组织部。

　　一个月后，中组部以干部调配局名义，向有关部门发出一封介绍信。
信写给北京、上海、湖北、四川等省市委组织部，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
教育部干部、人事司（局）。信中说：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区近年来发
展很快，但行政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比较缺乏，请求从内地商调。中
央领导同志批示应予支持。请根据本单位干部实际情况，尽量予以推荐人
选。

　　信中没有使用《报告》中“招考招聘”的字眼，而是用了“请求从内
地商调”一词，但此信确实为蛇口工业区从内地商调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人才社会化还是人才单位私有化，几经较量，终于有了突破。

　　“权力没有制约是会产生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就会绝对的腐败”，
在谈到惩治腐败问题时，袁老几次谈到这些观点。

　　袁老说：你注意了吗，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治安先治警，治警先治长”。还要大胆加上一句“治长先治党”。

　　袁老提到深圳很流行的青蛙的故事：把青蛙放进一个开水锅里，它会
立刻蹦跳出来，如果把它放进一锅温水中，慢慢加热，当还是温水时，青
蛙很舒服，感觉不到危险，但当水越烧越热，它想跳出来已经来不及了，
烫死在锅里。这里说的是低级动物的生态反应，而人类社会生态反应，何
尝不是如此？

　　权力也是这样，当一个人掌握着权力没有制约时会感到很舒服，当滥
用权力者导致重大损失时，为时已晚。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政治体制相配套，要两条腿走路，我在蛇口执政
的十几年里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袁老神情振奋，身体离开椅
背向前倾挥动着手臂：那时我就提出要解决“人身依附”的问题。

　　“用什么办法解决的？”笔者问。

　　“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袁老讲述了在胡耀邦支持下，蛇口所进行的
民主试验。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蛇口工业区视察。在汇报工
作时，袁庚把话题引向人事制度改革上。

　　袁庚在汇报了蛇口人才招聘后说，我们在写一个报告，准备在领导班
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例如管委会委员是否可以采取直接的
公开的投票选举。

　　他对耀邦同志说：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怕上
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
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惟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
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不是的。他背后恨我当面也会点头微笑，因为是
我决定他们的命运。反过来我不怕他，他动不了我半根毫毛，撤不了我的
职。我只怕顶头上司交通部，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官不怕民民怕官。
人身依附已成为一种习俗。胡耀邦（对随行人员）说：这把你们包括在内
了。

　　袁庚说：所以，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至关重要。
我们这里想搞个改革试点，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
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
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如果群众有权选
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

　　胡耀邦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很好！

　　袁庚说：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

　　胡耀邦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们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戏剧家叫关汉卿，
讽刺官僚主义者，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堂上的鼓。唱词说
‘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卟咚卟咚又卟咚。’
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成立。同时，“建设指挥部”
已完成历史使命，一些老同志因此告别工作岗位。

　　一位退居二线的老干部说：要退大家一起退，袁庚也退。

　　有一位好心的报社总编辑捎话给袁庚：“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
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

　　满怀着改革热望的袁庚没有理会这些，他在管委会就职典礼上，代表
党委、管委作工作报告郑重宣布：

　　“从现在开始，将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
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作参考；调离工业区时按原职别介绍出去。
按新制度聘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
任票。一半以上群众不信任、不称职及渎职者立即更换。两年改选一次，
坚决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公司一级的经理人员将由群众评议、民
主选举和结合工业区的考核，采用聘任制。”

　　袁庚说：“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的罢免权，
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领导人。”

　　1984年4月22日，蛇口工业区全体干部300余人，对袁庚为主任的管委
会进行首次信任投票。全体成员获得信任票295张。

　　袁庚本人获1张不信任票。

　　同时，管委会收到了出自82人之手的数十条批评意见和建议。

　　当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广大干部群众如实公布投票结果以及82张
票上的批评意见。

　　第二届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再进一步，采用直接选举产生。

　　1985年4月4日，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办法》，
并成立了选举领导小组。

　　选举办法规定，在蛇口工业区工作超过30天的正式职工，均有选举权。

　　4月15日晚，15人当选为第二届管委会候选人。袁庚以323票名列榜首，
有93人未投他的票，占22．3％。

　　4月19日晚，15名管委候选人发布演讲，向选民们报告自己的施政方案。

　　4月22日晚，候选人无一例外地回答5个问题。

　　蛇口人的民主热情在增温。

　　一年之后，1986年4月，首次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业区管委会面临着一
场严峻考验———信任投票，有人称为“四月地震”。

　　这次投票人数为2300人，投票率由80％上升为84％。

　　袁庚获得信任票1955张，占85．11％，名列第一；不信任票91张，占
3．96％；不了解票160张，占6．97％；弃权票91张，占3．9％。共计
341人未投袁庚的信任票。

　　袁庚当时对此评论道：有人说我袁庚是“蛇口权威”，其实今年蛇口
工业区干部信任投票时，2300名干部中有91名对我投不信任票。而在前年
300名干部投票时只有1名投我不信任票。如果讲我是“蛇口权威”，那么
“权威”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这说明蛇口人在民主风气熏陶下，对
自己的干部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反对袁庚也没有什么可怕了。这真是一
件大好事。只要坚持下去，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会改变，国家就有希望。

　　袁庚几次对笔者谈到这个观点：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监督。搞民主
选举最大的好处，是使当权者的行为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民主的重要功
能就是纠正错误。袁庚介绍道，由于搞民主选举，即使在生活琐事上，当
选的董事们亦小心翼翼，严格自律。有位董事家庭生活长期不甚和谐，但
他在任期间一直没敢申请离婚，直到卸任后才与妻子分手。

　　当时，蛇口还流传管理员制服总经理的故事。

　　一个星期天，当时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的乔胜利利用休息时间，请来
几名工人在家中安装空调机。电钻尖叫着正在打洞时，一个青年人闯了进
来，喝令他们立即停工。

　　来人是工业区房地产公司管理员罗健伟。该公司已于两天前发出通告，
凡住宅装修改建均须事先申报，经审批后方能动工。

　　乔胜利先是解释一番，申明自己刚出差回来，不清楚通告已经下达，
并请求罗健伟破例一回。

　　未料，罗健伟坚持己见。

　　乔胜利总经理只好给自己的下属、房地产公司经理、罗的顶头上司周
为民打电话，询问能否将工程完成。

　　周为民让乔胜利把电话交给罗健伟后，说乔总平时家中无人，并且已
经请人开工了，是否可以考虑先把工程搞完，之后马上补办手续。

　　好一个罗健伟，面对两级上司，依然不肯松口。

　　周为民只好顺水推舟，立即表示尊重已下放给罗健伟的管理权，同意
他的停工决定。

　　旁边听着二人通话的乔胜利，也表示按制度办，立即停工，并拿出西
瓜，为小罗解渴。

　　乔胜利又专门建议对罗健伟的做法给予表扬。房地产公司不但表扬了
罗健伟，还给他浮动了一级工资。

　　蛇口人创作了一则幽默：

　　美国人对蛇口人说：“我们可以骂总统，你们敢吗？”

　　蛇口人反诘道：“我们敢批评经理，你们敢么？”

　　美国人连连摆手：“NO，NO，经理可以解除我的工作。”

　　“蛇口是否还在实行民主选举？”笔者经过了解得知，到1994年民主
选举就没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