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北京的“打工仔”饱含泪水写下的文字，是他生平第一次给报纸投稿。他有太多的话想说———想说给同龄人，说给城里人。     都市人对他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几乎天天从他们面前走过———走在他们铺就的道路上，住在他们建起的楼房里，在他们开的饭铺里吃早餐，在劳务市场上和他们讨价还价，去早市购买他们起大早运来的瓜果蔬菜，把他们叫到家门口来收走旧报刊和其他破烂儿，有时还问上一句：从哪儿来的啊？     但实际上，都市人离他们很远很远———在心灵上。我们从口音上也许能判别出他们从哪里来，但从来都不知道他们将往哪里去。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睡在哪儿，挣多少钱，怎么花，怎么娱乐，怎么爱……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不仅因为都市人的生活已离不开他们，还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理解，一样在追求人生的价值，有绝望，也有希望……     ———编者

    1998年2月8日上午，454次列车终于停靠在了北京西站。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总算熬到头了！在拥挤嘈杂、空气污浊的硬座车厢里站了一天一夜，我不敢吃也不敢喝，因为车厢里几乎没能剩出一点点空隙，根本无法上厕所。下车时，我已经快虚脱了。

    恍恍惚惚中，我走出了站台。

    这是我第三次从家乡江西来北京了，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呢？是第一次的绝望，第二次的失望，还是新的、哪怕是很小的希望？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为什么会与这座城市连在一起，我不知道这座城市最终会带给我什么。

    1992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北京———为了逃避一桩我不情愿的包办婚姻。当仅有的17块钱已经花完，而举目无亲的我仍然找不到工作，饥饿冻馁，前途茫茫，我的精神几乎崩溃。

    1993年，从生活的打击中稍微缓过气来，我又带着两件换洗衣服第二次来到北京，希望一边打工一边找到一条生存发展之路。然而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两手空空，随身携带的尼龙编织袋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望着身边拿着大哥大走来走去的男人和风情万种的女人，望着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和一幢比一幢豪华气派的高楼大厦，我知道，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找一份工作，好给我那在家乡嗷嗷待哺的女儿买上几袋奶粉……

    我一个人孤伶伶地站在417路车站上。天刚蒙蒙亮，田野里一片寂静，偶尔听到一两声狗叫，身上便涌起一种莫名的寒意。

    我在远郊一家食品厂找了一份推销熟食的工作。老板说，如果我能干得了这个工作，就没有什么我干不了的了。

    真的，一想到我的目标是那些豪华气派的大商厦，我就忐忑不安。这种地方对我来说，即便只是进去逛逛，一分钱不花，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和尴尬。看看自己瘦弱的身体，黝黑的皮肤，还有这身打扮和土里土气的“风度”，我想，恐怕我更适合到地摊上去卖农副产品吧。

    饿着肚子进了城，在安定门换上一辆破自行车，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要跑的，是新街口、西安门和阜成路的几家商场。时间尚早，我遛达了好半天，才在一条细线般的小胡同口，找到了适合我消费标准的早餐：五毛钱一碗小米粥，三毛钱一个大馒头。

    快10点的时候，我到了西安门附近的一家商场。商场里很冷清，看起来顾客并不比售货员更多。我走到熟食柜台前，里面三个女售货员正聊得热火朝天。

    “大姐，你们好。”我很礼貌又有点尴尬地和她们打招呼，因为她们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外地人。

    “什么事？！”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售货员不耐烦地问。

    “我是聚力食品厂的业务员，您……”

    “走，走！”还没等我说完，她就对我挥手道：“我们不要！”

    “大姐……”我还想再向她介绍一下产品。

    “走吧，走吧，你没看我们这儿货挺全的，你的东西往哪儿放？”她气哼哼地说，好像我欠了她什么似的。

    没想到一开头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我心想，你可以不要东西，可也不能因为我是外地人，就给我脸色看，我也是凭自己的劳动谋生啊。一下子，委屈、气愤、对自己承受能力的担心全涌上来了。可是，为了生存，我不能退却。老板说好，我的收入从销售额里提成。如果不能把产品推销出去，我就只能喝西北风。我忍住眼泪，扭头出了商场，骑上自行车，直奔阜成路。

    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我进了商场，装作买东西的样子，先悄悄地观察了一番，然后走到一位面善的中年女售货员前，轻声问她：“大姐，您好！请问组长在吗？”

    她没吱声，只是用手指了指一个脸朝柜台里面正在写写算算的女同志。

    我不敢打扰人家的工作，就在柜台附近转悠起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朝里面看。转悠了差不多一刻钟，那个女同志终于转过身来，我赶紧抓住时机凑到她的跟前：“大姐，您好。”

    “什么事？”她很冷淡地问。

    “我是聚力食品厂的。”我毕恭毕敬地掏出了我的名片。

    “聚力？没听说过。”她看了看名片，仍是爱搭不理的样子。

    柜台里面，两个年轻一点的女售货员，不知为什么盯着我直乐，还不时用手向我指指点点地，甚至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脸上一阵发烧，好在我知道自己皮肤黑，还不至于让她们看出脸红来。

    “现在东西不好卖，等以后再说吧。”组长又把名片递过来。

    看来又没戏了，可我不死心，只要她不气势汹汹地把我赶走，我就不想放弃。我客气地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名片留在您这儿吧，有什么事咱们再联系。要不，我明天给您送点样品来看看？”

    “过段时间再说吧。”组长说完，转身走了，留下我在那里，也不知道该不该对着她的背影说一声：大姐，再见？！

    一上午跑了五六家商场，不是被赶走，就是被“以后再说”搪塞出来。从最后一家商场出来的时候，几个中学生打扮的少男少女一人手里一听易拉罐，说说笑笑地从

    我身旁走过，我这才意识到还没吃中午饭呢。

    街面上的饭馆多的是，可不管是豪华的，还是简陋的，我都不敢进。我知道，胡同里那种露天小食摊，不仅价格公道，东西也特实惠，反正就图吃个饱。

    走了好几条小胡同，才找到一个有刀削面的食摊。锅里的水正冒着热气，两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一个趴在桌上，一个坐在椅子上，都在打瞌睡。我支好自行车，有点不好意思地冲她们叫道：“大姐，来碗刀削面。”

    “大碗的，还是小碗的？”坐在椅子上的那个揉了揉眼睛，甚至还伸了个懒腰，另一个仍然踏踏实实地趴在桌上。

    “小碗多少钱？”尽管总是在摊上吃饭，我还是谨慎地问道。

    “小碗两块，大碗三块。”

    “来小碗的吧。”反正汤是免费的，且随便喝。

    我坐在板凳上等着面下锅，阳光晒着，身上有一种又温暖又疲乏的感觉。想到又省下了五毛钱，我甚至还有一点得意。

    胡同里空荡荡的，非常安静，我吃面喝汤的声音似乎格外地响。没有人来和我分享省下五毛钱的快乐，那两个卖面条的女人也不会知道，能痛快地吃上一碗刀削面，对我来说已经是多么满足。

    记得1992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时，简直不敢相信北京的天气竟会这么冷。刚一走出火车车厢，我就控制不住地哆嗦。我打开尼龙袋，把仅有的一条球裤围在了脖子上，并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扎进裤腰。那时，我连穿毛衣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身上的绒衣是大哥二哥穿过了的，上面打了补丁，还有许多窟窿眼。

    旅店我是住不起的，因为我兜里只剩下17块钱，在找到工作之前，我要用这点钱来维持生活。为了摆脱旅店服务员的纠缠，我一个劲儿往前走，一直走上建国门内大街。

    街上的路灯苍白而冷寂，两旁高大的建筑群在这种光芒中，显得富贵、尊严和神秘。我的耳鼓甚至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刺激，因为风中似乎飘荡着迷离与浪漫的音符，还有一股时浓时淡的、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气息，它们都在强烈地诱惑着我。在那些霓虹闪烁彩灯高悬的地方，正在上演着美丽而热闹的人间喜剧吧。我忽然一阵心酸，我知道，在这个舞台上，是没有我的位置的；在这座城市里，我是一个异类。

    我没有观赏大都市夜景的情趣和心绪了。从株洲上车到现在，整整二十几个小时了，我仅仅吃了两个馒头，实在饿得受不住了。我望了望火车站方向，我知道那里有许多24小时营业的饭馆。想象着那里的暖气、热流和辛辣味，一种抑制不住的诱惑，使我情不自禁地往回走去。

    在几家小饭馆门口，我走过来，又走过去。揣在裤兜里的手，下意识地攥紧了那几张纸币。在我的经验里，地方越偏僻，房子越破，饭菜的价格就越便宜。在进门之前，我必须仔细地加以比较。我不能因一时的冲动和软弱，就让口袋里的钱滑进别人的腰包。

    直到手心里的钱都被汗水沁湿了，我才向一家没有任何装修的小饭馆走去。走到门口，我又迟疑了。忽然，门帘掀开了一角，一个很年轻打扮得也可以的女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您请里边坐！”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么热情的服务，价钱一定不便宜，说不定我兜里的钱还不够吃一碗面的呢，我可冒不起这个险。

    “师傅，您请进吧！”女孩见我傻愣愣地站在门口没反应，赶忙又招呼我：“我们这里有牛肉面、鸡丝面、肉丝面，还有刀削面……”

    “有辣椒吗？”我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

    “辣椒？有。天这么冷，吃碗面取取暖吧。”女孩说着就要拉我进去。

    “多少钱一碗？”我不好意思直接问最便宜的是什么面，以保持那点可怜的自尊与虚荣。

    “有五块的，三块的，两块五的，保证经济又实惠。”

    “就来一碗两块五的吧。”我轻声而又快速地说，甚至不敢抬头看那女孩一眼。

    “您还要点什么？啤酒？小菜？”她似乎没有看出我的尴尬和窘迫。

    “谢谢，就来一碗刀削面吧。”我抬起头，真诚地说。

    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了。

    又进来一个客人，女孩忙着给他开票。过了一会儿，那客人的菜就端上来了。女孩路过我的身边，有点歉意地对我说：“请再稍等回儿，您的面马上就好。”

    我心想，就是一直等到天亮，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坐在这里，既不用担心外面天寒地冻和无处住宿，也不用担心警察的盘查了。所以尽管我已经饿得发昏，可每当服务员端着热腾腾的面出来，我还是暗暗祈祷：但愿不是我的吧！

    这碗面，我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饭馆里的暖气还真管用，人气也足。慢慢地，一种安全感和一线希望涌上心头……

    这一天的推销，没有多大的进展和收获。当我拖着疲倦的身子，乘车回到远郊的时候，已经天黑了。从车站到我的住处，要从一个大村庄的中心穿过。昏暗中，从一家一户的门口和围墙里面，传出电视、收音机和人们的说笑声。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合家欢啊。

    然而当我走近那扇属于我的小门时，里面却没有一丝声响。我走进院子，房间里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在我身上。我轻轻地推开门，见妻子小毕正坐在那张垫了好几层硬纸板才勉强能坐的“沙发”上，翻着一本小小的相册。

    5年前，我和小毕相识在一家职工食堂。开初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什么接触。我只知道她是云南人，傈僳族，未婚。

    有一年春节，外地的临时工都回老家了，整个食堂只剩下我和小毕，偌大的院子里空荡荡的，一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孤独和感伤，把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白天，我们不敢外出，北京人举家团聚、访亲探友的热闹场面，太刺激我们。电视里一台又一台的春节联欢节目我们也不敢看，只有《宰相刘罗锅》开始时才打开电视，完了就关机。其余时间，我们蜷缩在各自的宿舍里，凄凄惨惨戚戚。只有到开饭的时间，我才去叫醒小毕。只要我不使劲敲门，大声嚷嚷，小毕便会“忘记”吃饭。

    有一天，小毕突然对我说，我很像她的哥哥，无论长相和气质。慢慢地，我们俩不再只是蒙着被子睡觉，开始坐在一起，说说彼此的生活和家乡。有时，我们还拿出歌本儿，唱几支都会的歌儿，觉得很愉快。后来，我们又开始出去散步，往郊外走很远。开始，只是怀着兄妹的心态，为逃避近在咫尺却似远隔天涯的喜庆和热闹。春节过去了，临时工陆续回来之时，我们意外地发现：我们相爱了！后来我在北京与她结为夫妻，有了一个小女儿。

    “你怎么了？”我不安地问道。

    “没怎么啊。”小毕抬起头，想冲我笑笑，可是没笑出来。她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刚哭过，也许时间还不短，我看得出来。

    “你干嘛不听听收音机呢？”我明知故问。那台小收音机是一个叫刘运萍的“老三届”知青送给我们的。

    小毕没接我的话茬儿，却突然问我：“你说雨晴现在怎么样了？”

    “该学笑了吧？”我淡淡地说。我根本不敢碰这个话题，我怕我的泪会先于她掉落下来。

    “我真想抱抱她。”小毕说。

    我沉默。

    “我想把她带出来。”小毕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仍然沉默。

    “你说行吗？”小毕像是问我，其实也在问自己。

    有什么东西堵在我的嗓子眼里，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怎么不说话啊？”小毕有点急了。

    “别说了，我太累了。”我闭上眼睛，任血一样的泪在眼眶里转。

    我何尝不想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抱她，哄她，喂她吃饭，给她洗脸，等着她叫出第一声“爸爸妈妈”。可是，现在哪有条件呢？

    小毕不再说话，默默地离开我的肩膀，一个人坐在屋子的角落里，重新打开那本相册。屋角里，传来她的抽泣声。

    一种无奈的苦楚和酸痛，萦绕在我的心间。泪眼目蒙目龙中，我似乎听到女儿清脆嘹亮的哭声。

    女儿是去年冬天回老家生的。凭我们打工挣的这一点点钱，在城里是生不起也养不起孩子的。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没有奶，我们不得不买奶粉喂女儿，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女儿刚满两个月，父母就劝我们出来打工挣钱，因为家中所有的积蓄已经用光了，还欠下一笔债。

    我带着深深的歉疚与不安，离开了老年体弱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女儿。我的父亲患有严重的贫血，母亲更全身是病，就在女儿出生前，她还在床上病了两个月之久。由于缺钱，母亲总是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现在，这对老人不仅要下田种地，还要帮我抚养幼小的孩子。无论对父母，还是对女儿，我都没有尽到责任。我只有在遥远的北方，虔诚地祈祷：愿我的女儿，在远离了父爱和母爱，在清贫与孤独的日子里，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愿我的父母，能够身体健康，一切平安。

    现实生活对于我来说，似乎正在经历一个沉闷而漫长的雨季，我的心总是湿漉漉的。我给女儿起名叫“雨晴”，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和她的未来有一片晴朗的天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疯狂地迷上了写作。

    其实，我小时候就做过“作家梦”。可是，一个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就没有资格做梦了。做梦，是少男少女和有钱有闲人的专利。

    十五岁那年，我念初三。在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的那天，我拿着母亲求爷爷告奶奶借来的十七块五毛钱———我一个学期的全部学费，偷偷地踏上了漂泊的旅程。

    我上学时成绩一直不错，可是家里实在太穷了，常常连支几分钱的铅笔都买不起。有一次，我借了同学一支笔，却丢了。他逼着我还他，我还不起。为这事他找了老师，还找了我的父母。就这么一支小小的铅笔，成了我心里的一个重压，一直带进了初中。

    初二那年，上地理课的时候，女老师用教鞭指着黑黑瘦瘦的我说：“那个黑脸的同学，非洲在地球的什么位置？”全班大笑，好多同学都回过头来看我。从此，我就得了个“非洲饥民”的外号。

    我的自尊被撕碎了。为了摆脱经济贫困和精神上的孤独，我辍学了，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生路。我干过清淤工、装窑工、筑路工，也当过勤杂工、送料工、司炉工，还当过“盲流”。十八岁那年，我参了军，在武警部队当过文书和副班长，还入了党。

    和许多农村兵一样，我最终没有转成志愿兵，退伍回了家乡。我也曾想在农村大干一番，开发低洼低产田，搞搞种植养殖，改变家乡贫困的面貌。可一切谈何容易，长辈们的旧观念就成了我难以逾越的障碍。退伍以前，家里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桩婚事，只要我答应，就可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甚至可以借着女方家的权势发达起来。可我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说服不了父母和那个陌生的“她”，命运逼着我再一次踏上漂泊之途。

    没有关系又没什么一技之长的我，从广东漂泊到四川，又漂泊到湖南，最后漂泊到了北京。

    在崇文门附近那个非法劳务市场，我在寒风中一站就是五天，周围全是和我一样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但他们都是一帮一伙的，只有我一个人孤单单的。

    一天傍晚，来了两个神气活现的年轻老板，说是要请一个蹬平板车送货的小工，管吃管住，每月给一百块钱。三十几个人围着他俩讨价还价。

    我一看竞争这么激烈，赶紧挤过去说：“我干，多少钱我都干。”那时我连身上最后一分钱都花光了，而且已经两天没吃东西，胃一阵阵地痉挛，像刀绞一般地痛。可那两个老板竟然不要我，他们嫌我不会蹬平板车，对北京也不熟悉。

    见我不讲条件就要接活干，旁边的人都和我急了：“我们正谈着呢，你就来抢我们的生意，太不讲义气了！我们本来说不定可以谈好了，你这么一来，我们都没法谈了！”说着，他们就往外推我，让我“滚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中，有人都在这儿等了两个来月了。我不敢想象，这里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经过怎样的煎熬与绝望。

    找不到工作就无法生存。在无边的饥饿与寒冷中，我一遍遍地想：我该怎么办？我该不该回去？回去，至少有一间遮风避雨的草房，至少不会饿死。可在领略了都市的繁华、热闹和神奇后，我还有足够的勇气去重温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守着一亩三分地的日子吗？！虽然我也知道，这都市里的富贵、舒适和迷离不属于我们。而且，回去以后，那桩婚事怎么办？人家可是有势力的大家族啊。

    家回不去，城市又无立锥之地。冬夜的严寒里，我只能睡在立交桥底下。为了不被冻死，我一夜一夜地在长安街上疾走。终于在一个晚上，我走上了建国门立交桥，我想一切都该结束了，或许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放眼四望，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霓虹灯闪闪烁烁；桥上桥下，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在奔驰，汇成一道光的河流。我闭上了我的眼睛……

    我从来没有想到，城市有这么大，有这么多的汽车，有这么多的人。可是，在城市里，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寂寞，就像在沙漠里一样。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别人无意中看我一眼，我就会变得激动与不安起来，我多么希望能有人和我说上一句话，哪怕一个字……

    在经历了这些痛苦绝望的日子后，在受够了歧视屈辱，也遇到过善良人的帮助之后，那么多的酸甜苦辣又点燃了我的梦想。我自己的生活不就是一本书吗？不需要想象，不需要虚构，我的故事已经足够曲折丰富，富有戏剧性了。当然，也许它更具有悲剧色彩。

    那时，我住在一个既没有灯，也没有自来水的地下室里，几块砖头支起张门板就是床。楼上漏水，地下室的走廊和所有的房间便成了水塘。

    这潮湿黑暗的地下室有八个房间，只住着我一个人。两年多以前，这里也住过一个打工仔。后来，他失恋了，从楼上跳了下去……

    每天下了班，我打着手电，趟着水回到“家”，然后把电筒的玻璃片取下，再将手电固定在床头的墙上。手电投下一个昏暗的光圈，照在床板上，我再摸出一块硬纸板垫在褥子上，这就是我的“桌子”了。我趴在床上一写就是三四个钟头不挪窝。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竟有这样强烈的写作冲动，只要一提笔，那些经历过的事情就全“活”了，一个跟着一个从脑海里冒出来，赶都赶不走。常常是到了12点，我不得不强迫自己睡觉，却浑身僵硬地起不来了。

    我一口气写了三十万字，写完一部分就拿去给当时还是我女朋友的小毕看。小毕在一个招待所食堂打工，她那儿还有好几个小姐妹。真没想到，我的“小说”还引起了她们很强烈的兴趣，每次我去，她们都要问：“你又写出新的来了吗？×××（主人公的名字）后来怎么样了？”

    说实在的，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还很粗糙，很不成熟，我也没指望它们能发表，但是，想到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还有千千万万和我一样的打工仔打工妹，想到过去岁月留在我心中的东西，我就不能停住笔。我的写作欲望与冲动，似乎伴着苦难与动荡而生长，并且越来越炽烈。它不仅鼓起了我与贫穷磨难抗争的勇气，也使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希望。

    现在，我又换了一份工作，为的是能够有时间多读一些书。

    在《复活》、《我的大学》、《悲惨世界》、《马丁·伊登》和《远大前程》里面，我看到了一颗颗和我一样不甘贫穷屈辱的灵魂。我知道，我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写下去。我在日记中写道：

    “只要不放弃，便会有希望。即使这个希望很遥远，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