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远的大山之中的百色回来，我一直在寻找能表达那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的话语，我看到爱迪生的一段话：“我在一处读到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的墓志铭，使我很感动──凡是我已消耗掉的已一去不返，凡是我曾有的已都留下成为别人的，凡是我已给予的将与我永存。”

    团中央从全国招募的20个志愿者来到百色后，一下就消失在广西西部数百平方公里的山区中。我打算去绿色山野中采访他们，特别是遥远的有着内地人见不到的少数民族风情的大楞乡。但被团市委干部劝阻：“那六七十公里泥泞的山路要行驶六七个小时，上次非常危险，汽车往悬崖下滑去，我们急忙蹿出车外……”

    另外一个稍微好走点的达江乡也不用去了，因为那里大多数志愿者都躺倒在百色市医院的病床上。

    在一个光线不充分的病房里，我看到躺着的谭学智和陆伟国、吴寒芬夫妇。早上六点多，团市委书记农斌端来亲熬的粥，可是志愿者们无法享用，谭学智和吴寒芬虽然稍微清醒点，但肚内难受，而陆伟国则不时休克……

    这几个志愿者曾经在壮山瑶寨不停地呼吁改善卫生，谭学智还建立了“马背医院”，可是他们自己却被这里脏污的细菌击倒。志愿者王芳医生匆匆进出，神色严峻，她的同伴们并没脱离生命危险，而且不知作祟的是沙门氏菌还是霍乱弧菌。

    陆伟国的时空此时可能模糊一团，因为我看见他笑了，然后又睡过去。此刻他们一家人都在医院。

    商业氛围很浓厚的江苏江阴是富有同情心的城市，20位志愿者中就有4位来自江阴。1996年，江阴有两位姓赵的志愿者去了山西吕梁山，感动了当时已34岁的陆伟国，夫妇俩给团中央写了申请信，随后就是长时间的等待。

    1997年春天，北京打来电话，说“百色项目”欢迎他们。夫妇俩高兴起来。只知道百色起义，去查地图，一看那里颜色黄黄的，云贵高原的起点啊！

    江阴峭歧镇政府和中心学校都很支持，说，去吧！我们5万人是你们坚强后盾！女儿苑苑带上竖笛古筝随他们踏上征程。

    这次陆伟国夫妇住院，他的18个壮族学生赶了52公里渡右江来看他们。临走时哭着说，一定好好学习！学生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

    陆看起来有着江浙人的机敏，但内心涌动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刚来时看到达江小学的孩子生活很苦，蘸盐巴吃白饭，有个孩子经常贫血晕倒，送他们到乡医院，不愿意去，能顶就顶。同时他们又很不爱学习，刚开始接手时，全班只有3人及格，我吓了一大跳，记得第一节课朗诵‘桂林山水’我忍不住笑出来，那叫什么普通话？我感到压力太大！

    “我知道，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孩子对老师的观察也是细心的，我必须用行为感化他们。第一次家访正逢下雨，我在陡峭的山路上爬了四个多小时，成了一个泥人。我发觉班上一个男生特别脏，皮肤上都是疮。我有一次问他，你妈不给你洗衣服？他说不洗。为什么？他的眼泪下来了：‘我没妈了。’我到他家，一个黑屋子里就一个缸和几个碗，他父亲听不懂普通话，孩子给翻译，他说没钱，不让孩子上学了。我说那怎么行？我把孩子的学杂费包下来……”

    陆伟国夫妇的拼斗近于挣扎，他们知道无力改变这里比城市更严酷的应试教育，“只能尽力把素质教育引进来”。两人从各方面锻炼学生能力，给他们讲外面精彩的故事，夫妇俩后来总结，这里的孩子先天与内地的没有多少差别，缺少的只是培养。奋斗的效果不错，陆伟国教的语文全年级第一，吴寒芬教的数学全乡第一。

    “我们没有蔬菜，劈柴生火，没有马桶、没有厕所、没有冲凉房，只有一个桶装满水，举到头上倒下。第一次给孩子外婆写信，写着写着母女俩都哭了。”

    一天晚上，10岁的苑苑吹起竖笛，全校的孩子都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她在这里有些孤独，虽然学习是全年级第一，但许多方面的才华没法发展。

    这两位来自一个小市镇、根本不可能有一点名利目的的夫妻，为了被许多人嗤之以鼻的热情，带着全家受了这么多苦，现在却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让人心酸。现在他们很大的安慰来自志愿者：“我们志愿者都是亲密朋友，一人有难，大家支持。这次真是刻骨铭心，一起受难住在一间病房。这是一辈子很难得的精神财富！”

    长得像李宁一样的谭学智还有几天就要去北京接受“五四奖章”，可此刻却躺在陆伟国夫妇之侧，带着岭南人特有的温和笑意。他1996年就获全国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那时他是地质队的医生，深得人们信赖，有时一晚上要出三次急诊。1994年广西大水，梧州遭受灭顶之灾，他连续几个昼夜自发工作在灾民之中。他想得不多，就觉得百姓很可怜，尽所能帮助他们心就好受点。实际他自己也是需要帮助的人，单位不景气，随时面临下岗。

    “当地有个老太婆动了胃癌手术后，伤口愈合不好，臭气熏人。她的家人老伴、儿媳妇都不理她。我想这样的人多可怜，怎么能没人理？就去照顾她，每天到她那小屋里给她洗两三次伤口。一年后的一天，她专门等着我到来，看着我说：谢谢你小谭！然后就去世了。”

    谭学智只说不忍心看别人受苦。现在在农村在灾区可能最需要这种“使别人不受苦”的朴实真理，它或许胜过其它千言万语的教诲。一个法国哲学家说过：“爱是最有益的特性，在我们所要建立的等级上显然占第一位。我们看到爱的面目就感动，不论爱采取什么形式，是慷慨，还是慈悲，还是和善，还是温柔，还是天生的善良……”

    1997年4月初，他看到《梧州日报》登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百色项目’”，心想自己曾当选杰出志愿者，更应去百色当一名新志愿者。

    他来到离百色市区很远的达江卫生院，这里的设备非常简陋。刚来时，谭学智很奇怪，怎么看病的人那么少，他走访了十几个村子，为数百名村民做义务体检，发现那里卫生条件之差出乎想象，整个村子没有一个厕所，人都住在牲畜棚上面，有的村屯连卫生点都没有。一次他走了一天山路，来到一个村子，天已渐黑，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找不到村长，一个人在村头彷徨，这时一个老人过来喊他去家里，给他盛上玉米粥，晚上他就和老人挤在木楼上，底层的牛粪味直冲上来。老人用壮话告诉他，这里没有水，百姓生活很苦，根本没有钱去看病，就是去了，一些大夫态度也不太好……

    他以身作则影响同事。他把药房、门诊、治疗室分开，改变过去门诊像药店的模样。他还筹建牙科，积极与梧州市红十字会联系，争取到价值2000元的捐赠仪器。许多孩子从未打过预防针，村民说，不打那针不照样吃饭睡觉？他主动和防疫医生下到各村屯去做说服工作，给适龄儿童打各种预防针。有时为给一两个小孩打针，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他和原单位联系，要来捐款1500元，组织了马背医疗队在山区巡诊，免费为壮瑶百姓看病。他希望通过这个爱的实践感动卫生院的年轻人，当地人加入服务行列他才放心，因为再有几个月就要离开这里了。

    他非常想自己的孩子，来百色时孩子才8个月，为了当志愿者，他牺牲了一个人的正常情感。

    他身体恢复得很快，但他并不轻松，因为原地质队已被合并，他回去就下岗。

    王芳终于查出了陆伟国他们中毒的原因，是来自食物的沙门氏菌。

    她30岁左右，来自临汾铁路分局的一个医院。她是那种每天用各种工作把自己填得满满的人。她春节都没回家，说怕有急重病人。她一个人住在有三重门的手术室里。去年6月20日离开临汾前往百色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在百色市医院，她是一个拼命三郎角色，几个月后就被提为业务副院长，她同时还做着普通医生的工作。值夜班、查房、抢救危重病人，她都是做得最多的一个。

    实践、细心、知识，是在这儿做医生最需要的。她讲了一个故事，有位56岁的农妇叫黄妈成群，在家是壮劳力，突然瘫痪，说话困难，家人送她来医院，问她病史一问三不知，在急诊室躺了9天难以确诊。正好有广西医科大学教授在这讲学，诊断是“大面积脑血栓”，可是救护不起作用。王芳抽她体液时，闻到很浓的农药味，马上改用阿托品，症状稍有缓解。原来这里的农民不知道保护自己，农药的浓度和剂量又偏大，该农妇用农药拌花生种，不戴口罩，结果农药中毒。可惜发现得太晚了，毒药和神经细胞已结合在一起。

    医院动员住院治疗，农妇和家人都不愿意，说他们拖不起，家里甘蔗要收了。他们一再问，一万块钱能不能救她？王芳说不一定。原来他们要等着甘蔗收了才能拿到点钱，再加上儿子承包果园的钱和地里的玉米以及亲戚借给一点，能凑一万。如果生死不定，他们就不住院了。王芳看着昏迷不醒的病人很难受，动员农妇的4个儿子：“这么伟大的母亲，把你们养大了，难道忘记了小时候在母亲的怀抱里，这时候她需要孩子们的帮助……”

    儿子们一片木然。一天王芳出去开会，儿子们趁机把母亲弄出院，王芳回来后懊丧不已。在那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这位农民的母亲生死不明。

    王芳长时间自责，如果更好地把书本知识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一个人的生命就这么紧密地跟你多学一点的努力联系在一在。

    又有一个老农被儿子们强行从医院拉走。这位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患肝癌，刚来时肚子像十月怀胎一样大，王芳干到深夜，用大城市的技术把他的腹水过滤后再输回去，省了他输高价的血白蛋白。他肚子一松，能吃一碗粉就要走。他儿子说：我们没钱，得这病就是死，能吃碗饭就行了。王芳说不要你的钱，但农人们还是走了。她又一次伤心。

    但是这里的人民记住了真正关心他们的人，来看病就说“我们找北京来的医生”。

    志愿者中的医生，往往自己先被病打倒，江阴来的医生余晓路此刻正躺在百色地区医院的病床上，患有原因不明的低烧。我和团委的同志去看望时，他正听音乐，神色有些落寞。

    “我原来所在的卫生中专一开始态度就特别强硬，说你走了就不要来了！谈了多少次谈不通。春节前他们又来信：勒令我2月10日前回去，否则除名。我压力很大，各种纠缠使我晚来两个月，我来这儿的代价较大，如果做不好工作将对不起所有人。”

    人们评价余晓路是典型的书生，善良和才气兼备。

    他用低轻的嗓音诉说：“我惟一牵挂的是江阴那边我的学生。去年暑假前我就偷偷准备，我说咱们来一次暑期夏令营吧！我带他们到了海边，第一天我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我说，下学期我就教不了你们了！学生们全哭了。

    “在南通车站送别时，他们把我的手都快握烂了，哭着说，谁让你对我们这么好？我比较自制，没有哭，我冷静思索为什么来，我父母是上海自愿支边的大学生，他们对我的行为非常理解，我想这是一种穿越时代的精神。”

    他给学生写信道：“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们会忘记我的。”没留自己的地址。一天百色团市委转来两封信，一封是原单位的勒令信，一封是学生们的来信，学生们写道：“一生如果能忘记，那我们就忘记了土地和大海，时间只不过更增加我们对你的思念。”

    余晓路来百色以前想象他将工作在山下的小河边，病人都穿着少数民族服装。来了后发觉不是那回事，他要求到山里的乡卫生院工作，但是被分到了百色市的大医院。

    他上班第一天大吃一惊，这是一家市级医院的口腔科吗？两间阴暗的低矮危房，不时有老鼠走过，几台治疗仪早已报废，一些最基本的器械也不具备。科室里人心涣散。他心里想，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刚到百色时天气还很炎热，科室屋顶就是几片石棉瓦，太阳一晒像蒸笼，以往大家都跑到其它地方避着，病人来了找不到医生。而他坚持应诊，哪怕汗流浃背也不离开，渐渐科里同事见他这样，也不好意思再轻易脱岗了，并且对他产生了信任，工作上尽力配合。

    余晓路呼吁百色民众要爱护自己的牙齿，他策划发起的“9·20全国爱牙日义诊”是百色第一次爱牙日活动。

    但是余晓路进山工作的欲望不可遏止，一有空就进山找志愿者，和谭学智他们在大楞乡搞了个马背医疗站。一次他在那偏远的地方为乡民诊治时发现了一位不为人知的“志愿者”，他是广西最富之地玉林人，自愿来到百色，又要求去了艰苦的杨圩乡。他把一个青年人的纯真和良知带到那里，他做税务工作，有时收税时，货主按过去的习惯私下送钱递物，希望减免，而他严辞拒绝。这位“志愿者”一来这里就签了保证书，一辈子不再回家乡。这简直是生命契约！闻者感叹道。余晓路也深为感动，他们成了知心朋友。

    余说自己并不是最好的，志愿者中许多人深情得没法测度。比如他的同乡，来自江阴的吴晓方，身怀理想主义情结，对那些少数民族孩子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双方交流时的那种真诚是社会上看不到的。他以前就支持希望工程，前后资助了9个孩子。他一心工作，春节也没回去。女朋友要吹，一来信就骂，他坚守阵地，后来感动了女友，也资助了两个孩子。前几天早上他突然晕倒，现正在乡卫生院打吊针。他曾对余晓路说：他选择的路很苦很长，但是一想起孩子们的明天，心就热起来。他私下表示，也可能一辈子就留在这儿了。

    还有那爱笑的湖南小伙子杨槐，来自长沙一个互联网软件公司，他每次进城买东西都是挑便宜货，尽量不给家里打电话，还自己种菜吃，省下钱资助了六七个学生。

    余晓路向原单位交了辞职书后，同事说现在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外，没什么能束缚你了，你成了自由人。他却认为自己的心态远不是自由所能表达的：“这里壮瑶人民流传，两年前江总书记到百色视察，看到农家贫困状况时落了泪。从这泪水里，我读懂了一种情怀和一分责任。这种责任当我背着医药箱行进在山间小路时感受到了。曾有人邀我去卡拉OK，我坐不下去，想几公里之外的孩子就吃不饱。如果说刚踏上这片红土地时内心多少还有一分意气使然的话，那么今天我相信当初的选择具有理性的深刻，正如马克思说的：‘人们只有为了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自己才能达到完善。’”

    他以后可能要漂泊四海，但广西团区委的领导说了，广西就是你的家。

    研究生毕业的鲍建是志愿者中学历最高的，来自团中央青工部。有人开玩笑说他可能是整个广西学历最高的初中教师。

    事先他设想了这样一个美丽场景：“讲台下的孩子们虽然衣衫简朴，却睁大了一双双充满求知和渴望的眼睛贪婪地追随我……”但是他逐渐发现：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接受能力之差是过去没想到的，百色正在“普九”，一些连小学毕业考试都未参加的少年进入初中慢班，他们的水平也就相当于自己山东老家的三年级的孩子。再简单的问题也要讲三遍，有时讲了七八遍，同样的错误仍在犯。

    他逐渐明白，在这里语文特别重要，它是一切理解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培养道德素质，它比教英语和学语文都重要。这里有些孩子浑沌一片，家里一贫如洗，却每天泡在小镇上的录像厅看低劣的武打色情片，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喝酒，有些女孩子在课堂吵骂，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哪怕是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自己的目标。

    鲍建决定首先鼓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给他们讲去年印度新当选总统的故事。总统小时候家贫，被赶出校门，就在窗外听了整整一年的课，他立志要成为对他们那个阶层，对穷人有用的人，后来上了大学……讲故事时，课堂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静，孩子们第一次开始思索一个人的价值，思索一个尊严的生活。鲍建突然发现，越是慢班越有素质教育的可能性。

    经过努力，学生们期末成绩有了明显提高，这学期更是蒸蒸日上，鲍建也有了一种在教学上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感觉。

    鲍建是北大哲学政治学硕士，山西静乐招募志愿者时他就报了名，买了许多陶行知、杜威等中外大教育家的专著。到百色后他把自己的钱都买了小礼品，做为“进步奖”发给学生，他认为好胜心对一个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团中央统战部来的小伙子周宇松在大楞乡教英语，他们学校有个全年级学习第一的初二女生，经常跑来问他山外的事情。新学期开始，不见她踪影，她班主任说，她家没钱不让来了，宇松非常着急，冒大雨跑了7小时的山路，浑身是泥，他想“我会带给她一个希望的”。到了她家，发现在学校穿得整整齐齐的她破衣难遮体，已整整哭了两个星期了。宇松泪也快下来了，说这学期学费我掏，生活费我掏……他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父母说再穷也要孩子上学。孩子哭了，说原来以为没有希望了。两个人一起赶回学校，他替她背着大包，爬到了山顶，两个人都累倒在地上，“我们笑了起来而不是哭，因为我们觉得前面是希望。”

    志愿者是好人的事业，采访后发觉他们每个人都善良精彩，足写一篇长文。但篇幅有限，不得不简说略写。

    学地球物理的成剑文来自山西马兰矿，他教的慢班成绩已超过了快班，他与原单位联系，取得两千元的救助款。他课余除了家访看书，最喜欢去的是敬老院。他带领学生到那里劈柴抬水，与老人聊天。他想以一个人最后归宿所特有的情景发展学生们的爱心。

    来自广西柳州郊区农业局的曾凡凯，教瑶族群众种起马铃薯，在冬天抛荒的大地上种东西，对村民来说还是第一次。他和其他人一道，在汪甸乡下塘村连续宣传发动和技术培训20多个日夜，他介绍柳州冬种马铃薯的经验，使农民有了一种踏实感。

    来自北京建春广告公司的陈煜明执教于达江乡中学。1997年11月，他召开学生家长会，向学生家长汇报学生的情况，并听取了他们的建议。山里的农民坐在一起为孩子开会这对他们来说是第一次。全班58位学生家长，到会48人。

    在北京国家信息中心办《经济与信息》杂志的冯颖原以为到永乐中学教中文，谁知领导让她教音乐，领导说让校园响起歌声就行了。她想干脆从欣赏和情感入手，她放了一盘《二泉映月》，问学生这是悲伤的还是欢乐的，学生异口同声回答是悲伤的，她很高兴，觉得学生们感觉不错。她从文化馆请人来演奏，学生们第一次听到小提琴的声音。

    还有许多人没写到，他们是广西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阮经宙，被任命为百色市自来水厂副厂长的刘伟，来自黑龙江农垦农场的陈兵，志愿者中年龄最小的来自广东的罗滨涛，抛弃湖北家乡一年十几万的收入、到百色又当律师又当中医的胡家全，来自湖北红安的耿永锋，学计算机却教地理的王艳红。

    志愿者们互相感情很深，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从四面八方来聚会一次，一个月来一次总聚会。每次分别都恋恋不舍，有人说现在都这样，3个月后离别时该怎么办？大家说，那就抱头痛哭。

    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这么多热情、善良、聪慧的人，在我的经验中是不多的。他们的使命马上就结束了，有几个说要继续干下去，他们平均年龄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