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在北京很活跃，有不少“头衔”，比如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比如称他是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他还曾经是中央电视台的两个很有名的节目的主持人和策划。去年一本很热门的书———《与总书记谈心》，也是他参与的作品之一。再后来很久就没听见他的消息了。

    前不久，忽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我在重庆呢，代职，当副区长。”

    他所有的头衔中，真的就缺政府官员这个衔了，这个官当得不算低，副区长是副厅级。“怎么样，不好受吧？”我问。

    “啊，很有意思。你来吧，我给你讲讲重庆故事。”

    这些“象牙塔”里的学子在基层会不会出洋相？会不会“下车伊始，伊里哇啦”？

    几天后，我飞往重庆。

   

“中国的好地儿让你一个人占全了”

    陆建华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后来到天津南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再后来在中国社科院读

    博士研究生，现在在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作政府官员。

    “中国的好地儿让你一个人占全了。”我开玩笑。

    “重庆跟那三个城市可不一样。”陆建华急忙分辩。

    确实，除了在甘肃两个星期的走马观花，他几乎没有费心琢磨过西部是怎么回事。在很多场合言必称“沿海”，以至于很多人把他看作沿海利益的代言人。而研究西部经济发展的同行则大骂他尽往有钱的地方跑。

    1990年，陆建华的一篇论文———《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高期望》，在国际社会学学会上获了大奖，这是国际间举行的第一届青年社会学论文竞赛。

    “我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期望很高，不光是要管好企业，有效益，还得要关心下属，作风正派，成为道德楷模。这种企业管理者包揽一切的体制，会养成工人对管理者的高期望，并转化为一种强依赖。但企业不可能满足每个职工的高期望，因而高期望必然引发大失落。所以企业应把其负担过多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

    今天再来看这篇论文，结论已经不新鲜了。但在8年前，它无疑具有预警性的意义。

    拿到了国际大奖，陆建华当时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我当时觉得这种成果没劲，没挑战性。”

    于是他继续上学，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博士研究生。这期间，他写了一本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书———《中国左祸》。在小平同志南巡之前写这样一本书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所有这一切，对陆建华来说，似乎都不太费劲。

    两年前，北京一家很严肃的党的生活杂志，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并冠以“奔向新世纪金牌榜”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又被评为北京市的十大杰出青年。

    我拿着那本杂志，看完后问他：“陆建华，这写的是你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大了？”

    “不像吧，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不像我。”

   

“一年前我只会从大道理开始讲”

    1997年6月18日，重庆挂牌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

    与北京、天津、上海不同，重庆全市人口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一倍多，比天津多出近两倍。所辖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3％。下岗工人人数42万，仅次于沈阳市。1996年，重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500美元，仅为北京的三分之一，上海的四分之一。

    重庆挂牌不到一个月，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了一个39人的博士团，他们在各级政府或经济部门代职一年，直接参与重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陆建华就这么到了重庆。就任重庆渝北区副区长。

    要想修炼成一个合格的官员，不那么容易。初来乍到，秘书把文件送上来让他过目后签字，他问秘书，在哪儿签？区里市里开大会，往主席台上走，走快走慢是很有讲究的。他若是走得快了一点，马上就有人拉他一把，意思是说，慢点，让区长、书记先走。开会坐在主席台上很难熬，都是印好的稿子，一念就是3个小时，一开始他老是走神儿：“要是能让我读本书多好。”

    区长的椅子还没坐热，他又被市里任命为重庆中青年专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黔江地区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思路。他不想干这种在北京常干的事，于是捅鼓区长给他请假。市里说，不行。

    从重庆到黔江陆路要走16个小时，而且全都是在大山里转。这是重庆最穷的地区之一。地区所辖5个县全都是国家级贫困县，1000万贫困人口，其中年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特困人口就占了近一半。当地民谣说：黔江是“山好水好人也好，只见哥哥不见嫂”。女孩子都嫁出去了。

    那天是中秋节，车还没到目的地就出事了，撞在了大树上。三人受了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伤员立刻被送往县医院的急救病房。

    陆建华第一次见到这么简陋破旧的县医院，墙是黑的，被单是旧的，蛛网密布，地面上到处是废弃物和痰迹。没有护理员，医院从马路上找了两个农民来为病人端屎端尿喂开水，两位农民的手也是黑的，还捏着个烟头。

    大夫初步诊断病人是颅骨骨折，却不敢动这个大手术。

    这就是全县最好的医院了。可这样下去病人只能是等死。陆建华提议说，咱们调直升机吧，不然再坐16个小时汽车颠回重庆，病人根本挺不到那时候。同去的人说，这不可能，想都别想！调直升机得通过中央军委。

    那你说怎么办？

    陆建华第一次发现，在这样一个深深的大山里，面对此情此景，自己完全没有了在北京时的潇洒和机智，他变得束手无策。

    让他更为沮丧的是，两个星期后，当他告别黔江，再次回眸这块极其秀丽的山水和极度贫困的人们，陆建华依然感到束手无策。

    “我们这种人指手划脚惯了。但是要真出主意，就要好好琢磨了，不然人家没法操作。到黔江，我们从概念上推导，你们这里交通太不方便，有东西运不出来，那么好吧，先修机场。人家说，我们规划了，可这个项目老是批不下来。不是靠近长江吗？我们又建议用水上飞机，一算，水上飞机从日本进口，一架约1000万元，投资太大，不现实。那就修铁路吧，人家说，专家早就来过了，说修通这条铁路得20年。得，你说我们能干什么，我们提的建议人家怎么操作？他们固然需要新观念、新信息，但更需要具体的东西，需要更多的资金和项目。

    “与黔江人的交往，与我以前交往的人完全不一样，与我以前调查的社会学对象也不同。在这里，强烈的求富求发展的愿望与人们视野上的限制和技术上能力的限制反差太大。但以后对黔江的事我们都会关注的。”

    回到重庆，陆建华主笔写下了《关于加快黔江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

    我到重庆的那天，他刚从乡里回来。说是解决农民土地承包纠纷去了。

    “这类问题你个书生能管得了吗？是不是只能打官腔？”

    “我打官腔人家也觉得不像那么回事。这种事情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也看不出来哪块地更好一些，无非就是几十公分大小的事。可农民特别在意。一家拉着我说，你看他们家一直占着我的地，现在又往这边挪了。再听那头，那头也是这一番话。问干部，干部说，唉呀，这事还是老支书干的，我们也搞不清楚。”

    “你没让他们上法院？”

    “我不主张他们打官司，成本太高，而且都是乡里乡亲的，本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尽是一时的情绪。我就先和他们聊别的，聊聊孩子上学的事。再跟他们聊出去打工的事……”

    “你说话他们听得懂吗？”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们区是城近郊区，79％以上是农民。我经常下乡，看到农民家的灶台上都是苍蝇，20多岁的大小伙子就在那儿晒太阳，那张脸完全是漠然的，对外界毫无兴趣。出去干嘛？太累，有一顿就吃一顿。这种状态不行。可是我找不到语言来说他们。在重庆挂职，语言是一大障碍。当地的干部语言有特色，我不会说。我的语言对于他们是新奇的。比如我要劝说他们出去看一看，一年前我只会从大道理开始讲。我会说，你在这儿呆着，不行，政府的救济是有限的，你还年轻，到外面去，再苦也比这里好。今天，我就会说，你看，你的邻居家买电视机了，做棒棒军不是也很好吗……”

   

“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吃过晚饭，陆建华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重庆的夜生活吧。同行的还有他的北京单位上司和同事。两辆破旧的奥拓出租车拉着几位北方人，吃力地在山城的路上行走，一到爬坡的时候，就突突突地冒着黑烟，不知道是坡太陡还是汽油的质量太差或是发动机过于疲惫了。快到嘉陵江大桥的那个坡时，汽车着不起来了，我们只好下来帮着推车。每发动一次，都有一股脓脓的废气向我们扑面而来，和着夏夜里重庆空气中的热浪和尘埃，让人感觉烦躁不安。连着几次下车推车，我们终于不耐烦了，只好换车。

    汽车再次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了一个极为绚丽豪华的广场上，四周是高大的富有异国特色的现代建筑，脚下是考究的地砖，随着地形的不同，变幻出形态各异的姿彩，所有这些在眩目的霓虹灯照射下，似梦似幻。这就是重庆解放碑广场。

    我随陆建华进了一个大门，这是新开的啤酒城。。一进门，我立刻有了窒息的感觉，就像是20吨的斯太尔卡车拉了满满一车废钢管，突然垂直地砸在了另一个钢铁废墟上！那一霎那的重金属撞击声，就是我感觉到的啤酒城的音乐声。

    啤酒城成百上千的客人中，人人脸上绽开笑容，啜着清凉的啤酒，这里美女如云，花钱如注。

    我们忍不住逃走了。刚刚走到解放碑广场边上，几个拿着木棍绳子的“棒棒”凑了上来，看我们两手空空，又走开了。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重庆，反差极大。咱们走出不到50米，这儿的房子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这儿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里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个现代化的超豪华的解放碑广场，然后说21世纪看重庆！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国家即便可以宣布实现现代化，但不等于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现代化。我所在的区也是一样，迫切需要发展。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区顶着压力修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说这条路不好。人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大开放大开发来提气，规划都很壮观很恢宏。但光有路不够，关键是路后面有没有可以支撑它继续发展的体系和结构。重庆也是这样，修一个解放碑广场，真是很气派，但是整个经济没有活力，这个东西就是虚的，发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气就没有了。

    “我们的政府应该务实，不然就会跟我们学者犯同样的毛病。我去看过一个县，有一个两千万元的项目，刚建好，就没用了，市场上不需要你的产品，只好放在那里，后来一个港商看中了那块地，就把机器当废品似的拆掉卖掉，一点价值也没有。两千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如果我们的县长、书记、计委主任，能像企业家那样考虑问题，这种事情就会少一些。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理性的思考，是务实。如果一个企业家对市场预测不准，他的代价是他的企业资产。而政府官员个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我原来也是追求终极价值的人，考虑的是民主的问题、公平的问题。到了重庆之后，我感觉，在考虑终极价值目标之前，首先需要解决具体技术的操作问题。

    “广东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就是有了一个反差强烈的参照———香港。重庆没有这种参照，那么就自己走出去，有条件的也应该到国外看看。”

    “1000多万川军在沿海各省，你认为他们还没走出去吗？”

    “太不够了。在别人看来，我们这儿已经很解放了，零地价，外资来了就要。够解放了吧？但是人们在行为意识上、工作作风上，拖拉扯皮、任人唯亲、官本位、低效率，很难克服。去年重庆和成都引进外资的规模据说相差两亿美元，就是因为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已经确定要在西南设点，和重庆谈得差不多了，最后确定设在重庆某区，然后和区里谈判，区里认为这是块肥肉，要狠宰一刀，把地价抬得高高的。人家调头就去了成都。因为成都人专门来重庆，找到摩托罗拉，提出给它零地价。这次中国人民银行撤销省行建制，设立西南分行，又设在了成都。这都说明了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形容重庆的投资环境是：满天的飞机找不到跑道。”

    “重庆现在真的是满天的飞机吗？”

    “相对一年前来说是这样的。投资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犹豫不决。为什么？”

   

“朋友们说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保守派”

    我到重庆的前几天，重庆的市长接见了博士团的全体成员，因为代职的期限已经到了，大多数人准备回北京继续读书或作研究。市长却很希望他们都能留在重庆。这些天，一些远在其他地县的博士们也都到了重庆市区。

    陆建华的南开同窗陈昕第一次到了陆的辖区。陈昕现在是三峡库区奉节县的副县长。他对我说他现在还不能回北京，起码还得呆一年，因为他正在县里搞企业改制，刚刚有点眉目，如果一走，这么大的事就完了，就把那些来投资的商人们涮了，也把工人们涮了。

    陈昕的北京所长劝他收拾收拾回北京吧，所里还打算用他呢。

    陈昕说，如果所长高抬贵手，我还是希望留下来，一年后，如果所里还要我，我就回去，如果把我开除了，我就只好另谋饭碗。陈昕一个劲劝陆建华也留下来。

    “你说我留下来干什么好？”陆建华很认真地问陈昕。

    “最好你能做主管经济的副市长。”

    “开什么玩笑啊，那是副省级！”

    陆建华说他很希望能在一个综合经济部门任职。

    陈昕在奉节干得很苦，一个月只有500元钱的工资，这是他在中国社科院每月的全部收入，博士团规定不许给地方增加负担。他说他最窘迫的时候5块钱挺了17天。这都不算什么，最难的是离老朋友老同学太远，那个地方到处是山，到重庆市乘快艇需要9个小时，下船的时候，双腿被江风吹得都动换不了了。但不管怎么样，企业改制终于了有眉目，成千的下岗工人也有奔头了。为了这个，他在最困难的人事问题上做了大动作，不合格的干部就撤换。

    “你不怕吗？”我问陈昕。

    “人嘛，一旦无所求了，就不怕什么了，我又不怕掉乌纱帽，我还怕什么，你说我是正人君子，说我吃喝嫖赌，随你怎么说，你要把我的官免了，我就回北京继续做学问。我无所谓。第一我不泡妞，第二我不贪污腐化，我的工作虽然算不上死而后已，也算是鞠躬尽瘁了，我还有什么呢？活到我们这个岁数，要是不干点事情还干什么呢？面对中国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觉得我们那些学问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重庆市求贤若渴，整个6月，市委组织部都在做博士团的工作，希望他们中间的一部分能留下来。因为他们确实帮助重庆做了不少事。

    老百姓的眼睛也一直盯着他们呢。早春的时候，江北区的挂职副区长卢后盾竟然以最高票数被区人大选为常务副区长，而他到重庆仅半年时间。半年里，他修了一条路，一条滨江大道。面对多少年来资金短缺的问题，卢后盾提出：“政府招商，以地建路，以路兴业，综合开发”，政府没掏一分钱，而是通过招商募集工程资金，然后利用沿线的土地开发受益补偿投资商。就这样，一条画在纸上十多年的滨江大道，一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数次的滨江大道，在卢后盾的手中，终于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滨江大道。卢后盾决定不走了。

    “陆建华，那么你又做了些什么呢？”我问。

    “我好歹把一个经济大国的领事馆给拉到了重庆。给开县引进了一个日本国的援助项目，虽然不多。这两天日元贬值了，我得打电话让他们追加投资。”

    陆建华难得有这么谦虚的时候，因为他干的不止这些。

    他说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进入重庆，参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工程，并帮助他们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国寺地区2200亩封闭式再就业工程开发项目建议书”；

    参与组建重庆产业设计院和重庆产业投资集团的部分计划筹备工作。陆说，重庆的产业结构太不合理，军工、纺织、仪器仪表，都没有效益，不改谁也活不了；

    帮助重庆市社科院编纂了第一本社会经济蓝皮书；

    策划实施了第一次重庆市市民环境意识调查。

    还有他的演讲会和报告会。在重庆的10个月中，就解放思想、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机构改革等问题，陆建华在重庆的党政机关学校和其他单位作了20多场报告，场面热烈动人。

    “可你是个副区长，你为你们区做了什么？你看你同来的博士，有的修起了滨江大道，有的建立了生产资料市场，有的解决了银团贷款问题，那么你呢，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我就像是个破冰船，可那冰层太厚了，我推不动。到重庆之后，我的角度就变了，我对微观的东西更感兴趣了。几大工程、几大规划是我坐在北京的会议室里就可以做的。我现在关注的是几千个下岗职工怎么办？企业怎么办？”

    “你一直在谈重庆没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这与你坐在北京的家中，读几份重庆资料或者来这里装模作样考察两个星期后形成的调查报告，结论会有什么不同呢？”

    “绝对不一样。更注重现实的合理性，也就是可操作性，而以前我可能只注重书本上的合理性。书本上的东西在逻辑上是很严密的。比如说支柱产业，我们要搞高新产业，这没错，利润高，是朝阳产业。比如电脑软件、生物、材料工业，你都没错，道理上是对的，但是在这里，需要有资金、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要想吸引这么多技术人员来这里，你得有住房、有好的学校、医院，人才吸引制度上就得改，这都要有钱，钱从哪里来？”

    “那么你现在不还是要提这个建议吗？”

    “不不，我不提这个了，我现在提的是要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不能走广东的老路，要有更高的附加值，我们这里有劳动力的优势。但这个建议又有几个考虑，第一，我们有没有培训系统，第二，我们能提供给人家的劳动报酬与市区的同样产业来说有没有吸引力，第三，我们这里是航空港，离市区18公里，我培训周边的农民与招募城里有过培训经历的人哪个更好。我就要考虑这些了。我会提出若干个建议。比如我们区很注意旅游资源的开发，我现在想的是要把旅游区的定位上一个档次，但是这是城里人度周末的地方，如果档次上去了，价格上去了，还会有很多人来吗？旅游作为本区的支柱产业，是不是合适。5年当中，重庆人的收入水平能提高多少，它的旅游市场不过如此。所以我现在变得保守了，对一些大的项目，包括大的旅游市场的开发都变得小心了。

    “朋友们说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保守派。”

   

“这些东西都跟陆建华有关系吗”

    我很想知道当地干部对他怎么看。我自己去找了另外几位区长。

    聂副区长是区里管农口的区长，在这儿工作20多年了。

    “我请建华在我们农口的局长会上，讲中国为什么要推进改革，为什么要改企业。他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对我们启发很大。他在理论上研究比较深，人们走到这一步，大家心里怕，不知道中央对这个怎么想。现在大家清楚了。我们18个企业，回去后半个月12个企业都落实了改革方案。有的已经完成了。这说明什么呢，只要理论上搞清了，政策方向明确了，就会加快改革。

    “我们渝北区的优势主要是农业。农业怎么搞，就是要推进农业产业化，他给我写了朱总理的一段话———搞产业化是农村的惟一出路。所以我们加快了农业产业化的开发，现在已经见效了。我们抓了几个示范点。搞了一个现代农业区，主要是要发挥我们城市近郊的优势，把生产、科研、观光连在一起，在现代农业上作示范。我请他为我请了5个博士，组成顾问团。我们引进了法国温控自动蔬菜栽培设施，以色列温控花卉栽培设施，采用国内外的先进设施，高度集约化，现在正在引进荷兰的脱水蔬菜设施。

    “整个区的观点是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你的优势产业，像我们区靠城里近，要搞肉类禽蛋、优质水果，推进产业化，承包荒山搞开发，公司加农户。中央领导看了很满意。我们区里直接抓了四个示范点。现代农业区设计完成，基础设施正在建设，引进12个项目，资金3亿5，国家林业局人来看了，说是找到山区脱贫致富的路。”

    聂副区长滔滔不绝，我在一旁听得直愣神。

    “这些东西都跟陆建华有关系吗？”

    “是的，是的，都是他建议的，这是他的思路，我们根据他的建议实施的。他把思路给我们理清了。我们经常愿意拉着他吹牛。”

    “该他分管的工作是不是没怎么做？”

    “做的，企业改革的事就是他做的。”

    “他也没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能推进改革？”

    “我们自己有两个顾虑，一是把一些企业从全民所有制变为股份合作制，性质上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大家心里没底。他讲了以后，我们都明确了。第二个担心是职工会不会有顾虑？觉得不是全民所有制工人了，没有靠山了。他说，现在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企业只要交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以前说全民是抽象的，现在自己来管理企业了。实行下来，职工还是很拥护的。”

    我问另外一位姓杜的副区长：

    “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一个甩手掌柜式的副区长？”

    “你错了，我认识建华真的感到很荣幸。他对我们整个班子在一些思路上启发很大，特别是一些思维方式。他不是远离重庆谈大道理，也不是谈很深奥的理论。博士团支援重庆，对重庆有相当深远的意义。重庆是中西部，信息相对滞后，博士团对我们就像原子裂变，起到了催化促进的作用，是长远的、战略性的意义。”

    我问陆建华：“你认为你到重庆来对你个人的成长有很大作用吗？”

    “好像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到重庆来挂职，是个转换，这种转换很有意思。我以前只往东部跑，1996年一年我就去南方沿海8次，考察、规划，在很多场合为沿海说话。这次来重庆我体会很多。中西部要有大的发展要有相当特殊的政策，比沿海还要特殊。从现在开始，我会在各种场合为中西部说话。但我不认为西部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中西部差距越来越大。不要以为20年可以缩小这种差距。

    7月，陆建华和其他的博士团成员应该回北京了。

    按计划，7月10号，陆建华应日本外务省邀请要去日本访问，说是陈昕也去。前一天，我打陆建华的手机，又是秘书接的。我很意外，怎么，陆建华还没到北京吗？

    没有，陆区长下乡了。

    又下乡了？

    抗洪，我们这里发大水了！

    我没再找陈昕，因水位高涨，三峡航道已连续封航多日，沿江军民严阵以待。陈昕肯定也在大江边上。

    在本文发表前夕，我收到来自重庆的消息，39位博士团成员已有20位表示要继续留在重庆，直接参与重庆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