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年前一文不名的下岗职工，4年后出资一千多万元把原厂收购。

    为了采访这个戏剧性故事，我来到重庆。

    这个老工业城市有种百废待兴的味道，漫山“陪都”时代的黑矮房子，穿破解放鞋的农民扛着扁担满街游走，麻辣烫的摊子在泥水里冒着热气，而新大厦、大哥大、磁卡电话和出租车也遍地都是。

    “下岗职工”、“下岗妹”，重庆到处在议论这个话题。重庆商报上有招下岗工的广告，街边摊子被无数昔日工人摆放……

    重庆到底多少下岗职工，各方面有数种说法。

    绕过烂泥水塘，挤过食肆菜摊，我来到100天前还叫“重庆无线电一厂”的大院前。这就是被那个工人收购的厂子，走进去感觉静，角落几间平房传来人声。十几个工人围住一中年人：“我父亲的医药费还没报销”，“我的安置费不合理”……中年人应接不暇，冲出人群。

    他是市电子局彭处长，清算组负责人，忍着性子与家困人穷的工人们周旋了几个月，苦不堪言，被人围挤辱骂、拨翻饭碗……现在终于结尾。

    他叹气：“大家都躺倒吃，一座金山也吃光了！”

    电子局底下的企业不少都停产、倒闭，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人来收购，这个意义上讲，收购者杨祥华，简直是大家的救星。

    杨祥华是重庆汇洋实业集团总裁，下属28个企业，经营金融、工业、商业、房地产等多行业，资产超亿。他是重庆市政协委员，还办一本极畅销的杂志《法制纵横》。

    “像一个工商大帝国。”有人说，可4年前他一贫如洗、一文不名。发展如此之快令人难以想象。

    为弄清个中奥秘，我采访了他的领导、他的部下、他的同事还有他，说法大同小异，但我还是觉得有点雾中看花，别人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事情，他两三年就完成了，必应有一些震天动地的招数。

    他今年38岁，最早是一个技校青工。一工作就在重无一厂，十几年当的最大的“官”就是生产调度。都说他不是什么人物，平平常常、和和气气、不言不语一工人。昔日工友对他印象最深一件事是，1984年工厂搬迁，不是搬运队的他，每天一下班就去帮忙，干了三天没要一分加班费，累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他最早经商是1993年，厂里与重庆饭店合作生产制冷机，他被派去当经理。当时街上看不到一台制冷机，市场看似不错。刚签了合同盖了章，国外制冷机大量涌进，卖价比他们的成本价还低，买卖没法做了，只好关门了事。

    回到厂里，厂子停了，他成了“待岗”工人──他说实际就是下岗工人、失业工人。关系在厂里，不拿工资，保一个全民所有制的身份。

    他是不轻易表露感情的人，干了十几年，一无所有。

    他走出车间、走过传达室、走出大门……后来有工人回忆，当时看到他眼圈红了。

    他家很困难，做了三十多年教师的母亲瘫痪在床，妻子只挣一百多，小孩一岁……他开始在饥饿线上挣扎。他到郊县买些便宜的糯米回来，捏成团炸了，滚上糖，做成“驴打滚”推到街头卖。一家人勉强糊口。但好景不长，各方刁难太多，街头痞子、“大檐帽”们纷至沓来，私下塞点钱好说，否则叫你买卖做不了。杨祥华叫苦不迭，不胜其扰，只得歇业。这次经验使他对商业上欺诈和不公平竞争深恶痛绝，种上颗以后诚实经商的种子。

    他摆张桌子开了电器修理铺，后来各种原因，修理铺也倒闭了。最惶惑时，有人介绍他进了一家小公司，汇洋贸易公司。他被派到离重庆不太远的合川做丝绸生意。合川有几个大绸厂远近有名，不多久他做成了几笔生意，合川人都知道有个做丝绸的杨祥华。又是好景不长，美国等西方国家限制中国丝绸品进口，大绸厂倒闭，主要做丝绸的汇洋公司也快完了。

    重庆那边，仅剩的几个职员愁眉苦脸，债务三百多万，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五个官司缠身，又是几百万被原告索赔……眼看就要四处逃散，店门关张，杨祥华回来了。同事们看他稳重能干，一商量说：干脆你来干吧！大家把他举成头。

    上任伊始就要解决官司问题。传票到了，他正躺在医院发高烧，躲是躲不了。实际官司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是前任领导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用人不当、公章丢失等等。

    他连夜赶到出庭之地，第一件事是买几本法律书———他毫无法律经验，不知官司怎么打。然后遍寻市面，找一个不超过30块钱的小旅馆。

    他抱病夜读，以便速成一个律师，自己给自己辩护———他说，连请法官吃一顿的钱都没有，哪有钱请律师？

    对方花大价钱请了两个大律师，而他这个没有背景、没有法律知识的工人只身出庭，结果出人意料地“赢”了。

    他采取的策略是不辩而辩、不争而争。

    他外表厚道，言谈诚恳，处处为对方着想，让对方减少损失，以至感动了对方，没有把怨气撒向汇洋。他们体谅这个为了养家活命、确实没有什么油水的苦命人的集合体，不猛追穷寇，甚至把债务一笔勾销。

    实际也不是什么策略，与人为善、广结善缘，是他的秉性。他沉默温和，走到哪都有好人缘后来人们评论说，他事业成功，大半是因为他的好人缘。

    “这个官司对我锻炼很大。”1997年末，杨祥华在他很气派的办公室送走了一批批来访者后对记者说：“我知道了谅解、诚意、守法的力量。”

    官司和债务问题解决了，但公司一直没什么过硬的项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直维持到1995年初。那时全国兼并风初起，他们仔细琢磨后，打算收一家汽车内饰件厂。他们没钱，全部财产就是一辆破长安“双排座”，仅有的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都让人查封了。但杨非常想要那个厂，他跟那个厂谈判，你们不是有几十万元债务吗？我们替你们还……实际没花一分钱就把这个厂兼并了。

    “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举债式兼并。”汇洋的安副总裁很为他们的创举而兴奋：“杨总犯嘀咕：我一个‘双排座’去兼并别人？那时我正替一个单位开车，他让我把车开过来，那是辆‘老上海’，坐上去谈判、签协议，多少有了点面子。而杨总用那个‘双排座’算做两万元做启动资金，启动了整个公司的命脉。”

    好不容易弄过来的厂子实际就一间小破厂房，一台液压机。但他们用它和全国23个汽车厂发生了业务联系。他们生产汽车里面一次成型的饰套，与东风、解放、奥拓……配套。当时这样的厂重庆只有两家，所以生意不错，赚了不少钱。他们乘胜追击，搜寻合适而又不景气的小企业，一些力不从心的业主也率众投奔。用杨的话：“许多朋友相信我，自愿投入进来。”

    汇洋集团初立，计有汽车内饰件厂、皮鞋厂、制衣厂、工艺美术品厂、汽车修理厂、妇幼卫生用品厂、电线制造厂……也就是说，在1995年下半年，因杨的个人魅力，汇洋从一个“皮包公司”状态短短几个月就成了重庆的工商巨人。

    一天，川东勘探局一伙人来找杨祥华，他们昔日走遍祖国山河为国找矿，今日吃不饱饭无着落。他们问杨有没有胆量？说有一个项目可赚大钱……您知道金属镁吗？那是现代科学的宝贝，顶尖的项目都离不开它，航天飞机、火箭、防弹装甲、高级汽车……咱们国家的钢为什么软，就因为缺少它。咱川东盆地一处地方藏着大量金属镁……

    杨祥华一天一夜没睡觉，下了决心，把那伙人收留下来。这是公司遇到的最大项目，私人开矿在四川也不多。他们先试着帮别人探探井。找他们干活的不少，那一片地下藏有金子和水晶。“慢慢干了起来，主要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谈其他。”

    这伙人是过去的“国家队”主力，现报知遇之恩，拼命为杨祥华干。金属镁矿已上马，是西南最大规模。出口渠道、销售渠道已谈成，并被列入全国星火计划，1998年见效益，今后恐怕要成为汇洋的金库。合并重庆机电设计院也很有戏剧性。该设计院国家拨款每年仅一百多万，但有资产三千多万。他们曾帮助设计杨的镁矿，主动找到汇洋要加入。

    他们是全民企业，在今后何去何从的大抉择前，全体员工投票。结果近百名牌大学生、老科研们一致决定，不要国家拨款，由全民转私营，集体下海，投靠杨祥华。

    杨感叹：“这些知识分子主动跳下海，确实不容易！那个院长马上要被派市科委当主任，但是不去，宁愿到我这里干私营。”

    科研单位整体转轨在全国是个创举，惊动了国家科委，司长率员飞抵参加合并仪式。

    规模搞大了，更需要钱，开始没一家银行向他们贷款，这是民营企业的天然劣势。杨就自己建了两家基金会（投资公司），谓之“血库”，向社会集资6000万元。用杨的话说，“负债6000万。”

    天黑了，会客室就我和安副总两人。他让我往窗口坐坐，说不用开灯节省点电。

    “我们目前必须找到能吃饭的项目。从最实际的开始。”

    公司上下都说这样的话。老是绷紧神经，念念不忘过去的苦日子。

    他们领导层和一般工人基本都是下岗职工，这些没出路的人抱团组成公司。

    “大管家”安副总，就是下岗后在社会上漂泊几年投奔杨总的。他是老知青，招工进了铅笔厂，那是非常好的厂子，重庆的先进。后来不知怎么质量下去了，生产的铅笔很奇怪，铅芯不在中心，转笔刀削着老是把笔芯卡断。当时他被借调出去，没几天回来，发现工厂关门了。

    “我们那个铅笔厂1600多人全被扫地出门、自谋生路。每月去拿75块钱，还经常拿不到。我在那儿干了快20年，青春全捂里头了。”

    他帮人开车，栉风沐雨，后又开起出租，但在重庆不好干，那时没什么人坐，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也挣不了几个钱。又到一个丝绸厂干，勉强为生。在那遇到了正做丝绸的杨祥华。汇洋开始也不景气，他们绑在一起苦斗过关。

    “几个月没发工资，那时真拼了，要不然就没活路了！公司上下从那时起就没上下班的概念。杨总没黑没白，住在公司大半年，除了是公司经理，还兼保卫。随后我也住了半年。我们的司机既是办事员，又是接待员，送信、批文、盖公章都是他，见活就干，大家真正以公司为家了。”

    安副总说，杨祥华最大的特点是特别有涵养，这也是人们信任他的原因。公司起步时，伤我们的人很多，他从不计较。他说尽管他们伤害了我们，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以后还要和他们联系。不要妇人一样斤斤计较。还有一些职能部门老发生“肠梗阻”，他就教导底下：能让就让、能忍就忍，夹缝里求生存，要习惯像日本人那样见人就鞠躬。在部下眼里，杨差不多是个伟人，大家都特别佩服他，说他整夜整夜不睡觉考虑公司事情，思路特别清楚。做事不像其他老总，没有架子，吃喝嫖赌一点不沾，至今不会跳舞。每天，在其他大款灯红酒绿时，他回家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他抚摸着老母的腿、手，一两个钟头陪着说些细琐的往事。安副总说：“我一陪他回家，就感到那母子深情……任何人一提起治瘫痪的医药，他必追问到底，想法找到。”

    安跟着杨干，头发都白了。现在公司气派了，在大办公室里，他们吸着烟，走来走去，应付着千变万化的市场。

    人道是船小好掉头，他们是船大也好掉头。那个最早给他们带来生机的内饰件厂原来只有一个竞争者，现在有600个，汽车厂大喜过望，把他们都封为配套厂，呼来喝去，收到那些小本经营者辛辛苦苦做的货，想给点钱就给点，不给你一分也拿不到。这等恶劣局面到来，汇洋马上刹车。杨早有准备，工商贸几十种项目一起上，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公司上层脑子很清楚：生生死死是必然规律，现在兴盛并不代表以后不衰败，不适应市场的坚决砍掉，不能像有些国有企业一样动动不得，拖也得拖死。

    杨这个人生意上果决；但情感浓重，有报恩思想。去年一天凌晨4点，他在睡梦中接到北京朋友的电话──小平逝世了。他马上通知全体干部6点以前赶到公司。其他单位上班时，看到他们布置好的灵堂还不知怎么回事。举国追悼时，江总书记致悼词一个多小时，他看着画像一动不动也站了一个多小时。

    “我忘不了那一天，2月25日。”

    重庆无线电一厂是市电子局最大的企业，七八十年代曾经火过，主要产品收录机风行市场，后来国外产品大量涌入，相比之下，他们的东西质低价高，从此走下坡路。歪歪斜斜坚持到1994年停产，1995年正式宣告破产。

    走进厂办，但见锦旗奖状满墙，昭示着过往荣誉。张书记和魏主任仍坐在办公桌前，做最后的坚守。

    “我忘不了那一天，5月18日。”张书记回忆：全厂职工坐在大礼堂，法官在台上宣布：破产。死一般寂静，待一会就哄了起来：‘死也要死在国有企业里！’也有几个赚了不清不白钱的喊好。有几个躺在了地上，有几个疯了。会散了，我看一个女的还趴在那就去扶，她突然大笑起来。她才三十多岁，过去从不迟到早退……”书记叹息：“我们这个厂，关键是管理好不了。私人关系，纵横交错，有的人一家七八口在厂里。难啊！”

    他希望交接事宜快点完，他好早点去打工。他技工出身，有人看中他的技术，答应给1500块薪水。“脱去政工干本行”，他说。

    这时，杨祥华过去的车间主任（分厂）老秦进来。破产后他个人干了个厂，生产电子打火器，安置了十几个人，生意不错。张书记说：要是原来这样管理，你那分厂也不至于那么惨。秦说：上面管得死……

    可就这个厂的普通人中出了些人物，除了杨祥华，还有一个叫胥文义的，搞电子产品，现在资产好几亿，超过杨祥华。局里想叫他收购716厂，而市里打算叫他把整个电子局都收购了。

    上亿的还有一位，而几十万的小老板有几十人。但成功比例不过3％，都去做生意、跑江湖，为什么大多失败？杨祥华解释：“现在市场不成熟，竞争不规范，过渡期任何怪现象都有。搞些乱七八糟的，这是大家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社会环境能使普通人成功，也能使人尖子失败。总之，老大一个电子行业苦不堪言，23个企业除了一个生产军品的，大都停产。彭处长诉苦：“欠银行二十多亿贷款还不了，银行再不贷款，就像没了血液。只有通过破产兼并来减轻。”

    上面原想行业内收购，但没人出来。后来又希望其他行业的国企，但没一家应声──国企大都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拉兄弟一把。只好公开拍卖。

    杨祥华是被迫上阵的。

    《重庆日报》刊出拍卖广告后，有25家企业看中了这个低价的大厂子。大多是民营企业。电子局反复考察其中的实力雄厚者，最后选中一家，并签了协议。这在重无一厂引起轩然大波，职工们表现出强烈惊恐，“怎么能去生产摩托车？”“我们被出卖了！”于是成群结队到市里请愿。

    又是请愿的，市里干部有“一朝被蛇咬”之感。前不久重庆一家国有大企业被收购，签约地点改了三次都被冲击。现在局面还一塌糊涂。

    上层紧急决定，一定要让工人满意！让工人投票选择自己的前途。

    杨祥华本与拍卖无关，安坐家中时，昔日工友来找，领导劝说，希望他出手相援。他动心了。

    有部门劝，秘密签约算了，免得生事。杨拒绝，他要提前半月公榜，出师有名。

    被搞怕了的清算组，把汇洋和那家已签约公司的情况和承诺，图文并茂地贴到厂办公室外。每天从早到晚，厂职工携小扶老，一家子一家子来围看评说。许多人反复来了好多趟，经常上百人聚在那里咬文嚼字、争论不休。投票结果不出人意料，绝大多数职工选择了他们过去的同事杨祥华。

    他出价1380万元，26家中最高。

    这天，市领导和局领导庄重入座，杨祥华在“转让合同书”上凝神签上自己的名字。此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6个小时。

    市里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非常满意这“无震荡式兼并”，但一直到这时，杨祥华本人还没跟全厂职工见面，有人不相信工人们见到他时真会和颜悦色、风平浪静。

    记者们想看到一种戏剧性场面，把全厂工人招请来，把摄像机架好。然后给杨祥华打电话：你敢不敢面对工人？如果敢，请来一下。

    10分钟后，杨疾车驶到。

    工人们先是一愣，然后爆发出热烈的寒暄：小杨你回来了？小杨你胖了……

    一些人当众提问，杨以特有的诚态回答。

    “这叫得道多助。我是善缘比较好。”杨有种不声张的自信。安副总也说：这次收购成功既不靠关系，也不靠实力，而是靠杨总的个人魅力。

    “这也是万般无奈啊！”市电子局贾秦英局长接受采访：“重无一厂收购的意义并不仅如此。它提示人们，国有厂如果不改制，都会走到这一步……”

    杨这个人比别人有诚意，确实不错！他说。

    安副总说：“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喊我们，拉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自己一个舞台。不管成功与否，心里很踏实。与在老厂的感觉完全不同，责任心不同……”

    1995年破产后，重无一厂几百工人，退休、病退、调离、自找饭碗。后者可拿平均一万多的安置费，算是买断十几年的青春年华。

    他们差不多都把钱存到银行，然后四处漂泊打工。有些在朝天门、解放碑租个小门脸卖杂货，胆大的远到广东、福建跑单帮。

    只有36人一直守着破产的厂，直到来了杨祥华。张书记说他们胆小，也是恋家。

    一天，又有七八十人风尘仆仆回厂，把那一万多元交还，说在厂里干惯了，在外面不是个滋味。杨接纳了他们。原厂办魏主任说他们：怎么也割舍不了这个厂，终究是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