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这个年轻女子叫张璨，模样清纯，看上去还有一股子尚未退净的学生气。

    我很难把她的形象与“大老板”联在一块儿———有40多家分公司，横跨电脑、生物、房地产等领域，净资产超过4个多亿……另外，还说她开一辆红色奔驰，经常用这车帮别人送新娘；她投了500多万，在北京和平里的护城河上修了座“利民桥”等等。

    她是有本事还是有背景？她是怎么干成这么大事儿的？

    今年“三八节”，张璨去电视台参加晚会，有记者采访她，问她是如何成功的。

    “还真把我一下问住了。”张璨笑嘻嘻地对我说。

    “怎么成功的？运气好，净遇好人？一句两句我也说不清，我也从没好好想过。真的真的，我没什么好写的，写我怎么做生意，怎么经营，怪枯燥乏味的，读者也不爱看。”

    我说：“也许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觉得怎样，这样吧，你先说说看。”

    张璨仍犹豫道：“我真的是没什么好写的，要不，我先回家好好想想？”

    第二次见到张璨，她便认真地打小说起自己，说到父亲是个军人，自己在部队大院长大，受正统的革命教育。所以，1982年考上北京大学时，她自己报了个国政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谈起自己与众不同的大学经历，她顿时来了兴头，一下子“哗哗啦啦”地说开了，她说这段经历，是她“生命里的一次重要体验，也是一次磨炼的机会。”

    大学三年级的一天，张璨的父亲接到一封北大来信，让他到学校谈谈。他那个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都是学生干部的女儿，竟被北大注销学籍了！

    “把孩子领回家吧。”校方对他父亲说。

    张璨当时是北大学生会文化部副部长。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也就是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条幅那次，张璨是北大2000人集体舞的总指挥，一路边走边跳，规模浩大，她说光是午饭吃的面包，都得用公共汽车拉。张璨时年20岁，天之娇子，无忧无虑，心境明朗，充满活力，觉得生活很美好。

    但她突然被注销学籍了，全北大惟一一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说当时真有“天上地下”的感觉。注销学籍的原因是有人举报，3年前她曾考上了某大学但没去，第2年又考上北大。按当时规定，有学不上的考生必须停考一年。

    “当时知青跟应届生挤在一堆高考，考上了还不念，你也够胆大，够自信的。”我说她。

    张璨很干脆：“我就想上北大，我想我能考上。第一次高考前，我老莫名其妙地发高烧，没考好。也许我这人就是经常干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所以才成了现在这样儿。”

    宁静快乐的大学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不停地写申诉材料，找人谈话，上访，国家教委啦，人民日报，团中央我都去过，一直折腾到毕业。”张璨说。

    系里每周找她谈一次话，劝其离校。每谈一回，张璨就大哭一场：“我交床铺费还不行吗？”

    全班同学兴高采烈地去大连实习，不准张璨去。她说反正豁出去了，当时她两手抓住门框子，把老师堵在屋里，不让去，就不放你出来，眼看校车就开了，张璨才两眼通红地上了车。

    惟一一条路就是考研究生，才能拿到一纸文凭，但学校不出证明就没法考。“我当时真想跪下来求他们：给我一个证明吧，让我考！为什么人都那么心硬呢，怎么就那么不通人情呢？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幸亏有周围同学的帮助和关心，否则，我真会变得绝望，消沉，把社会看得很坏，把心里那点儿美好的东西统统打碎……”

    北大当时有个博士班。那会儿博士很稀罕，都是些从成千上万“知青”中冲杀出来的人，他们成了张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用他们的经验，智慧，帮没什么阅历的张璨出谋划策，大到陪她上访，甚至教她怎么进大门，怎么跟人申述；小到帮她订作息时间表，要她坚持上课；每天下午4点，还必须下楼跟他们一块打排球等等。

    有个博士给她写过一段话，鼓励她。十几年过去了，张璨仍能倒背如流：

    “一个人有一个美丽的外表，一个计算机一样的大脑，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我们会羡慕，但绝不敬佩；我们敬佩的，是那种历经各种磨难，仍有孩子一样的眼睛，有狗一般的忠诚……”

    “我能遇着他们，真是我的幸运。”今天，这些博士早已是所学专业的顶尖人物。张璨还跟他们保持联系，有人还成了她公司的总顾问。

    张璨高中时的班主任，为她的事在全校大会上做检查。这位老师最后说：“我没错儿，我相信张璨是个好学生，咱们10年以后再看。”

    别人把这话传给了张璨，她回忆说：“听了这番话，我才真正地坚强起来。”

    张璨于1986年7月完成学业。她没有文凭，只得到一纸说明，意思说该生被注销了学籍，但坚持上课，成绩合格……学校不管她的分配。

    在张璨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给她留下这样一行赠语：“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与众不同的道路”。

    张璨说刚毕业那会儿，真羡慕自己的同学，很多被分到中央国家机关当干部，她自个儿没着没落，到处打工。

    一天，她揣着别人给写的推荐信，到中关村的四通公司求职。路上遇见了个大学同学，同学的一句话，打掉了张璨去“四通”的念头。

    “干嘛去四通，不好自己干吗？”

    张璨被领到中关村一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正是炎热的夏天，房间里有个小伙子，光着脊梁，在埋头编写《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这个来自河北景县农村的研究生，后来成了张璨的丈夫。

    张璨由此下海。

    房子是租农民的，公司是借别人的，他们拿不出钱注册自己的公司。张璨办公司干的第一件事，是洗窗帘，粉刷墙壁，贴不干胶广告，把他们“英华经理部”的小门脸，收拾得干干净净。

    没有本钱，他们借上别人的电脑，拿到自己店当样品。有人来买电脑，谈妥价，交上钱，张璨他们便撒腿出门，飞快地买回一台电脑，一点点地开始原始积累。

    自己组装电脑，经常熬到下半夜两三点。累了，打个地铺或在沙发上歇会儿。他们是在广安门车站提货，因为常去，车站的小伙子都认识张璨，一见她，老远就喊：“大姐大姐，你又来了！”每回都先吊她的集装箱。一集装箱的货，他们几个人一会儿就卸完了，张璨说自己就是那会儿累的，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

    现在回想起早年这段白手创业的经历，张璨说：“那段时间干得最累，但也最开心和痛快。当时没想到要干多大多大，要挣多少多少钱，只是觉得新鲜，兴奋。”

    曾有几个行政学院学生，到张璨现在的公司参观，他们谈到将来去机关工作了，每天还得打水扫地，觉得特恐怖，怕自己的一腔热情被消磨掉了，他们认为张璨已是“过来人”，请她谈谈体会。

    张璨说自己在学校那会儿，也像他们现在似的，愤世嫉俗，对许多现实问题不满。“现在就是让我当个乡长，我也不敢当。乡长要抓工业，抓农业，治安环保，计划生育样样管，多复杂，多全面，我们懂哪个？”

    接着，她又不客气地说：“该打水扫地时，就得打水扫地；该忍受和忍耐时，就得忍受和忍耐。你熬到一定地位，你才能够有发言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是磨炼，体验，更是学习的过程。干大生意，不也是从小本经营开始？”

    她也承认有一夜暴富或一夕成名的事，“但那种事，只能一回两回，顶多是一阵儿。”

    腿勤手勤嘴勤，到处寻摸，她说自己最初做生意时，没别的招儿，就这。他们挣到的第一笔大钱，就是从沈阳一家废品仓库里寻摸到的。他们把人家不要的一堆旧油印机、印刷纸版、油墨等，倒腾了两天两夜，又吭哧吭哧地装满一卡车，运回北京，经整理擦洗，一转手卖了5万块。

    不久，张璨总算寻摸到一笔大钱，从一个基金会借到300万元人民币。

    张璨拿到这笔钱，又是兴奋，又是害怕，除了本金，她还要另付人家10％的年利，在当时可不低。她揣上150万的支票，去南方进货。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携带如此巨款，紧张得很，她把支票贴身放着，走前，缝了又缝。

    那会儿的电脑市场，如同一只巨大的总也吃不饱的胃。一台电脑2万元进，2万3千元出，最多一天的销售额就有30多万元。

    张璨坦然说，他们能干到今天这样，也是被市场一步步推动着走过来的，赶上了经济发展的好机会。但也并不是每桩生意都赚钱。开饭馆，就让她赔进去60万。

    张璨开过一个“红格子”西餐厅，苦心经营，什么招都试了，烛光晚会，生日蛋糕大派送等等，就是没人来。再把西餐改中餐，厨子从钓鱼台国宾馆请，服务小姐严格地培训，早点是包子，馄饨，稀粥样样有，张璨自个围上围裙，包馄饨，炸油条，还是不挣钱。她又请乐队伴奏闹腾，最后只剩下一台架子鼓。

    “都说在北京，是个饭馆就能挣钱，我怎么赔成这样儿呢？不成也好，如果顺着开饭馆的路走下去，那我现在顶多也就有仨饭馆吧。”张璨乐着说。

    几年下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公司———达因集团。张璨任董事长。

    在北京三环路边上的中国科技馆楼上，我见过这样一块广告牌，上边写着：达因合力。我问张璨是不是他们立的，她说是。

    达因一词取自英文DYNE，意为力的最小单位。那么达因合力，意思应该就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吧。

    张璨第一次怀揣150万元去深圳进货时，认识了一个也做电脑生意的人，这个当时已有上千万资产的老板，热情地邀张璨他们这些生意场上的“小字辈”参观他的别墅。“还带游泳池哪，简直像做梦一样，我当时想，自己哪辈子才能挣他这么多钱呵。”张璨说。

    商海行船，不进则退。几年下来，张璨他们已今非昔比，而那个深圳的老板，当年卖电脑，现在依旧卖电脑，没有什么发展。

    张璨认为，许多民营企业家创业之初所走的路都差不多，怎样上台阶，是中国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超越自己，惟有靠学习力的推动。”她总结说。

    1993年，张璨他们开始涉足陌生的房地产业，先在北京丰台起了两幢高级公寓，房子起来了，但他们不懂怎么很快卖出去。

    碰巧这时认识了一家台湾的售房专业公司，张璨请他们全权代理。

    人家首先做市场调查，搞得很细，连潜在的市场需求也要弄明白，跟医生号脉似的。然后根据市场可能有的购房者，对两幢大楼包装和定位，再培训导购小姐，设计展台展板等。

    1994年，中国北京首届商品房展销会上，达因集团以一个亮丽的名字，推出自己两幢公寓———“城市经典”；再配以“现代都市传奇，三万元成家立业”的广告宣传，加上“24小时热水，40多个电视频道，保安‘巴士’服务”等说词，张璨他们那两幢本来地界不好，并无任何优势的楼盘，反倒成了抢手货，两个月就卖出了80％。为此，他们付给那家台湾公司800万元代理费。

    “以前，哪听说给房子起名儿，顶多是某某区，几楼几号。‘城市经典’可以说是北京头一次对建筑物整体定位、设计包装的。我们由此学到了一套物业营销理念，这800万花得值，就当我们交了学费。”

    打这以后，张璨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和房地产咨询公司———达因行。

    “读书是我的生活。”张璨说自己闲下来时，最愿意一个人看书。自打“下海”后，她没少看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书，像《创业十诫》，MBA教程等，都读过，但还是觉得杂七杂八，不系统，而且感到知识越来越不够用了。

    离开北大11年后，张璨重又回北大念书———读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

    “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正赶上我们考试。不少人像我一样是在职学习，考试那天，操场上停的净是好车，简直成了一道风景。可能大家都感到以前学的东西不够用了。就像这次亚洲金融风暴，我们没受太大波及，但下次还会这样吗？我们迟早要走向国际市场，不学肯定会被淘汰，就没法发展了。”

    她还说，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了，爆炸式的，“前几天，还请专家来公司给我上了一课，讲语音电话怎么过渡到数据传讯……”

    3月底，张璨准备请一些经济学者和专家开个有关“知识经济”的研讨会，“把我们在经营中，以前从未碰到的，别的民营企业也没碰到的问题罗列出来，给专家们做‘靶子’。”

    张璨还在自己企业做了件挺特别的事，从人民大学请了个企业管理的专家组。

    “他们是做学问的人，真能对企业有帮助？”我问。

    “非常有帮助。”张璨肯定地答。

    “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们干了所有我们干不了的事，我们不擅长的事。许多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还是挺落后，比如家族式管理等。创业早期可能还行，但越发展可能就越力不从心。专家组对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我们从创业初期的那种只要我振臂一呼，大伙就冲呵杀呵的‘游击队’，改造成了一个科学有序、正规化的集团军。”

    我说她：“你干公司，怎么跟做学问似的，怪不得有人说你是个学生味儿很足的老板。”

    张璨一扬头道：“学生味儿？我不觉得学生味儿有什么不好。”

    我见到的张璨，没有涂唇抹粉的化妆，衣着也远不及街上那些时髦小姐，她应该很有条件打扮，光是身高，就有一米六八。

    “你怎么不扌到饬扌到饬？”我问。

    她答得也爽快：“刚挣着钱那会儿，也扌到饬着哪，穿金戴银，买好多衣服啦，我也有虚荣心啊，要找到有钱的感觉。我的朋友就说我：张璨张璨，你这是干嘛啊，你以为自己做得很大了？别眼睛只盯着国内好不好，跟国外的企业比，你这算什么呀？自己想想也是，这是干嘛啊，我又回到了以前的我。干企业，尤其是做老总，必须克制住自己的虚荣心。

    “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比如说头脑一发热，虚荣心膨胀，拚命要做大，本来能盖17层楼，硬要盖37层，结果企业“哗嚓”一下倒了。”

    几天前，张璨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连续剧，她说自己差点儿没乐出来：两个做生意的男人，有段表演：他俩开车上了一座桥，然后下车，一男人手里拿了几张纸片，大概是合同文本之类，很豪爽地甩给另一男人，嘴里还蹦出一句硬梆梆的台词：“你嬴了！”于是成交了一笔生意。

    张璨忍不住地又乐了，她说：“做生意哪里会是这样，实际上很枯燥，是要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做的，要耐得住寂寞，得不断地学习。另外，我有一群真正的朋友，他们懂经济，有经验，头脑冷静，眼界开阔，时不时地提醒我，点拨我。如果我有什么成功经验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是别人智慧的实践者。”

    采访张璨的一天下午，两人相对坐着，我正忙着往本子上记，突然听张璨道：“你看，多好！”她朝落地玻璃窗外一努嘴。

    窗外是片绿地，草正在返青，树正在暴芽，这是个安静的午后，阳光明媚，春意浓郁。

    的确是个能令人心情轻松宁静的时刻，我们随便闲谈起来。这个下午无意间开始的聊天，比跟她谈怎么代理日本EPSON打印机，如何营销美国康柏电脑，销售额多少，投入多少，产值多少要有意思些。

    我问她：“如果当初你真分在国家机关，没准儿现在还下岗了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庆幸？”

    “也不是。”她答。

    “国务院机构改革前，我还是觉得当干部好，铁饭碗好，看看那些同学，多安定，不像我，每天都在一种压力下生活。世事无常，商海无情，破产倒闭的事常有，你看香港的‘百富勤’，干得多火呵，还不是突然宣布破产了，老总痛哭流涕的。说不清将来怎么样，能做成什么样。我自己现在的心理，可以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形容吧。”

    张璨他们曾花550万修了一座公益桥；投100万建全国第一个志愿者服务站，无偿接待过一个来京治病的白血症患儿等。在北京知春路42号的达因总部里，有两件挺特别的东西，一个是公司的长年捐款箱，员工在自己特别纪念日，比如生日，结婚纪念日，早晨上班时会往箱里搁点钱。另外就是一块黑色石碑，上刻这样一段话：

    “扶助弱者，为我所愿；解危济困，尽我所能；处事为人，礼让宽容；以己之所能，倡导社会的理解，互助，兼爱之风。”

    张璨说有一次，他们去怀柔扶贫，送米呀油什么的。她去了一个伤残老军人的家。看上去老汉晚景凄凉，生活贫苦，同去的记者问张璨有何感受？她坦率地答：“我并不觉得人家可怜，需要被扶贫的倒是我们，你想想看，人家参加过天津战役，是共和国那段历史中的一员，为理想流过血，英雄般地活过，人家有自己值得回忆的往事，我们到老了，有什么可回忆的？”

    1996年5月29日，晚上7点一过，张璨的BP机轰炸般地响了起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刚做了报道，张璨等10位青年，获得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业奖。第二天上午10点，一束鲜花和一张粉红色的贺卡送到了张璨的办公桌上，这是她高中的班主任老师送来的。

    “其实，我们老师对学生要求挺简单，她并不要自己的学生成为爱因斯坦或雨果那样的人物，也不要求他们当很大的官，挣很多钱。她只要求学生，能认真地做事，快乐地生活，是一个肯负责任，能善意地对待别人，帮助别人的人。”张璨说。

    她又说：“有人把做事跟做人分开来，我不这么看，这是没法分的。有时候做人比做事更重要，更难，事有做完的时候，自身的修炼却要一辈子。”

    “你看那些大艺术家拉琴，修炼到了一定程度，技巧就不重要了，演奏也不是目的，身心完全沉醉其中，拉琴成了享受和美妙的事。到这分上，那琴还能拉不好吗？”

    她说自己曾有过瞬间类似的体验，那是在北大念书时。

    记得是个春天的上午，上党史课，讲李大钊。窗外就是李大钊的塑像，阳光灿烂，树叶斑斓，熠熠烁烁。讲到李大钊就义时，老师特别动情，两眼盈出泪水。张璨说自己心里，突然涌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动，“对人能为理想，全身心地去追求而心动。”

    我问张璨：“许多人苦巴巴地挣命要的东西，像财富地位家庭美貌啦，你现在都有了，是不是心里挺满足？”

    “真的，我并不认为钱就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她这么回答。

    “有时我甚至觉得钱不是个好东西，假如我不那么有钱，而很有智慧，就不会那么叫人眼红，而是给我更多的尊敬。钱给了别人，我自己就没有了，而智慧给了别人，我自己还照样有啊。”

    我又问她，怎么想到又去社科院读个哲学方面的研究生班呢？

    她盯着手里的玻璃杯说：“房子，汽车，衣服啦等等，这些东西都靠不住，我觉得，到头来，人还是要找点儿精神支撑的东西。”

    “精神支撑的东西？那你找到了吗？”我追问。

    “不，”张璨道。“现在还没找到，慢慢地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