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情人节后的一周里，中国二十多家报刊争相登载一条消息：“红地艺术中心哄骗观众，情人节送人一支假玫瑰”；中央电视台也把“红地”经理罗丽满头是汗、百般辩解的形象送到千家万户。

    罗丽“臭名远扬”。罗丽孑然一身到文化部、文化局、艺术研究院、工商税务……替自己辩解。熟悉她的人说：“她终于出事了，再不出事就不应该了。”

    罗丽10年前西安美术学院毕业进京，分到《中国文化报》。她18岁入党、艺术学硕士、英语纯熟、大学里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本应在单位顺遂，但她有颗不安分的心，到处参与：办报刊、办画展、策划活动，与各界接触……几年后调到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中心。

    “罗丽要办企业了。”北京的艺术界一点也不吃惊，他们对这个梳着一头短发，到处游说的姑娘太熟悉了，戏称她是“中国美术界四大女金刚之一”。如果她不这样干反倒令人奇怪。

    罗丽那些日子兴致冲冲，从来她都是因资金短缺而英雄气短，从来她都是受企业家制约，她曾为办《艺术新闻》半月刊和《艺术市场画刊》双月刊远到陕西河南拉赞助，结果无功而还。

    她羡慕那些颐指气使、风度翩翩的文化商人，她总幻想有一天一个大款发了善心，给她一笔钱，使她能在更大的舞台上为中国艺术施展才华。缺钱给罗丽留下的印痕太深了。

    终于，她办了企业，名字叫红地艺术中心。

    她不忘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或者说高雅感：“必须深入进去，直观了解社会，收集第一手资料，不停留在做案头的工作。”她管她的经商叫“做调研”。

    她一无所有，不懂市场深浅，也没好项目，就急匆匆找了一个朋友借贷了两万块钱，把某演出厅画廊租了下来，先交了第一个月1万6千的场租费，用她的话说：“第二个月的租金在哪儿还不知道。”

    那画廊真是“画的走廊”，演出厅外暗淡的过道就是挂画的地方。几条这样的过道加上4楼一个小前厅，一年18万租金，同时每年还按百分之十的幅度往上长。

    她脑子满是过去美好的图景。这画廊确实火过，现在许多成名的、一张画就卖一二万美金的中青年画家确是从这个画廊走出来的。但那是什么年月？当时那些画家不被有关方面承认，美术馆也不展他们的画，他们求告无门，就纷纷找到这里。今天那些画家早已闻名中外，已有被国外大博物馆大收藏家收购的记录，一些小画商更是经常寻上门做地下交易。他们大把花钱，买了车，盖了郊外的大型画室，有的娶了外国老婆，甚至建了私人美术馆，早不把这个演出厅画廊放在眼里，况且那根本不是个正规展画的地方，光线不足、背景深暗，油画挂在那里突不出来，国画挂在那儿与整个演出厅的西式风格不协调。

    门可罗雀，罗丽不得不清醒了一些，把办展租金一再调低，一天800、600、500。

    来了一些人，但都是些同样做着艺术梦穷得叮当响的初出茅庐者。情况经常是这样：展了10天后结束，画家很沮丧，因为没有卖出去一张画。找到罗丽说：能不能送给你一幅画抵销场租。罗知道这画是换不来钱的，但也没其他办法，本应拿到手的五六千块钱就换回一幅估计谁也不会感兴趣的画。有人替她着急：“你应该要5幅而不是1幅。”她解嘲：我这个人不狠，所以发不了什么财。

    她是真善良，许多人看破了这一点。有一个青年油画家到她这展出几天后，不仅没交租金，还来掏她的钱。他可怜兮兮地求道：“买我几张画吧，我只差一学期就毕业了，没钱交下学期学费了！”罗丽这时还负着债，但出手大方，一下买了好几张。她说其实我知道他的画没有任何收藏意义，只是为了能让他交了下学期的学费，给画家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那画家感激涕零，说他会永世记着她的。现在那5张油画还在什么库里扔着，积满了灰尘。

    罗丽承包这个画廊是个决策失误，快两年了，画廊实际根本没卖出去过什么画，也没真正收到过什么展览费，却交了二三十万租金。这是个大亏本买卖！

    但罗丽辩解说，这对一个品牌的竖立还是有好处的。朋友数落她：任何人做生意赔了都可以说，啊，我竖立了品牌。那能行吗？

    公允地说，也不全是画廊的原因，这个时代就不是收藏艺术、欣赏艺术的时代。

    她没有改变心态去迎战经商后的复杂局面，“我还是很善良地按照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去办事。”这是非常珍贵的品行，但她忘了一句中国古训：“防人之心不可无”，特别是在“原始积累”、“初级阶段”的环

    境中。

    她讲了经商后“摔的第一个跟头”，估计这不是她第一个跟头，她很要面子，一定隐去了许多“走麦城”。

    “有一个多年的朋友，还是北京市青联委员，找到我说投资做演出，做我们的董事。赚了钱后按比例分账。我毫不犹豫答应。我到处牵线奔忙，做了一台‘九九艳阳天’的晚会。她投了一部分资，但我投得更多，而且是我在操作，本来钱应该打到我的账上，她说应该把钱拨到她的账上。我为了证明自己在金钱面前是清白的，不让她怀疑我在账上做手脚，二话没说就把钱全部拨到她的账上。

    “过了一个多星期，她走到我的办公室说，罗丽，这场音乐会你不应该得到任何报酬，我说为什么？她说为了再生产，投到下一场去了。本来我们说好是每场结算的，但我还是相信了她，又积极投入到以后的演出中。后来我们又做了10场演出，她还是一分钱不跟我结账。这时我才知道她是决计不给我钱的，她再也没什么托词了，就笑眯眯地对我讲：告诉你罗丽，账是可以赖掉的。顿时那漂亮的脸蛋失去了光泽，原来对方那么丑陋。我说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我不想再见到你！

    “通过这一次我知道，在商场中，我们以诚相待并不见得就能赢得对方的以诚相待。这我使看到人的复杂，在金钱面前经不起检验。”

    朋友们一开始就怀疑罗丽的性格不适宜做生意，社会上很多人在金钱面前是失掉人味儿的，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人的可恶一面与她性格上比较善良的一面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次罗丽大概损失了4万多元。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她并没有接受教训，类似的错误一犯再犯。

    去年，她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关心起民办教师来；为他们筹备了一场烛光音乐晚会义演，幸好拉了一笔赞助，垫付了部分场租费、演员费，同时请了很多民办教师。这时某电视台找上门来，要共同做这场节目。原来该台正谈一桩赞助，老板××答应给一百多万，在该台做一个“××号音乐特别快车”的定期节目。该电视台看中了罗丽这场义演，想作为给老板的见面礼，就跟罗丽相商，把这场音乐会改成以老板名字命名的“××号音乐特别快车”，并许诺以后的定期节目也有你罗丽的份，经济效益大大的……罗丽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电视台的一伙人呼啦啦来到晚会现场，把原来“红地艺术中心烛光晚会义演”的横幅取下，挂上“××号音乐特别快车”的大字。罗丽的朋友和工作人员提出抗议，电视台人劝道，音乐会不能挂两条横幅啊，大局为重！此时罗丽不吭声，还沉在电视台的许诺中。

    演出时，罗丽买来的许多小手电如烛光点点，那大老板上台讲话，企业讲话，某电视台上去答谢，就是没有红地的事。

    罗丽有些伤心了：“后来电视台在节目中宣传那个老板，提某宾馆，提某企业，就是不提我们。”

    没多久，就传来大老板出事的消息，赞助的事自然泥牛入海，电视台的人也不见踪影。

    那次演出后，罗丽精心做的捐款箱收到600多元钱，她专门借了辆车，跑了一百多公里把钱送到延庆县山里一个贫困教师家里。

    她不懂得报复，不会仇恨，对金钱没有喜极而泣的情

    感，在受到伤害后只会发出软弱的正义之声。

    文化市场非常险恶，里面“猫腻”数不胜数。一些场馆安排演出时间的人跟演出团体私下分账：我把好日子让给你，到时我占一个百分比分钱，钱流水般进了私人腰包。而留给罗丽这样安分守己、不明就里的经常是很糟糕的日子。更要命的是红地侥幸占了一二个好日子，签了合同，而且在半年前就交了数千的订金，还可能随时被更换，一场场好梦常落空。一次某演出厅演出部经理解除与罗丽的合同，把那个好时间给了他女朋友，等于罗丽替她交了半年的订金，好不容易到了日子，该来钱的时候了，他轻巧一踢就把罗丽踢到一边去了。

    罗丽来到演出部经理的办公室，显得很平和地说：“我们可以不要这笔钱，如果我是你，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会更多考虑对方，因为对方公司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极需这笔钱发工资、维持运转。我会牺牲我的亲属，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要表现出起码的公正，这应该是个品行问题。只有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才能对中国的文化事业有帮助。如果把周末、节假日等好日子都留下来了，给我们这些惨淡经营的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我们会非常困难地往前走。”

    那个经理有些不好意思：“罗丽，这个事情我非常对不起你，希望你这次能原谅我！”但拿走了就是拿走了，罗丽一席感人的话并没有改变局面，经理那位只不过是挣点零花钱的女朋友还是没把好日子还给罗丽。

    她比别人更多去讲究道义上的东西，按照她理想中的规矩办事，认为不必跟小人打斗，结果让小人利用了她的弱点。

    这种梦境中的高姿态表现在她各个方面，比如住房，她是研究生分配进京，本可理直气壮向单位提出住房要求，但在报社5年里她没提过一个字，至今也没向艺术研究院提过要房子。她单身一人，用可怜的收入租住北京的高价房子，有时就长年累月睡办公室的折叠床上。

    进京10年，她搬家不下三四十次，如果没钱了，就要把简单的衣物、书籍、破电视卷巴一下搬到一个更简陋的房子里。

    她的红地养了七八号人，不事挣钱，总弄些道义上的事，比如烛光晚会，比如赞助香港儿童合唱团与内地儿童联谊。这些都绝对应该，但或许她忘了自己和部下的生存。一切都能糊弄过去，最迫切的是没钱给部下发工资，她就把艺术研究院开给她的300多元工资转开给部下，还到外面打工筹钱。她给人写画展介绍，一条600字挣50块钱，一天一夜写了5条，还不够一个人的工资。

    “我知道我经营上是失败的，但我检测到社会的复杂性。”

    问题是，然后怎么样……

    我去罗丽的办公室时，她正与中国油画协会负责人张画家争辩，他是罗丽的朋友，看起来有些上火：“你不要看不起商人，我认识一个做公司的美国博士，他见我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商人……”

    罗丽经商后不甘心“沦为”商人，总认为商人的名字不好听。她说她愿意是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最不济也是一个有思想有知识的商人。

    张画家说：商人不是很难听的称呼。你不要认为商人没思想，学者们说说就算了，商人是全要落到实处的。比尔·盖茨那么聪明，那么有知识，但人们首先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不说他是一个科学家或一个学者。

    争论是因为罗丽突然要丢下经营，而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做一个挣不来一分钱的女性画展的艺术主持。

    那个女性画展在思想上被认为很玄乎──她们是一伙年轻漂亮、有才气的女画家，多年来愤愤不平，认为一直是男画家画女人体，也应该由女画家关照男人体了。她们打起了女性主义这面大旗，声称她们是“女性在这个时代很真实的声音”。她们近距离很真实地描绘男人体，同时也描绘女人体……罗丽对这种在习俗上稍微有些出格，同时在学术上刺激的事一向感兴趣。张画家劝她，现在正是两会，要出了事，可比你那“情人节假玫瑰”厉害。

    罗丽辩解：我们都是很真诚的！张急了：“有人写了反动标语，他说他是很真诚的，那能行吗？好的东西一定是真诚的，真诚的不一定是好的！罗丽你不能干这种事了！万一出点事，报纸一登，人家说又是红地。上级怎么想你？你头脑里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要清楚！”

    罗丽终于还是去做了那个画展的主持，把朋友替她策划、只要稍微出点力气就能赚到钱的“红地休闲西服”和已经见了效益的“红地艺术装潢”丢在一边，把还没处理完的所谓“假玫瑰”事件丢在一边。

    她在敏感问题上一意前行已不是第一次了，艺术，这个现在在大多数人心中很虚幻的词，在她心中却是一个光灿灿的词。她经常义正词严地说：为了中国艺术的推进……独不察人们的接受能力、自己已经负债累累。

    比如去年，已经囊内羞涩的她，又把“博爱的羽翼”伸到流浪艺术家身上。那是贵州几个在京的年轻画家，求她帮办一个画展。这些画家的作品大多数人看不懂，有一美名：试验性艺术。他们把北京当成巴黎一样的地方来寻梦，结果到处碰壁。罗丽心知给他们办画展是赔钱赚吆喝，出力不讨好，但还是答应下来。

    她不听周围人劝告：“我看他们也是正规院校出来，经过专业训练，也是知识分子，希望有所创新，但探索并不成熟。可怜巴巴找到我，我能一推了之吗？我再不管谁还管他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的作品也要经受社会的检验嘛。”

    她免费给他们提供场地，还出了宣传费，于是以片山为首的八人画展开幕在即，这些二十一二岁的画家们十分兴奋，印了请柬到处散发。

    正逢某大节庆，市里有关部门认为不合时宜，未让展出。罗丽又白忙一气。

    这样一个好人，也有“失足”的时候，她说“有时我不得不弄虚做假，大家都这样，成了一种普遍原则。如果你不这样做反而是不遵守游戏规矩。比如拍卖市场里的水分之大，是我过去当记者时想象不到的。当你亲自进去，你发觉那里面黑的就是白的。”

    罗丽他们一开始送画到某拍卖公司，经理看也没看就轰他们：这种画还送？

    后来吃了几顿饭熟了，经理把底透露出来：“大凡拍卖公司声称成交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假的，真正能成交百分之二三十就不错了。这里面有买方跟卖方相通的，有托方跟卖方相通的，有买通鉴定师的，不一而足。如果你想从中赚点饭钱，就听我的……”

    罗丽看到自己库里那么多积画，就范了。她忐忑不安地把20幅油画送去，到了拍卖那天，找了七八位朋友帮忙。这些汉子们不花一分钱就一人拿到一块拍卖牌。场上，他们装做互不相识，拍卖师手中一出现红地送拍的画，他们就竞相出价，1万、2万……7万，都是他们自己在喊，如果有一个外人随便说一声8万，好了，大家都不吭声了，这画成他的了。其实7万以前全是在托，而那人还以为争胜了，还以为收藏了一张好画。

    20幅画全“拍”出去了，实际卖出3幅，其他17幅都是自己“买”了。罗丽感叹道：“看起来这些画被炒高了，实际没有收藏价值，误导了投资方。大家都在这么干，海外的人搞不清中国艺术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摸不清深浅，所以不敢投资。”

    已经半年多了，她投资演出一赔再赔，“中国首届优秀女中音音乐会”，“中国歌剧珍品”两场都赔了，罗的话，“越学术越赔，越高雅越赔”。“火树银花不夜天”更是赔得一蹋糊涂，大概剧场里只有一二百个观众……

    她泛理想，轻信他人承诺，终于招来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她在那个演出厅拿不到好日子，就移师海淀剧场，终于拿到了2月14日情人节的演出权。她十分高兴，年前11月就开始筹办，满心想着高水平地演出一场中外情歌，给情人节一份优美的礼物。

    这场音乐会票卖得不错。可要打个翻身仗了。

    罗丽与中央民族乐团合唱团“团长”签了约（事发后，才知道他是合唱队“队长”，无资格以法人身分签约）。她特别要求演唱王洛宾的西北爱情歌曲和前苏联、亚洲、拉美的爱情歌曲。“团长”表示同意，按惯例他们团将拿到1万元的演出费。

    从12月初到2月初，罗丽等多次与“团长”讨论那些爱情曲目，似乎没问题了。红地将带曲目的新闻稿发给各报社。凭着以往投资给艺术团体，举办过40多场演出的经验，她认为这次必成功无疑。

    但时过境迁，国务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于1997年10月1日起实施。按条例规定，像“情人节”这种性质的演出，属于“营业性组台演出”，“应当由演出经纪机构承办”。而红地艺术中心只是一个综合性文化公司，不具备演出经纪人资格。罗丽没有研究过这个条例，只是满心欢喜地在经验的轨道上滑行。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按条例这竟是一场“违规演出”；她将成为条例生效后第一个被处罚的人。

    2月6号，那位“团长”突然通知红地，中国歌舞团将参与演出。罗表示只要是国家级院团就好。殊不知悲剧从这里开始，“团长”撇开本单位，以个人名义与中国歌舞团部分演员组台。

    到了2月14日下午，离演出不到一个小时了，“团长”还信誓旦旦，保证按曲目演：《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没跑，一定演。

    但那些歌舞团的人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演那些约定曲目。

    那些盼了好多天盼到这个日子、相依相伴专程而来的情侣们看到台上就那么几个面孔，演的竟有民乐小合奏，怒从心生。炸场！海淀剧场、罗丽都慌了。罗到后台找“团长”，他还是很镇静的样子，说返场时加演预告曲目。

    台下吼声此起彼伏，罗丽数次上台安抚，颇为狼狈。她又去问“团长”，得到回答，返场时加演，没问题！一直到演出结束，预告的曲目仍不见踪影。再问“团长”，他说有的演员探亲未归，有的演员不愿意唱。罗丽被一蒙到底。

    观众愤怒，聚集不散。红地和剧场只得答应退票，并加演了一场电影。

    事情还没完：有人告到某晚报，该报曾刊登演出曲目，编辑也有上当之感，颇气愤，令记者写出《送你一支假玫瑰》在头版刊出，影响巨大，各媒体纷纷介入。

    罗丽为这场演出先期投入了数千元，不承想却买到一支假玫瑰。她成了众矢之的，有口难辩。

    一天晚上，有朋友给她打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也播了。她脑子轰的一声，她首先想到在九江卧病数年的老父看了会有意外的。果然，当天晚上江西打来长途，说老父亲看了新闻后泪水纵横，以为女儿在北京犯了大罪……

    她一家家报社申辩，说国家鼓励她这样的投资人投资艺术，她是被人釜底抽薪。没有报社出来为她说话，而管理部门多次传讯，并要罚款三万……

    她笑中带着伤感：“两年商海搏斗，我遍体鳞伤出来，负债二十万，交上一篇调研论文。”

    罗丽要求有关部门就罚款举行听证会，如“维持原判”，红地无力支付，只能倒闭。眼下唯一支撑她的只剩下与艺术不沾边的“红地休闲西服”。正像那句名诗所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她仍充满理想：“我相信那些想在艺术市场浑水摸鱼的人终将被扫荡干净，真诚投资艺术的人会受到保护，未来属于有知识有理想的人！”